摘要：作为一个与外部世界交互作用的、具有内在结构的符号系统，佛教文化可分为信仰哲学、生存伦理、文学艺术与民俗、外在载体等四个层面。佛教文化具有历史积淀和动态演进两大结构性特征。在当代中国，佛教文化价值取向的提升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在新的语境下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对时代新元素的吸纳。

　　关键词：佛教文化内在结构价值取向　　

　　佛教文化能否为发展着的社会所接纳，不仅基于其内在结构的适应性，也仰赖于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互动程度。佛教文化在未来社会的立足和发展，取决于自身系统的开放和价值取向的提升，两者不可或缺。本文试图从系统结构的角度对这一主题作探讨。

　　一、佛教文化的内在结构解析

　　佛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有学者为此分析了佛教作为文化现象的三方面根据：一是从佛教的形成过程来看，佛教本身即是文化的产物；二是从佛教的构成要素来看，佛教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三是从佛教的社会特性来看，佛教符合文化学的理论规范，具有历史性、民族性、群体性等文化的一般特征。[1]也有学者提出“佛教文化统一体”范畴，包括四个层面：第一是佛教民俗化事象与佛教直观艺术层面。第二是佛教的物质制度与组织结构层面。包括处理政权关系和宗派教团自身管理建设的一切有关制度、仪轨。第三是佛教的精神文化层面。包括佛教基本理论、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道德规范的建构。第四是“中国宗教文化心理一一情感结构”层面。[2]

　　作为一种人类生存样式，佛教文化是一个与外部世界交互作用的、具有内在结构的符号系统。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内在结构与外部环境、特定人群体活动的契合。有学者从系统角度分析佛教文化的结构，提出佛教文化包括信仰、伦理道德、哲学思想、文学艺术、民俗等五个部分。[3]本文借鉴这一观点，把佛教文化分为信仰哲学、生存伦理、文学艺术与民俗、外在载体等四个层面。

　　第一、信仰哲学。它涉及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从词源角度理解，“佛”意味着觉悟，觉悟不可能是凭空而降，而是学习知识、开发智慧、消除愚昧的结果。因此，佛教教义中的“缘起、因果、求智、从善、平等、慈悲、中道、圆融”是佛教义理的精髓。一般来说，佛教哲学可区分为分别派、经论派、唯识派、中观派等四大派别。分别派、经论派归于小乘哲学的范畴，唯识派、中观派则属于大乘哲学范畴。作为一种哲学思维，印度佛教哲学由小乘佛教哲学到大乘的中观哲学和唯哲学；中国佛教哲学中产生的天台宗哲学、三论宗哲学、法相宗哲学、华严宗哲学、禅宗哲学可视为佛教哲学的新发展。

　　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佛教包含三个层次：一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生命观；二是“缘起性空，如实观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三是“明心见性，心外求法”的方法论。在佛教看来，事物是处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因果网络之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神”。其中的“空”字可以概括其真谛。佛教所谈的“空”主要有四层含义：一是空性。事物本性是空的，“缘起”有内因有外因，人有物质、肉体、精神，没有独立自体，因而为空。二是空理。空性上升为真理观就是空理。三是空境。把握空理就进入空的境界，很多人每天都很执著于自我，这就是悟空理。四是空观，也就是方法论。用空来观察事物，空并不是虚无主义，不是否定一切，不是零，相反，正因为空，所以才要努力，不断修行，做好人，做好事。[4]

　　佛教文化的信仰哲学是对人类生活实践经验的一种比较独特的总结。它的价值取向则是因果报应理论。善因产善果，“自作自受”是佛教徒内在信仰的核心。这种信仰哲学试图告诉人们如何从整体上认识自我、善待人生、观照社会；作为一种方法论，信仰哲学试图在人们的心灵中建立高深的智慧和宽大的慈悲精神，使整个生命系统在协调之中安祥平静。特别一提的是，佛学和中国古典哲学的交互影响，推动了哲学提出新的命题和新的方法。它以独特的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给予人们以新的启发，使人们得以解放思想，摆脱儒学教条，把人的精神生活推向另一个新的世界。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的。当然，佛教的信仰哲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性和消极玄虚成分。

　　第二、生存伦理。这是基于信仰哲学而衍生的行为伦理规范。佛教是以出世为导向的宗教。但它从产生时起，就存在于世间，因而必然被纳入社会发展的轨道，逐步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形成与社会相对适应的生存方式。在人生观上，佛教强调主体的自觉，并把一己的解脱与拯救人类联系起来。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德观，“一切众生，悉皆平等”的平等观，到“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奉献精神，都体现着一种比较积极的生存伦理。因佛结缘，淡泊名利，追求僧团内部和善相处，则体现的是一种与人为善、追求和谐的社会伦理观念。另外，佛教还提出五条基本行为规范，即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邪淫、不饮酒。其中前四条是维护人类伦理的底线。可见，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宗教，佛教重视伦理道德构建与培育，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合理性。

　　佛教追求的目标分三个层次，低级目标是人天快乐，中级目标是脱离轮回之苦，最高目标是达到大彻大悟智慧功德圆满的佛陀境界。[5]佛教文化中的生存伦理比较重视考察人生现实问题，试图对人生做出价值判断，寻求人生的真实，而不是只关注虚无缥缈的彼岸世界。因此，佛教文化的生存伦理蕴藏着一定程度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概念的分析，有着比较深刻的见解。

　　第三、文化艺术与民俗。从文化史的角度审视，佛教曾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另外，如佛教民俗化事象，如烧香拜佛、许还愿、吃斋念佛诵经、饮食礼俗等，已与中国草根社会紧密相联，成为一部分民众的基本生活习俗和社会交往方式。

　　第四、外在载体。就信仰的外在载体而言，分为有形之物和灵性人物两类。有形之物以石窟、佛塔和寺庙园林建筑为代表。以佛塔为例，按照佛经记载，建造塔有三层意义：一表人胜；二为起信；三为报恩。这一切无疑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灵性人物以佛、菩萨、罗汉及其四大天王为代表。四大天王是佛之世界的保卫、保安，“护法神”；佛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诸佛，罗汉有五百罗汉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最信仰的四大菩萨，即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峨眉山的普贤菩萨、九华山的地藏王菩萨、浙江普陀山的观音菩萨，也成为佛教文化外在载体的象征。

　　需要指出的是，信仰哲学是佛教及其文化的根基，生存伦理是这种根基的内化表征，而文化艺术与民俗以及外在载体是信仰哲学和生存伦理的流变形式和外壳。它们之间是源与流、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其中，佛教文化价值取向的变化既涉及信仰哲学的内核，也关乎生存伦理的基本观念，进而影响到文化艺术与民俗以及外在载体层面。

　　二、佛教文化的结构性特征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都是以一整套超人类、超自然的态度、信念和行为左右着人们的观念与思想。佛教从产生时起，就为社会一部分人所认同。佛教的发展史表明，佛教及其文化能否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信众的需求，与其内在结构是否动态开放有关联。

　　佛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经过长期的对立碰撞、交融渗透之后，终于逐渐发展成为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特别是佛教因其进足以救济苍生、退足以超越自我的精神内涵，暗合汉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氛围而得以生根，在长达两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6]佛教文化发展的两大结构性特征十分明显：

　　结构性特征之一：历史积淀。佛教及其文化的积淀除了其起源时的古印度历史文化烙印之外，更多来自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历史地看，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逐渐与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相互渗透、融合，隋唐时达到鼎盛。禅宗不同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积淀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佛教以翻译并解释经典为主要特征。在翻译经典方面的代表人物安世高、竺法护和鸠摩罗什，而在解释经典方面的代表人物则是道安、慧远以及僧肇。因为汉地所特有的文化背景，无论是翻译经典，还是解释经典，都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用本地所特有的语言表述经典，用民众所熟悉的内涵理解经典。佛教的本土化特色十分凸显。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佛教与本土文化之间的深度融合，并随着民众的不断迁徙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在这个阶段，佛教以创宗判教为主要特征。在中国佛教史上所出现的大乘八宗，都是创建于这一时期。比如，吉藏大师创建三论宗、智者大师创建天台宗、善导大师创建净土宗、法藏大师创建贤首宗等。这些大师之所以能独树一帜、建立法幢，主要在于佛教思想慢慢从被本土文化格义的局面中解脱出来，逐渐又回归到基本教义上来。[7]佛教文化在隋唐时达到鼎盛。禅宗不同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到明清，佛教文化已深深渗入传统的中国文化之中，和中华文化、中国思想水乳交融。博大精深、奥妙无穷的佛教文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哲学、伦理道德、逻辑、文学、艺术以及民俗民风、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等诸多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和积极作用。

　　结构性特征之二：动态演进。从规范角度分析，一种宗教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教义教理的发展与教团的发展。这两者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又存在着各自的发展逻辑。同样，与其相适应的佛教文化也具有其特殊的发展逻辑。爱因斯坦认为：“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它将是一种超越人格化神，远离一切教条和神学的宗教。这种宗教，包容自然和精神两个方面，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统一体，必定是建立在由对事物的――无论是精神，还是自然的――实践与体验而产生的宗教观念之上的。佛教符合这种特征。”[8]有学者提出了佛教的发展与发展的佛教的不同内涵，并认为在佛教的动态演进中，所谓“佛教的发展”，是指佛教的诸多构成元素和文化态势随着世异时移而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会有三类情形：第一类，有的佛教元素被同化为世俗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失去了佛教的特质。第二类，有的佛教元素在社会变迁中失去了自己生存的合理性，淡化于历史中，在后来的佛教发展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形态，如托钵乞食的生存方式（在中国）、不捉持金银的戒律等。第三类，形成“发展的佛教”。有的佛教元素则既顺应社会的发展，又保存了宗教身份，从而得以保留下来；还有的元素原来并不为佛教所认同，但在与社会博弈的过程中逐渐为佛教接纳，构成了佛教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沿革，佛教的发展是个不断进行的过程，佛教任何元素的变化都可以归入“佛教的发展”的范畴。但是，只有在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才能成为“发展的佛教”的内容。[9]

　　上述结构性特征表明，佛教是以出世为导向的宗教。它从产生时起，就存在于世间，因而必然被纳入社会发展的轨道。同理，佛教文化能否具有生命力，关键就在于能否顺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形成与社会相适应的生存方式。鉴于此，佛教及其文化的发展需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汲取时代的新鲜精华，适应社会及其信众的需求，进而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三、提升佛教文化价值取向的路径

　　在当今时代，佛教文化要发挥正能量，离不开与时俱进的价值取向。需要指出的是，佛教文化的价值取向提升，不仅基于目前佛教文化发展的现状，同样也是根据我国社会发展处于转型的宏观背景。这里所说的社会转型不仅体现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而且体现为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社会转型，不论其时间长度如何衡量，除了有形的经济与生活方式外，总是包含着从旧的、传统的价值观脱颖而出，进而创造并接受新的价值观。这种新的价值取向必然包含着与时代演进相适应的世界和本土的新元素。

　　一方面，就世界范围看，全球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政治现象。全球化不是某一时段上的状态，而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进程，它没有最终的状态和归宿。因此，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时空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的沟通和达成更多的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佛教及其文化如何走向全球化，并不是一个“伪命题”。在历史上，佛教曾在中国面对的仅仅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考虑的是如何与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问题。中国佛教文化正是这种本土化的结果。今天，无论是出于主动的自觉还是被动的无奈，佛教及其文化在走向未来的进程中，所面对的是在与儒家和道家思想相融合的基础上，既有汉传佛教如何与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互相借鉴、优势互补的问题，更有佛教如何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西方哲学思想互相交流、取长补短的问题。在这一进程中，中国佛教及其文化要走向世界，就要深入世界不同的地域，学习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尽可能多地借用他们本土的文化，并以符合他们语言习惯的方式，翻译他们读得懂的佛经，从而慢慢让佛教在世界的每一个区域扎根，并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世界性佛教文化。

　　在与世界文化相互适应、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如何对待现代性，是佛教及其文化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历史地看，现代性始于17世纪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至今已成为在世界范围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制度和模式。向现代性迈进就不得不意味着和过去告别，为了追求现代生活，人们不得不离开或放弃原有的熟悉的生活方式。在这种预设条件下，现代性和传统性似乎成为了一种对立的概念。其实，现代性是对传统性的一种扬弃。因为，历史是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动态统一。从这个意义上审视，现代性同样包含着积极和消极的双重特性。当然，在现实中，富有积极特性的现代性元素占据主导地位，并对社会的发展起着正向的社会效应。吉登斯认为，从现代性特征上分析，现代性与信任有本质的关联。[10]在东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伦理观念及其践履既存在认知上的差异，又具有某种共同的特性。随着时代的演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伦理观念与行为呈现交流、沟通和相互借鉴的趋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佛教文化的现代性适应与构建，需要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不仅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推动着社会文化系统的演进。包括价值取向在内的整个佛教文化的提升也不例外。需要指出，提升佛教文化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全盘否定佛教文化伦理中积极的传统元素，而是要探讨如何有机整合与提升的问题。就提升佛教文化的价值取向而言，包括三个层面的适应与优化：

　　一是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11]在当代中国，面对世界范围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形势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面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只有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汇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基本内容，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着力点，描绘出亿万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的精神家园。[12]不难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扎根于中华文化历史土壤，着眼于吸收人类文明共同成果和价值共识，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着眼于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人的发展提供根本的价值导向、明确的价值依据和评判标准。因此，在当代中国，佛教及其文化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必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汲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华。只有这样，才能使具有时代特征的佛教文化价值取向融入佛教信众、信徒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之中，进而起到价值引导作用。

　　二是解决在新的语境下对经典进行诠释的问题。历史地看，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南北朝时期逐渐与中国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相互渗透、融合，隋唐时期曾达到鼎盛。在表征意义上，尤其是禅宗不同宗派的形成，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禅宗在唐后盛行中国，并传播至日本、韩国等地，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根据。虽然同样是在中国，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尽管经典的内涵有它永恒的意义，但其中的内涵如何用符合现代人思维习惯的语言加以描述，如何用人们易于接受的方式加以表达，同时又如何对出现的诸多新事物加以研究，并给予符合经典内涵的诠释，这些都是在重新解读经典时要面对的问题。例如，佛法中依正不二、自利利他、自净其意以及佛性平等、菩萨心行等种种智慧和精神，都可以从当代意义上加以解读，使之成为实践意义上的维护生态平衡，倡扬社会风尚，提升人格形象的价值文化内容。可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赋予佛教经典以鲜明的时代气息，让佛教经典的时代价值得以充分的体现。

　　三是对当代新元素的吸纳。现代科技和物质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及全球性问题，为佛教在当代的复兴提供了可能。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文化一体多元的时代，这也为佛教及其文化的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作为佛教文化的时代使命，净化人心，促进环境保护、慈善救济，维护世界和平，无疑是当代基本的价值取向。因此，佛教文化中高度的文明自觉；对自心、自我的如实觉知；人文主义、科学精神；超越人性正负面的智慧的技术；多元多层次的结构和契理契机的精神等，与时代新的价值取向是相契合的。这就需要佛教承继无神的、理性的、宽容的、批判的精神和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的灵性教育的实践经验，积极汲取和消化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新元素，使之成为佛教及其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辛世俊:论佛教的文化功能[J].法音,1994(3):4-8。

　　[2]何云:中国佛教史是一部文化史、当代史和心灵史[J].佛学研究,1993(2)。

　　[3]方立天:佛教文化之结构、特质及价值.国学网[EB/OL],http://www.guoxue.com/?p=9025。

　　[4]方立天:佛教文化之结构、特质及价值.国学网[EB/OL],http://www.guoxue.com/?p=9025。

　　[5]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广论[M].华锐.罗桑嘉措释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6]姚俭建:佛教文化影响力与信众的信仰偏好：基于宗教资本视角[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5）：54-58.

　　[7]学诚:迎接佛教发展的春天――在2009汉传佛教讲经交流会闭幕式上的讲话[EB/OL].http://www.fjnet.com/jjdt/jjdtnr/200911/t20091119_141471.htm.

　　[8]Albert Einstein,1954, Albert Einstein:The Human Side, edited by Helen Dukas and Banesh Hoff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

　　[9]俞学明:“佛教的发展”和“发展的佛教”――从当代“少林寺现象”看中国佛教的未来[J].河南社会科学，2007（3）: 7-12。

　　[10][美]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6。

　　[11]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12]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3-12-24(1)。

　　The Buddhism Culture’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It’s Value Orientation 　
　

　　Yao Jianjian

　　(Shanghai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Shanghai, 200237)

　　Abstract: The Buddhism culture, as an interaction of a symbol system which ha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system with the outside world can be divided into faith philosophy, survival ethics, literature and art and folk customs, the external carrier from four aspects. Buddhism culture has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dynamic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moting cultural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Buddhism culture depend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compatible with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Buddhism classics; to combine with times new elements. 　

　　Keywords: Buddhism cultur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value orien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