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家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价值体系。借鉴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优秀思想，找寻他们在意识形态性、伦理道德性、涵养尚人格与培养爱国主义公民方面的一致性，总结中国传统家训育人机制方面贴近生活、从小抓起、持续灌输和知行统一等经验特点必然对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不无裨益。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家训；相融；内容；机制

　　中国传统家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两个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体现的是制度层面的建设，而传统家训文化更多地体现的是人们日常生活规范层面的要求。然而，从价值观培育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中华传统家训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理论渊源,饱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丰富“养料”。它根植于民族灵魂，时代传承不仅是维护民族团结、保持国家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亲和力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家训文化之间的同质相融性主要表现在内容和机制两方面。

　　1、一脉相承的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

    1.1意识形态属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做出的概括，也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意识形态是对过去和现在的整体性解释。

　　“意识形态既不是空洞无物的说教，也不是闲来无事的诗词，而是个人进入并生活于某个社会的许可证。”[[1]]在人从自然存在物向社会存在物转化的过程中，只有通过教化与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形成认同，才可能成为社会生活中合格的成员。在中国古代社会，广大家训训主们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训诫子弟、家庭成员的过程就是在传递社会意识形态，但是无论意识到与否，意识形态性都客观地、朝夕于斯，以天生植种的方式植根在中国传统家训之中。

　　从具体内容上看，中国传统家训历史发展进程中，帝王家训是家训的最早形态之一，帝王是家训训主，同时也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代表者。比如周武王在《康浩》、《酒浩》等篇中对弟弟康叔进行教诫，告诉他如何做一个好君王，如何保卫先王的遗业。《尚书》中的《梓材》、《无逸》、《君?]》、《立政》等篇亦都是帝王之家相与训诰的家训。《周易》原本是一部帝王之书，其初旨概以筮卜的形式表达帝王治国牧民、处断大事的道理，因而该书早时实为帝王之家必备的典籍”。并且据《尚书》记载，尧舜在进行帝位禅让的时候，首先考察的继承人如何处理家庭关系。舜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下，仍能“克谐以孝”（《尚书・尧典》），使家庭?A?A以治。舜在准备禅位给禹时，要禹“克勤于国，克俭于家”（《尚书・大禹谟》）。这种由家事而推及政事的情况，将家政与国政作了密切联系在当时是极受重视的。[[2]]这种家齐而后国治的用人选贤思路在后世专制统治中也产生深远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家训从一开始就是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社会伦理的三者融合，深刻说明了传统家训意识形态性的历史根源。历史事实也表明，但凡有作为的帝王将相无不对家族子弟教育倾注大量心血。帝王家训在家训萌芽产生中的地位、作用在客观上确立了家训意识形态性的先天历史属性或使命。

　　“家训的内容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充实。家训作为与学校、社会并列的三大教育体系之一，形式上虽在家庭内部进行，但其内容本质上却是社会的。”[[3]]不论家训如何发展，无论从何种角度认识理解家训，家训的核心教育思想取材于社会意识形态需要并受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制约。

　　1.2伦理道德本位

　　中国传统家训卷帙浩繁，内容十分丰富，其基本内容包括志存高远、刻苦学习、应世涉务、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勤俭持家、慎择朋友、睦邻友好、与人为善，等等。在这些丰富内容的背后，有一个不变的精神旨规：“教家立范，品行为先”（《孝友堂家训》）。

　　伦理道德性之于中国传统家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和中国传统社会“家天下”社会结构特征有关，家天下政治秩序的维护不是现代政治所推崇的法治精神、市民社会精神，而是泛道德主义。有两个发展路向：“由上而下”和“由内而外”。“由上而下”的是：皇帝宣称自己是上天的儿子，号称“天子”，所以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国之文臣武将也被暧昧的情意性道德关系包裹，号称“臣子”。由此，以“天”为最高家长，在社会政治精英那里形成了一个虚拟的家庭关系，这个家庭中的排序是从皇帝天子到各个级别、大大小小的官吏，是一个纵向由上而下的顺序，依靠“父子有亲”“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而推演出的“君臣有义”进行社会政治生活调节、规范社会政治生活秩序；“由内而外”的是：在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天然的伦理实体――家庭内，“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井井有条，向外推展，而至“天下为家”“四海之内皆兄弟”。

　　所以，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社会，“缺乏集团生活，是中国人倚重家庭家族之由来，此外并不须其他解释”。[[4]]费孝通进一步分析说：“举整个社会各种关系一概家庭化之，务使其情益亲，其义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会中者，每一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联锁起来。”[[5]]关于中国社会的伦理本位特征黑格尔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纯粹建立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行为各个层面，贯穿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个方面，同时也继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国民道德的精华，不但具有很强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且也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华民族传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公民道德基本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7]]除去伦理道德的社会阶级局限性，伦理本位特点正是中国传统家训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通相融的重要方面。

　　1.3涵养高尚人格

　　涵养高尚人格是中国传统家训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传统社会家长看来，“教子成人”是比“教子成才”更重要的价值追求。具体表现在诚信立身、勤劳节俭、友善和谐等方面，这些都可以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映照。

　　1.3.1诚信立身

　　传统家训认为“立身之道，第一要诚实。”[[8]]“人只一诚耳，少一不实，尽是一腔虚诈，怎得成人?”[[9]]“万事须以一诚字立跟脚，即事不败。未有不诚能成事者。”[[10]]人若不诚信就会辱没祖先，晋人羊祜在教子诚信时候说，“若言行无信，身受大谤，自入刑论，岂复惜汝？耻之祖考。”诚信笃敬是做人的根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八字是八个柱子。有八柱始能成宇，有八字始克成人。”[[11]]

　　在诚信的具体内容方面，一般家长主要强调交往诚信，孙奇逢认为，“勿欺以交朋友……朋友信之,己不信而能得之信,其谁与我?”[[12]]；商贾之家特别强调经商诚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万万不可“贩米而加以水,卖盐而杂以灰,卖漆而和以油,卖药而易以他物”（袁采：《袁氏世范》），否则，会自损阴德，“吾家世用纹银，不识煎销银匠，却亦自得便宜，用低银及串水米者，自损阴德不小，当切戒之”（姚舜牧《药言》）；在帝王家训中还有很多君无戏言的政治诚信，相传周成王小的时候，和弟弟叔虞一起玩耍，戏言封地给弟弟。周公知道后，严肃告诫成王，身为天子，决不能罔顾信义。

　　当今社会，市场经济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偏差。以金钱为最高价值标准的错误取向，导致一些人信用意识淡薄，商业欺诈、制假售假、偷逃骗税、学术不端、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对整个社会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致使社会信用成本大量、不必要地增加。面对这些严重的诚信失范现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诚信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是道德建设的基础。

　　1.3.2勤劳节俭

　　劳动始于人类谋生的需要，生产劳动的第一价值在于满足人的口腹需要。人要生存生活，必须要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免除饥寒，满足生存需要。因而，传统社会善治家者都对勤劳治生给予足够的重视，强调“人之有子，须使有业”（《袁氏世范・子弟须使有业》）。阐述劳动的义理教诫子弟，“民生本务在勤，勤则不匮”。 “惟力然后得食，未有坐而得食者。”[[13]]中国传统家训的作者多为读书仕宦之士，剥削阶级“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思想一定程度上禁锢人们头脑，但是，他们都能深远地认识到，人生富贵不能一劳永逸，无论贫贱都要有劳动观念、有劳动能力。许多富裕小康人家的家长更要求子弟要从事生产劳动，知晓稼穑艰辛。还要求家中主持家务的子弟能够勤谨于家中事务，如庞尚鹏要求池塘养鱼、耕田稻草、菜蔬栽种、置田薄租等关涉家庭生计之事项都要关心处理好。曾国藩贵为人臣之极以后，仍要求家中女子要谙熟女红，要求每人每年从老家邮寄一双亲手缝制的鞋子给他。这些要求虽然现在看来琐碎，但是从勤劳治生的角度来说却是必要的。

　　在财富消费方面，传统家训的作者都主张消费要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奢靡浪费会腐蚀人的心性道德。非常强调“需要”型消费，而不主张“享乐”型消费，认为享乐纵欲会毁坏人的心性，过分享乐必然导致贫穷后患。在许多家训文献当中都有司马光的名言“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这句话的频繁引用，既说明了人们对俭以养德的伦理认识，更进一步，从个人修身方面，赋予节俭与道德人格同一的意义。

　　1.3.3友善和谐

　　传统家训秉承了中国传统“和合”的文化精髓。友善和谐是传统家训的一个重要价值理念。许多古代家长都强调泛爱众而亲仁德的意义，“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朱柏庐：《治家格言》）

　　“满遭损，谦受益，此乃天道。”友善和谐要谦敬爱人，具有德性属性，也具有规范属性。谦敬对于主体自身来说，是一种内生美德，谦敬的规范属性在于它是构建一个理想道德生活秩序之必须。谦敬待人和睦家庭成员、邻里朋友要在三方面努力：其一，为尊为富不骄；其二，以己之短度人之长；其三，与比自身更强大的人比优长。

　　博爱还要懂得舍予，宁可人负我，不能我负人，“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14]]友善和谐也要对弱势群体有人道关怀。不能轻慢奴仆下人，对奴仆既要严管，又要善待。婢女大了送还其父母，无家可归者奉养其老。在青黄不接的时日，贱卖谷物，帮助穷人度过饥馑。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还指出要除了对孤苦弱势群体给予关怀外，还要善待牲畜家禽：“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肆杀牲禽。”总之，和睦中庸，避免争讼，不要倚强凌弱，是传统家教宽以待人范世精神的要求，做个心胸豁达的好人。

　　1.4孝亲忠君的家国情怀

　　与家国同构社会结构相适应，孝亲忠君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规范道德、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孝”不仅是家庭道德，更是社会伦理。家国一体，忠孝一体，因而，孔子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

　　“忠君”是“孝亲”家庭伦理的社会推演，也是家庭道德社会价值的实现。孝亲的基础是家庭血缘关系，承养父母是低层次的孝亲。人的本质属性在于社会性，人最终是社会中的人。在社会国家层面能够为君王服务，是一个人有所作为的表现，直接后果就是能够“光宗耀祖”，对于父母来说是莫大的孝敬，是大而全的孝，王昶戒子，“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宝身、全行以显父母。”（《三国志・魏志・第二十七卷》）“孝始于事亲，忠始于报国，移孝以作忠，即显亲以全孝，此谓之大孝。”（代州道后冯氏志传世谱）[[15]]。另外，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制度结构与精神结构上看，家国一体的社会生活模式也要求孝亲思想外推为忠君，所以，岳飞母亲在其背上刺字“精忠报国”，父亲亦训导他：“汝为时用，其殉国死义乎！”（《宋史・岳飞传》）这是最典型的在家尽孝，在国尽忠的表现。在父母的勉励下，岳飞同样要求自己的五个儿子，他们也个个屡建功勋。

　　在家为孝子，许国为忠臣，最终修齐治平，立德于史册。这是中国古代社会许多家庭的教育指导思想，由狭义的孝亲开始，到广义的孝亲――忠君，在这一过程的磨砺中，追求道德人格完满。“孝是引出其他各种德性的元德，有了孝，就是经受了考验，就能保证履行官僚制最重要的等级义务：履行无条件的纪律。”[[16]]所以，严复认为中国的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孝”上。在家孝亲，在外忠君，最终指向一己修身。

　　这种家国意识和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也十分契合。尽管，传统社会家庭越来越核心化发展，世家大族在现代社会几乎没有了，但家庭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的细胞，仍旧在国家、社会建设中发挥巨大作用。每个人都是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孝养亲恩的家庭伦理很容易推演到社会中的爱国主义情怀。

　　2、古今贯通的育人方法与机制

　　中国传统家训在育人、化人方面，有许多可资借鉴的方法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2.1贴近生活

　　综观中国传统家训，立足平常生活，语言平实、朴素，如司马光的《温公家范》一共有十卷，从其卷名看：治家、祖、父、母、子、女、孙、伯叔父、侄、兄、弟、姑姊妹、夫、妻、舅甥、舅姑、妇、妾、乳母，没有一件是所谓“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再如袁采的《袁氏世范》，一共有睦亲、处己、治家三卷，共205条，每一条所涉及的问题细、小、微，甚至“琐碎”，但问题都十分精深，“妇人年老尤难处”“孤女宜早议亲”“少儿不可带金宝”“少儿不可临深”“睦邻里以防不虞”，等等，这些来自对生活实践理性总结的经验，对日常生活非常有帮助，容易懂，容易学，容易实践。

　　传统家训文献几乎看不到空洞大道理的说教，以小喻大的道理，很多都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的，讲故事也是传统家训的一大特点，“梁元帝时，有一学士……”“齐朝有一士大夫……”（《颜氏家训》）“古人有丁兰者……”（《温公家范》，等等，《温公家范》“女”篇则几乎通篇都是一个一个的故事。传统家训以讲故事的方法教育子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典型，寻找最美孝心少年等方法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党中央在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宣传要求中，也强调核心价值观不是冰冷的说教，只有贴近百姓，带着温度，生动活泼，才能真正接地气、见效果。推动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一定要注意贴近性、对象化、接地气。[[17]]中国传统家训有很多都是动人的故事，讲好故事，事半功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要带温度，接地气。摒弃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叙述，努力挖掘家风背后的小故事，突出个性化表达，融入生活，在实践中感知和领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发挥作用。

　　2.2从小抓起

　　端蒙养、重早教是传统家训的优良传统，人生小幼，犹如白板，小幼之时，教育得当易成才，反之，早教不当，及至养成不良习性再纠正，不仅浪费精力、时间，更要困难痛苦得多。因而，除遗传基因影响无力更改外，传统社会的智士非常重视对婴童的早期教化，以至于在得知妇女怀孕后，胎儿时期就严格要求母亲进行胎教，以为未出生的孩子进行良好的社会化熏陶。

　　周文、武王的家庭早教开中国传统家庭端蒙养、重早教之先。后世家训训主都强调家庭早教，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诲，使为则为，使止则止”（《颜氏家训・教子第二》）。古代家庭对儿童早期德性德行教育重视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童稚时期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孩童受外界社会生活干扰少，对之进行的社会化雕琢将影响儿童一生，良好的品德、习性使儿童终生受用，“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教之以严谨，则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有所分别，则长无为恶之患。”（袁采：《袁氏世范》）“子弟童稚之年，父母师傅严者，异日多贤”（张履祥：《训子语》）。

　　在这一机制方法特点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同样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如果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如同空气和水一样“日用而不知”的存在，同样需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18]]就是在说，青少年阶段是人生成长、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是可塑性最强的时期，抓住了青少年，就抓住了未来，管住了长远。

　　2.3持续灌输

　　按照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一般规定学时完成后是可以毕业的。家庭教育则不一样，家庭是一个人终生依归的地方，家庭教育伴随一个人的终生。传统社会学校教育不发达，传统家庭教育相比现代家庭教育承担了更多的教育责任。持续灌输是一个非常重要方法、机制。

　　传统家训卷帙浩繁，内容十分丰富，其基本内容包括“1、孝亲敬长，睦亲齐家；2、治家谨严，勤劳节俭；3、糟糠不弃，寡妇可嫁；4、贵名节，重家声；5、勤政谦敬，安国恤民；6、清廉自守，勿贪勿奢；7、抵御外侮，维护统一；8、依法完粮纳税，严禁乱砍林木；9、立志清远，励志勉学；10、习业农商，治生自立；11、崇尚科技，贬拒迷信；12、审择交游，近善远佞；13、宽厚谦恭，谨言慎行；14、和待乡邻，善视仆隶；15、救难济贫，助人为乐；16、洁身自好，力戒恶习；此外还有养生、健身方面的训导。”[[19]]这些内容不仅在一部家训文献当中存在，在中国传统家训3000多年的历史中，在许多文献当中都不同程度地重复。如关于读书问题，史载清代陆陇其给儿子家书中说，“我虽在京，深以汝读书为念。”[[20]]曾国藩则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21]]明代王守仁，听说家中小辈学业进步，竟然喜而不寐。

　　甚至在同一篇家训当中，就相同类似的问题，也多次细致阐释。如袁采在《袁氏世范》中关于小孩子安全问题，一再强调“少儿不可带金宝”“少儿不可独游街市”“少儿不可临深渊”，等等。

　　传统家长锲而不舍、持续不断对一些问题反复著述论说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以朴素的方式论证了持续灌输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性。当前社会，灌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变动性前所未有。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态势错综复杂，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甚至会相当尖锐、复杂，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我们不用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共识去占领，必然会被其他意识形态所占领。正确的价值观不会自发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必然要经过持续灌输。

　　2.4知行统一

　　“知”就是深刻理解、全面领会，做到认知认同、内化于心。“行”就是在“知”的基础上主动实践、外化于行。“知”是前提，“行”是根本，知行统一是一条重要的道德教育原则。

　　传统社会家长认为，实践出真知，理论认识还需要实践的巩固和深化，否则就是死读书。如果读书之后，和没读书之前，做人的行为举止没有丝毫进益，这就不是真读书。要做到通过读书，改变自身气质品性，关键要时时以诗书为镜，反观自身，纠正错误，读书和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理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读书的人。”[[22]]

　　传统家训知行统一的德育方法，还特别强调父母教育的言行一致，认为父母榜样的力量具有巨大的暗示和示范作用。如康熙皇帝主张戒烟，在《庭训格言》中说：“法令实施，身先士卒”。自己早年也是颇能吸烟的，但是既然很多火烛事故都是由吸烟引起的，既然下了禁烟令，那么自己就率身执行。“家教以身教为重，凡为父兄者，先自立于无过之地，一言一动，皆为之表率，则子弟涵育熏陶，自无荡检逾闲之患。（《润州姚氏宗谱》）”[[23]]

　　马克思曾说，“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4]]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是教条和死板的理论，其本身就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特性，是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只有把内化了的核心价值观外化与行为实践，才是真正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参考文献：

　　[[1]]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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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19-20.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77.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0.

　　[[6]]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165.

　　[[7]]李小佳.当前强调核心价值观念的战略意义――访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N].解放日报，2014-02-20（001）.

　　[[8]]【明】姚舜牧：《药言》。

　　[[9]]【明】彭端吾：《彭氏家训》。

　　[[10]]王汝梅：《王氏家训》。

　　[[11]]【明】姚舜牧：《药言》。

　　[[12]]【明】孙奇逢：《孝友堂家规》。

　　[[13]]丁晓山.中国古代家训精选[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5.21.

　　[[14]]【明】庞尚鹏：《庞氏家训》，载《岭南遗书》，清道光三十三年南海任氏粤雅堂文字欢娱室刊本。

　　[[15]]周文复.中国家训――修身・治家・处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9.

　　[[16]]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08.

　　[[17]]刘云山.着力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EB/OL].(2014-01-16).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16/c_119004251.htm.

　　[[18]]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2）.

　　[[19]]徐少锦,陈延斌.中国家训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2-8.

　　[[20]]【清】陆陇其：《养正遗归》（补编），收入《五种遗归》，清光绪乙未（1895）浙江书局刊本

　　[[21]]曾国藩.曾国藩家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1328.

　　[[22]]【清】陆陇其：《养正遗归》（补编），收入《五种遗归》，清光绪乙未（1895）浙江书局刊本。

　　[[23]]周文复.中国家训―修身・治家・处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27.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