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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西化道路的不适用性
徐连明
学界普遍认同这一观点，即在新中国建立前的百年间，中国道路主要是资本主义化，或者说建国前的中国道路主要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前的百年内，民族资产阶级推动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而建国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内含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具备与时俱进的品质，是中国道路回归常道的表现。
一、我国的西方现代化复制之路与转型
孙立平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已经成为学界现代化研究领域的共识。“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不同于英、法、美等国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是中国社会内部现代性不断积累的结果，而是一种对外部挑战的仓促回应，存在着一个“冲击―反应”机制，亦可称作“防御性”现代化。对国人而言，被殖民地化的现代化意味着民族独立地位的丧失甚至亡国亡种，绝对行不通。因此“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导致国人觉醒并柳暗花明地走上了一条更为合理的道路，即社会主义道路。
二、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
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在有些方面暂时落后于西方，但并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落后。西方现代化道路有其优越性，但目前却越来越沉溺于全球性资源掠夺，体现为各种形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侵略，导致国与国之间愈演愈烈的纷争。因其霸权本性地不断显露以及全球能源危机的到来，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合理性与可持续性越来越受到质疑。
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可持续性在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不可再生性。西方现代文明及其所选择的资本主义道路需要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资源。过多生产，过多消费，更多消耗资源，这是个有极限的恶性循环。作为西方道路根基的西方文化也难辞其咎，它具有向外征服的性格，缺乏向内反省，成为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军事掠夺、技术掠夺或商业掠夺的价值观支撑。西方文化偏离了常道，它容许非正义在全球扩散，导致了资源的耗费、民族的纷争、利益分配的失衡。西方国家从世界各国廉价获得资源和财富以实现其现代化，它们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展，越来越呈现为一种不公平的发展、破坏性的发展，其意识形态将这种破坏称作增长。这条道路既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衡也破坏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三、中国道路在于回归常道
什么是常道？常道是与自然、社会、人心相关的法则、规律。荀子认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荀子・天论》）《晋书・夏侯湛传》中也提到“政有常道”，这说明常道的普遍存在。比如让社会财富的分配更为公正，贫富差距缩小，人民安居乐业又不至于操劳过度，便是常道的具体体现之一，如《魏书・食货志》“有无通则民财不?T，劳逸均则人乐其业。此自古之常道也”。以人心而言，去除妄心是常道。真心是不被外物所转，不为外物所蒙蔽；妄心则是在境界上所生之心。在个人，常道则是修身，“圣贤之学修身而已”（印光大师语）。在社会，常道是相互关爱、宽恕，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在国家层面，以民为本及追求社会公正、平等，实现社会正义是常道。人心的平和可以增进人际的人和，基础层面的人和可以影响结构层面的社会和谐，可见常道可以贯穿微观的个体、中观的社会组织与群体、宏观的社会结构，即可以表述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常是不变，即人心之大同，以此不变而应万变。
常道不可放弃？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意思是到了非礼仪之邦，处无法无天之地，也不应放弃走自己的礼仪之路。常道应该坚持，常道也是普适的，不能随境遇的改变而放弃。失去常道，曾经的文明人会走上野蛮之路。回归常道，野蛮人也可以走向文明之路。道路是否正确应该以道义作为评判标准，而不是利益的评判标准或“成王败寇”式的强权标准。
社会主义道路是常道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回归常道。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在于它对传统的精髓加以延续，摒弃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并具有时代进步性。要坚持这一道路，必须真正实践社会主义民本、仁爱、正义、诚信等核心价值观，能如此做，便是回归常道，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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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印光大师全集》，弘化社2006年。
3.徐泰来：《中国近代史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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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乔志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林》1998年第3期。
6.孙立平：《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努力失败原因的动态分析》，《学习与探索》1991年第3期。
7.许纪霖：《中国现代化史》，学林出版社2006年。
8.闾小波：《论中国早期的“防御型现代化”》，《江海学刊》1996年第6期。
9．祁龙威：《试论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化》，《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