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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 平，上海市台联原党组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摘要：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光复后发生的民众反抗国民党独裁腐败统治的社会事件，其规模之大，冲击之深，至今仍对台湾政治与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以中共台湾省工委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政治盟友在事件的一些关键场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台湾革命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使之融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为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准确描述中国共产党人在事件中的作用，完整记录其在包括台湾革命史在内的整个中国革命史中的影响，澄清被“台独”势力扭曲的历史，实有必要。
关键词：中共台湾省工委;“二·二八”事件;作用与影响
一.“二·二八”事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意义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0月25日台北举行受降仪式，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澎地区的主权管治。当天，台湾万人空巷，民众喜极而泣，压抑多年的祖国情怀尽情流露。但时隔年余，1947年2月27日，台北因缉私人员殴打私烟小贩引发民众暴动并燎原全台，史谓“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集中暴露了台湾蕴积的巨大社会矛盾，深刻反映了国民党当局施政与民众期待间的逆背现象。当时的台湾不仅与大陆一样，充塞着官场贪腐、军纪废弛、物价飞涨、百业凋弊，也有台湾社会特别凸显的被遣送回台军人失业、被日本霸占的房产林地索讨无门、民众参与管治的民主要求被漠视等等。民怨四起，终因2月27日的警民冲突而酿成遍地烽火。细究导致“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根源，固然与陈仪当局对社会民怨的失察、部分管治政策的失当有关，但根本原因仍在于国民党当局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本质，在于国民党统治的独裁、腐朽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和唾弃，“二·二八”事件绝非一般偶发的社会群体事件，而是深刻反映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台湾民众政治改革诉求的社会抗争运动。
“二·二八”事件的历史意义更在于，刚刚进入台湾还立足未稳的中共地下党积极应变，在事件的关键场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和引导“事件处理委员会”更好反映民众的政治诉求，指挥和领导知名武装队伍战斗至最后，从而使事件的政治性质悄然变化，成为中国人民追求民主进步和解放的伟大事业的重要一页。对于以台湾省工委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在“二·二八”时期的作用，国民党基于“反共”意识指责中共是制造与引发事件的“罪魁祸首”，“台独”派则视而不见，或强调地下党势单力薄无力介入，或突显抗争者的“台共”背景而强调与中共地下党无关。但观诸历史，当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虽羽翼未丰，立足未稳，但他们面对突发的社会冲突，凭借革命经验和斗争意识，积极串连组织斗争，在社会团体政治斗争和民众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在我党对台工作历史上写下了浓重一笔，也使“二·二八”事件成为台湾革命史上人民起义的重要一页。
二.“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基本情况与活动
中共台湾省工委于1946年4月入岛，至“二·二八”事件时，已在台北、台中两地建立工委会并在台南、嘉义、高雄三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七十余人。在一些重要领域工作有所进展。这些基础工作为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组织和领导群众投入与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作了必要的准备和铺垫。
(一)主要工作原则
中共台湾省工委入台之初的工作重点，蔡孝乾曾说是“通过民主方式以开展群众运动”①，而张志忠也谈到，中共上海局负责同志在“二·二八”事件前两次来台，“除分析国内外新形势，并要求台湾的党应透过民主运动的方式去发展群众”“党对台湾的工作初认为可通过民主方式去发展”②。此一“民主运动方式”也即当时我党着重强调的“爱国民主运动”，它是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经历“重庆和谈”，围绕国家前途和命运出现既合作又斗争的政治较量中，我党所采取的一项战略举措。1946年12月，中央书记处专门研究国统区工作，“为加强对第二条战线的领导，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决定改组中央城市工作部，由周恩来兼任部长”[1]，可见当时中共在国统区的主要工作是开展以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运动为主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也决定了中共地下党在入台初期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方法。而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我党开始以“人民解放战争”取代“自卫战争”，提出以“打倒蒋介石”作为最后解决国内问题的方针，到了1947年2月，已处于毛主席所说的“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前夜” [2]，而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转折也必然会影响到在蒋管区的工作策略调整，包括对武装斗争的关注与运用等。
(二)初期主要活动特点
一是注重上层统战工作。最早入台的张志忠很快与谢雪红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委员会筹备会”等左翼进步人士达成共识，完成整合。据杨克煌说，省工委安排谢雪红等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上、中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因此要我们和做秘密地下工作的党员切断联系”[3]250，也因而有了后来支持谢雪红参选台湾省妇女会理事和伪“国大代表”。地下党的上层统战工作是有成效的，这在“二·二八”事件中，一批上层人士站出来公开批评当局和时政可见一斑。
二是参与和引导群众运动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其中较突出的是1946年12月10日由法商学院陈炳基等进步学生组织的抗议涩谷事件的学生示威，以及1947年1月9日抗议沈崇事件的万人游行，两次游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批评当局和反对美帝。尤其抗议沈崇事件的游行，是在党中央指示国统区地下党发动各地组织支持北平学生运动，努力“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化中国之途展开”[4]后在台湾进行的，更具意义;而地下党的参与也更深：主办方台大学生自治会在地下党员吴克泰“越快举行越好”的要求下决定集会示威，并“呈现出较有组织系统的运作模式”;地下党也积极协助印制传单。党组织培养的学生骨干吴克泰、叶崇培、蓝明谷“更受命在1947年初筹组学生工作委员会……整体来说已串连到一些学生，但大多还未吸收入党”[5]91。这次游行使台湾学运首次完全融入全国进步学潮，以至时任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时隔多年后还要说：“台北亦发生群众示威游行，声援沈案，由此可知共党分子早已伺机制造风潮。”[6]几次学运为进步学生在“二·二八”事件中投身抗争奠定了基础。
三是在新闻界的积极活动。台湾光复后，新闻媒体一度非常活跃。吴浊流曾说：“二·二八事件发生以前的报纸确实是自由的，言论方面绝不比文明国家差。当时的新闻记者个个以社会的木铎自许，也以此为傲。”[7]而最为活跃的是一批久经磨炼的进步人士，他们在《民报》《政经报》《人民导报》《台湾评论》《自由报》《中外日报》等媒体，以“严厉批判与针砭时事为宗旨，对当时的社会乱象与经济的不稳定有不少的报导”[8]29-30。这些“战后台湾本土左翼分子，政治立场比较倾向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施政则采取批判的态度”[9]，他们引领思想，揭批时政，蔚为风潮。省工委对宣传武器颇为重视。1946年10月，省工委成立“新闻记者工作小组”，由吴克泰、孙万枝、徐渊琛三人组成，徐任组长，直属省工委领导，“显而易见的是‘台工委会’有意开展宣传工作另辟文化战线”[10]37。地下党还积极支持谢雪红争取影响《和平日报》。张志忠指示“他们想利用我们，我们也可以利用他们，例如安插一些我们的人进去该报”[3]276。在地下党和谢雪红等人运筹下，林西陆、蔡铁城、蔡瑞旺等先后进入该报，该报周梦江、王思翔、李上根也日益倾向进步，该报不时刊文批评时政。地下党与左翼人士对媒体的影响与经营，对地下党引导舆论乃至在“二·二八”事件中发挥影响提供了机会和平台。
四是在青年学生和进步群众中积极开展思想教育。地下党常常通过各类读书会，对青年学生和进步群众进行政治启蒙。杨克煌曾在李韶东帮助下，在台中师范组织学生读书会，有吕焕章等人参加，后来移交给蔡伯勋等人[3]271。曾永贤也谈到台中商业学校教师何集淮曾组织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谈话内容主要是谢雪红讲述中国大陆的政治情势，以及强调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了解老百姓的疾苦等等”[11]。马列著作、进步文学作品影响了一代台湾青年。“年轻世代……认为要推翻国民党，必须从思想战、组织战、地下战做起，因此赋予了‘读书会’三效合一(引进思想、发展组织、掩护行动)的功能。”[12]可见，当年中共地下党以“播种机”“宣传队”的方式在青年中开展政治启蒙，使之成为我党得以依靠的组织基础。
(三)基层组织发展的特点
“二·二八”事件前，台湾省工委在台北、台中等地建立了基层组织，其特别之处，与“二·二八”事件中地下党能在这些地方组织反抗运动有一定关系。如1946年秋天成立的台北市工委会，“之下包括教员支部、学生支部、工人支部，台北亦有不少以个别关系进行工作”[8]38“串联了一批台湾共产党或农民组合的老运动者，……以他们为核心向外扩张。到1947年2月底发展了数十人入党，大多数是工人，其次是教师或学生等知识分子”[5]89-90，这种以单线联系的统战工作和以学校为重点布建组织，使地下党能于“二·二八”事件中在“处委会”开展工作和组织学生武装暴动。1947年2月成立的台中县工委会，下设“城市与乡村支部，另外还有台中工作组以及以谢雪红为主的与农民组合的关系”[8]38，显然也使得地下党在事件中能支持谢雪红等开展武装斗争。在嘉义更为明显。“1946年12月……蔡孝乾派张志忠南下，负责开辟嘉义地区的组织工作”[13]167，张志忠的主要助手是从上海回台、有“红区党经验”的蔡建东，他们“辟划建立武装工作，由蔡建东与北港阿木的十余人枪做起”[5]100-101，为地下党在事件中组织“自治联军”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知，“二·二八”事件前，省工委虽尚初创，组织成员数量有限，但布建与活动的重点颇具特色，在社会中累积了一定能量，为在事件中发挥独特作用奠定了一定基础。以人数很少、影响有限而试图否定中共地下党在事件中的作用，只是机械的唯心的判断。
三.“二·二八”事件中地下党和左翼人士的活动
(一)台湾省工委在事前对形势的研判及事件中的应变部署
“二·二八事件”虽是突发的社会冲突，但左翼阵营有些人对“最近台北地方很紧张，人心思变”[3]270“台湾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很有可能一触即发，群众自发性武装暴动在所难免”[14]35已有预感，“对许多地下党员来说，也已经察觉到山雨欲来之势。不过，2月27日的一连串事态，变化之快，仍超出他们的想像。”[5]125-126但许多地下党人基于政治使命，立即在不同地方投身民众抗争。初时囿于环境，联系并不顺畅，正如吴克泰所言：“因大家都就地参加了斗争，互相像捉迷藏一样，互相都找不到。”[15]209但很快地下党就开始组织起来，准备开展武装斗争，并加强宣传工作。
在“二·二八”事件中，省工委因应形势变化有两次殊为关键的决策。一是蔡孝乾和张志忠的会面。据张志忠回忆，“卅六年三月五六日事变中，我和老郑会晤并决定(1)民众已有武装及控制若干地区，国民党统治已崩溃，虽能增援，惟欲恢复统治，实非易事，尤其乡村绝难控制，决定党在台湾的工作应以武装活动为主。(2)控制武装，并以既得武装为基础，加强中南部的武装斗争，以期建立中南部的武装活动基地。(3)尽量动员青年到台中去，并加强领导，迅速形成中南部的指挥核心，及建立指挥部。(4)以自治联军名义统一组织各地武装。(5)建立通讯连络”②。可见当时地下党已把工作重点聚焦于武装斗争，但形势发展比地下党估计的更快更严酷。
二是3月8日国民党军队登岛开展镇压后，省工委也随即作出应变。据周明回忆，“3月10日前后，蔡孝乾以省工委书记的名义发出通知，要求所有党员立即停止活动，隐蔽起来”[16]。也因此有了3月14日谢富找到谢雪红，传达省工委指示要其撤退。此举虽“难免遭致不义的批评”[13]221，但从保存革命力量却是十分必要的。在事件后的镇压行动中，党组织没有受到大的损失。
(二)共产党人参与和引导台北“处委会”的政治斗争
1947年3月2日成立的台北“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从一个原本只是在平息事件、料理善后的临时组织，发展成一个推展政治改革运动的团体”[17]，无疑是整个事件漩涡的中心，“处委会”制订的《处理大纲》则是“二·二八”事件中最重要的汇聚民众改革要求的历史文件;而身为“处委会”宣传组长的王添灯无异是事件中最受关注者之一。在“处委会”制订《处理大纲》过程中，共产党人及追随者通过王添灯等进步人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王添灯身边的“对策委员会”由左翼人士组成。
苏新曾谈到，“‘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立那天，王添灯派人来叫我。他对我说：‘大家要我当处理委员会的宣传组长，但我没有理论，也没有政治经验，又不会写文章，人民既然选我做省议员，我应该对人民负责，尽最大的努力担负起这个责任，希望你们多帮助我。’因此我们《自由报》这些人就组织了一个‘对策委员会’(后来萧来福、潘钦信也参加了)，蔡子民当该会秘书。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处理委员会’的妥协行为，利用王氏的地位，进行公开的宣传，暴露反动派的罪行，引起全省人民的注意，来推动各地的斗争。……在‘二·二八’事件期间，王氏的广播讲话和在处理委员会的发言以及他所提出的意见，都是在这个‘对策委员会’讨论决定后，交给王氏去执行的”[18]。参加这个“对策委员会”的苏新、潘钦新、萧友三以及蔡子民等人，或是原台共成员，或是即将加入中共的进步青年。蔡子民在回忆王添灯这位“二·二八的旗手”时也表示：“说他(指王添灯)相信共产党可能较为恰当，周围的几个朋友——徐渊琛、萧友三、潘钦信——很受他信任，有事总要征求这些人的意见，而这些人显然与地下党是有联系的”[19]101。他们对王添灯，及透过王添灯对“处委会”乃至整个事件发挥影响至关重要，也无庸置疑。
二是“对策委员会”重要文稿(包括《处理大纲》)交地下党把关。
有关《处理大纲》的起草和地下党对之的影响，苏新曾表示，“王添灯的发言、提案、广播稿都是我们给他准备的。遇到重大问题或意思不甚一致的时候，都经过连络员萧友山请示廖瑞发(又名廖烟、旧台共)，再由廖请示蔡前的”[19]63-65。而蔡子民更讲明：“三月五日，王添灯回来说要拟一个具体的处理大纲，苏新、潘钦信、我和另一位年轻的同事，一共五个人就留下来讨论，而后由潘钦信起草，在六日写成，这就是三月七日王添灯在‘处委会’上提出的《卅二条处理大纲》。”蔡子民还说，“最后，由阿荣誊写三份。傍晚，一面交给王添灯，一面由萧友三找地下党负责人。据萧说，负责人表示，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讨论，就这样提出去”[20]。苏新也说，“我们起草《处理大纲》三十二条，萧就联系了好几次，最后，据说‘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讨论，就这样提出去’。所以，可以肯定这三十二条是经过地下党同意的，事实也证明，这个《处理大纲》也符合同年三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支持台湾人民的地方自治运动’的精神的”[21]。另据苏庆黎所记，蔡子民说萧是与地下党徐渊琛联系，“请他请示蔡孝乾，蔡孝乾说，来不及了，就这样发罢!第二天王添灯就拿去大会，这就是著名的‘三十二条’形成的经过”[22]。蔡子民、苏新所述萧友三与地下党联系的中间人虽有不同，或廖瑞发，或徐渊琛，但请示的最终对象是省工委主要负责人蔡孝乾，则无异议。这也证明地下党参与32条《处理大纲》制订是历史上客观存在的。
三是地下党借重民意影响“处委会”的走向。
台“国安局”档案《台民暴行实录》指称，“暴动事态扩大后，当局为求宁息，由台湾国大代表省市参议会等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借挽危局，讵为野心家所乘，旋由左倾政团之胁持，改变该会组织，由商会工会学生民众政治建设协会等五方选出代表参加，情势遂曲线发展。该会处理委员会除一部左倾分子外持权者多系日人时代之御用绅士，……主要者为蒋渭川王添灯张晴川等”[23]301。对此，苏新则有说明：“当时，‘处理委员会’的委员里面没有党员，所以地下党及时地把王添灯、林日高等人，作为党的代理人争取过来，而且通过他们争取了不少人，形成了强有力的左派队伍，还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黄朝琴一伙的右翼，打击了敌人。陈仪的官方代表终于退出了‘处理委员会’。以王添灯为代表的左派控制了整个‘处理委员会’。”[19]63-65而当时已是地下党员的杨克煌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二·二八事变处理委员会’，蒋集团也派代表参加，党棍、特务也混在这里面，而全省人民的起义就被这个所谓‘处理委员会’篡夺了领导权。而由于它始终主张妥协，执行妥协路线，反对武装斗争和反对坚持下去，这就严重地障碍和破坏了全省各地斗争的开展，因此它的存在和它所执行的错误方针，事实上成了‘二·二八’起义失败的最大的和决定的原因。”[24]苏新和杨克煌虽处同一阵营，但两人对“处委会”的评价截然不同，显然不仅与“二·二八”事件中两人所处地位和观察角度不同有关，而且与他们评价历史的标准不同有关。客观讲，苏新的讲法失之于宽，事实上当时“处委会”除了王添灯和林日高等少数人与左翼阵营有来往外，遑论一支“左派队伍”。王添灯之所以能在“处委会”大声讲话，是因为当时台湾社会充满了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王添灯及其背后的地下党，是在民意的强大支持下，才能借“处委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至于杨克煌的观点则失之于偏，抹杀了进步人士的历史作用与影响。至于有些“独派”学者说“蔡子民说，拟写处理大纲的是潘钦信、萧友山与蔡子民本人。从这里可以显示，王添灯提出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并不是中共地下党指挥拟订出来的，而是由个别的成员自主性地构思出来的”[25]306-308，则更是要否定中共党组织对“处委会”的影响，试图将之窄化为个人，乃至于小团体的事情，借以淡化抹杀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用，并将省工委支持“处委会”开明派对当局的斗争与谢雪红的武装斗争对立起来，这种解释是唯心、曲解历史的。而另有说“苏新此说恐怕是为了驳斥当时北京所流传‘二·二八处委会是谈判妥协路线’，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与处委会较接近的人士能够免于批斗”[26]，则更只能说是主观臆测、别具用心了。
(三)地下党人参与和领导的武装斗争
1. 台北未竟其功的学生武装暴动
“二·二八”事件中，台北学界曾在地下党策动下酝酿武装暴动，虽因时空原因未能成功，但可看出，虽然地下党组织工作仓促，但反应快速，使这场未能成功的暴动成为“二·二八”事件中左翼阵营斗争的一个章节，也为后来中共地下党在学界的活动打下了重要基础。
对于台北学生武装起义是否存在，除了几位地下党人的叙述外，完整记录不多。郭琇琮太太林至洁的口述是少有的圈外人记录：“二·二八之后第四天，三月三日，以学生为主，和一部分郭琇琮义诊认识的朋友，组织反抗的队伍。学生联盟开始分队组织，郭琇琮被选为学生联盟主席。单单集合在师大礼堂的学生，至少有五百人以上，都是台大、师大、延平学院和三高的学生……正好郭琇琮是一个极爱活动的人，日治时代又有反抗政府牢的经验，大家对他在政治上或人格上有一分尊重，愿意听他的领导。学生想要抵抗，抵抗需要武器，武器是最大的问题。为此，他们开始收集武器，找原住民削了很多锋利的竹竿，这是日本人的老方法。他还准备几百支番刀和武士刀，藏在师大附近。学生联盟的成员戴着面罩，或以毛巾掩面，绑着‘必胜’的头巾，充满一战的决心。学生集合起来，首先计划夺取华山仓库的粮食和圆山兵营的枪械。没有武器，就不能反抗陈仪，不能赶走那些贪污的官吏。攻打华山仓库和圆山兵营时，驻守的兵力很少，只有局部的肉搏战，根本没有打死人就成功占领。在圆山拿到五十支步枪和一些子弹。”[27]郭琇琮作为学生领袖，是当时学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林至洁的口述将学生起义描绘为由学生联盟所组织或只是局部现象，谓其成功占领华山仓库和圆山兵营也缺乏更多佐证，但证明了学生起义事实存在。这场未能成功的学生武装起义有几个特点：
一是中共地下党及时介入，引导学生把斗争聚焦在武装起义上。据陈炳基、叶纪东等人回忆，发生缉私人员殴打私烟贩的隔天(2月28日)下午，一些进步学生聚集在延平学院讨论时局，“这些学生都是前几次反美、反蒋学运的领导人和骨干”，会议结论是“不能中缓兵之计的当，绝不妥协必须斗争到底”[28]，而这群进步学生思考斗争策略时会转向武装斗争，以叶纪东的说法，“我们的行动之所以转向，主要是因为一个地下党人李中志的介入”。而李中志正是地下党指派的台北学生武装起义总指挥。从3月1日开始，“在李中志的策划下，我们迅速动员了台北地区的学生，组织‘学生军’，并加以编组”。3月4日下午，各校代表再次举行秘密会议，讨论编排部队及配备武器等问题。为了加强对学生武装起义的组织和领导，联络全盘作战计划，地下党也在廖瑞发位于警总附近的家里设立总指挥部。“当天晚上，地下党几个领导人，蔡孝乾、廖瑞发、林梁材等，也都聚集在这里，了解随时的战况发展”[29]。有说“这可能是中共最早介入二·二八事件的开始”[10]40-41。
二是学生武装组织，有明确编组、分工和负责人，有武装起义计划。当时组成三个大队，分由法商、师院、台大和延平等校组成，各队动员学生各有一二百人，正副总指挥是李中志和郭琇琮。据“国家安全局”档案《台民暴行实录》：台湾大学学生亦受奸伪指使，佩带证章，集团出动将延平路警察派出所焚毁……台湾大学学生四百余，沿途张贴标语，并遣人联络全省各地青年，争取武器，进行暴动[23]301。台北县文山区署报给县长陆钧的电文也说，“每日有学生赴乌来煽动并以酒肉饷高山同胞激其下山作乱。幸乡长陈志良副乡长施良芳……事先已赴各村劝告镇定事后又应付得宜，是以高山同胞虽亦盲从欲动，卒未下山殊可欣慰”[30]。相关档案的蛛丝马迹，都证实了这场起义的存在。
三是起义因缺乏武器，兼之与乌来山胞以及桃园的联络出现问题而失败。学生武装在5日凌晨未能按计划行动，最后指挥部不得不取消计划。对此，吴克泰说，“台北的武装起义在三月五日午夜发动前被国民党所发觉，工人、农民、学生的队伍又极度缺乏武器弹药，同乌来的山地同胞的联系也出了问题，因此武装斗争没有成功”[31]42。而这里说的“被国民党所发觉”，柯远芬有更清楚的说法：“4日晚间供应局长李进德来电指新庄仓库守兵捕获两名奸细，柯远芬立即精神紧张地要求宪兵团长张慕陶与义勇总队长林顶立(军统台湾站长)准备一切、听候差遣。两名奸细原来是建国中学学生，供出预定集合在台湾大学与建国中学附近，于夜间12时至1时‘暴动’，柯氏即命林顶立派便衣队员往台大与建中搜索，并无所获;至凌晨2时，陈达元(警备总部调查室主任)来电称，义勇队员回报说台大方面因雨只集合了30人，被义勇队员劝说解散了。”[32]显然，当时地下党策动的这场学生武装暴动没有完全暴露，组织没有受到破坏。
之后，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曾计划在9日再次暴动，但由于国民党援军已于8日登陆基隆并展开大规模镇压，起义再次取消。吴克泰证实“为了发动第二次进攻，我们又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三月九日早上，我们还召集学生代表开会，准备斗争到底，终因大批国民党援军开到，全台北市实行戒严，一片白色恐怖，无法行动而告结束”[31]42。从整个策划组织过程来看，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快速应变，迅速行动，在学生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同时很快作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应该讲党组织的斗争方针和策略选择是正确的，惟因时间仓促，组织和武器准备未能跟上，功亏一篑，未能打响这一枪。
2. 台中地下党和谢雪红所领导的武装抗暴斗争
由中共地下党和谢雪红领导的台中武装斗争是整个“二·二八”事件中最受瞩目的反抗运动。虽然从时间上说，它不如张志忠在云嘉领导的自治联军(嘉南纵队)的武装抗争时间长，但由于谢雪红在台湾的社会影响，“二七部队”在整个“二·二八”事件中更受关注，国民党当局也视谢雪红为“奸伪”首要，把谢雪红领导的台中武装斗争作为共产党“煽动”和“制造”“二·二八”事件的主要证据。“由于台中的起义比较有领导、有组织，并有具体的斗争纲领，所以彰化、员林、大甲的武装群众，和埔里一带的高山族人都纷纷来台中集合。因此台中成了一个起义的重心。”[33]130柯远芬也坦承：“中部地区则以台中、嘉义暴乱较为激烈，原因乃为共产份子在此地区较为活跃。”[34]谢雪红作为当时台湾社会最有代表性的左翼人士，她所领导的台中武装起义具有相当指标意义。
(1)谢雪红在台中“二·二八”抗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台中地区自3月2日开始响应台北抗争活动后，谢雪红、何銮旗、吴振武都曾扮演过领导角色，但回顾整个过程，只有谢雪红才是真正具有影响的领袖。3月2日晚，谢雪红、杨克煌等最早公开鼓动人民起来反抗，“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在经历一整天人民自发的抗争活动后，谢雪红要求留守在市民馆的青年“应先武装起来，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卫”[25]292-293，谢雪红向大家声明：“为了争取台湾真正的自治，扫清贪污，改革政治，现在全省人民已决意武装起来，向这个独裁政府宣战，我们为了这个正义的目标，愿起来彻底的斗争。”她提出三项原则：一、不要杀伤外省人。二、不要撕毁物资房屋。三、一切武器尽量把握在人民手里。谢雪红下令把缴获的二十八支步枪及一百多把军刀武装青年，进攻蒋军据点，收缴武器[35]。经过一晚上战斗，台中除了几处规模较大的国民党军营，其他机关、仓库、据点基本都被起义人民占领。3月3日清晨，谢雪红等仿照苏联“国家保卫组织”模式成立“中部地区治安委员会作战本部”，虽然“所谓委员会实际上并未成立”[3]296，但把“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解散的治安队予以整编扩大，并号召各地勤王，很快聚集了多支民众武装，包括彰化、大甲、丰原、埔里、东势、员林、田中、太平等地的队伍，其中又以几个学校学生队伍为主。
事件中，台中地方士绅林献堂等人“害怕她(指谢雪红)有共产主义色彩，惟恐她行动过激”[36]而剥夺其兵权，委由吴振武指挥“治安本部”的队伍。谢雪红听从李乔松等传达省工委负责人的指示作出退让，但她没有把“作战本部”的民军编入“处委会”保安委员会，而是另辟蹊径，通过自行建立的“作战本部”建立和指挥队伍。当天(4日)傍晚“七时许，谢雪红的‘作战本部’派遣独立治安队，迎击王田竞马场的陈仪军”[37]92-93。同时她“为了挽回局面，接受中共台湾地下党领导人张志忠的建议，另行组织了以工人、农民、学生为骨干的‘二七部队’”[38]。
质疑谢雪红在“二七部队”领导地位的，主要在钟逸人混淆是非的说法。钟反复强调，“二七部队”是在他主导下于4日下午成立的，其中“谢雪红担任校长的建国工艺学校也来了一些学生”[39]110，但整支队伍组织与谢并无关系。到了“3月6日下午，我正在开会，谢雪红和她的秘书杨克煌求见，原来是谢雪红在民族路的市民馆，被绰号‘加纳’的何銮旗拔枪恐吓，因此跑到‘二七部队’要求庇护，我见她狼狈，便决定把他们留下来”[39]111。
杨克煌则指5日上午张志忠来找他们，强调“不要灰心，我们以后还要组织”，并要他们尽快把武器分散到乡村去。恰在杨克煌等人发愁时，“当天下午，钟逸人来告诉我，他要把原来的独立治安队伍扩大组织‘二七部队’，继续接受我们的领导”[3]305。杨克煌还要钟逸人去找谢富，动员学生参加起义部队。据杨克煌说，“‘二七部队’于六日下午正式成立，推举钟逸人为队长。黄文辉率领的嘉义队员也来参加。地下党谢富介绍何集淮、蔡伯勋等都来参加了”[3]307。黄金岛也说，“台中各种自发成立的治安队，于3月6日在干城营房集合，组成‘二七部队’，独立治安队改为警备队，由谢雪红任总指挥，钟逸人任部队长，古瑞云当副官，我担任警备队长，记者出身的蔡铁城担任宣传部长”[40]262 。
据台官方资料，“宪兵第四团给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军法处徐处长的公函(台警军(36)字第296号)，36年3月5日：迄五日处委会共党分子提出七个主张十个口号稳健分子发觉行径背离要求改革省政标榜愈远开始分化由谢雪红纠集四百余众另编“二七部队”自任总指挥以钟逸人蔡铁城分任队长参谋长等职务”[41]。台湾高等法院1947年底对钟逸人的刑事判决书也说：“钟逸人于本年三月二日本省二·二八事变台中发生变乱时受奸匪谢雪红指挥，编组台中决死队、独立治安队等部，会并组成‘二七部队’，受任‘二七部队’队长。”[42]这些都表明“二七部队”应是在6日正式成立，且自成立始即受谢雪红领导。
“二七部队”转移埔里，也是谢雪红、杨克煌依据张志忠事先规划的战略作出的决定。“3月12日中午，我们回到‘二七部队’，即向该队干部宣布下午3时‘二七部队’转移到埔里”[3]313。进到埔里后，“二七部队”先后在日月潭、乌牛湳打了两仗，最后寡不敌众。在此过程中钟逸人基本脱队，据钟自己说是“曾潜回台中观察，再赶回埔里，三度前往雾社，游说头目，招募山青。赶回埔里时，遇见黄金岛队长”[39]112，而黄金岛则说“我们到达埔里后，我则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指钟逸人)的人影”[40]262;杨克煌说在3月14日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时，钟逸人还在场并主张解散“二七部队”，由于“与会者大多数不同意他的意见。钟逸人即离开会场，回台中去了”。在钟逸人离开后，“大家推选周明担任‘二七部队’队长。参谋黄胜卿也在这前后不见了”。14日下午，谢富到埔里传达省工委指示，要求公开参加武装斗争的党员尽速转移，并说“‘二七部队’组织不巩固，人少，难以抵抗，叫我们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解散，并告诉队员解散后，可以自愿到小梅地方参加在该地的‘台湾民主联军’”[3]315-316。当晚谢雪红离开“二七部队”前往竹山小梅寻找张志忠、陈纂地的部队(杨克煌说是在15日晚)。在此过程中谢雪红虽未直接指挥军事行动，而着重宣传、鼓动民众参加武装斗争，联络山地同胞兼或侦察地形。毫无疑问，谢雪红对“二七部队”的领导和影响，不是钟逸人可相比或抹杀的。
(2)谢雪红谋划成立“人民政府”反映其革命意识
谢雪红在“二·二八”事件期间，多次筹划要成立“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何汉文的调查报告说，谢雪红3月2日在台中戏院的群众大会担任主席时曾“提出打倒国民党的反动专政，组成包括各党派的民主统一战线，组织联合政府”[33]130。同日下午，谢雪红宣布成立“人民政府”，保障人民言论及集会自由，呼吁共同努力建设台湾，并下令“不带枪的不要打，不抵抗的不要打”。谢雪红还通知各报社发刊号外新闻，报告人民政府的成立[37]89-90。“市民大会结束后，群众纷纷占领政府机关和警察局，并缴获部分枪械弹药，待情势已被控制后，谢雪红即致函台中各报社，要媒体以‘人民政府’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发刊号外”[43]228。以此可推测，当时谢雪红尚未正式组建“人民政府”，而只是把光复后内部酝酿的“人民政府”拿出来宣传。到了4日，谢雪红联合各界集会成立“台中地区时局处理委员会”[44]。从政治理念上讲，“谢雪红根本不相信陈仪会接受处委会的条件，她的政治意图是要‘建立自治人民政府’，支援各地的战斗直到夺取政权，最终成立人民政府，逼迫蒋介石承认”[43]230。钟逸人也谈到：谢雪红“还曾刻官印，并建议我成立‘人民政府’，但被我回绝”。钟逸人还说：“3月11日，我回队部召集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会，也请谢雪红、杨克煌参加。会中，我报告第一两天台北、基隆、高雄、嘉义等地概况，以及我们‘二七部队’应有的心理准备。谢雪红接着发言，埋怨我把成立人民政府的事压下来，否则局面会不一样。”[39]111-112从这一系列斗争过程，可以看出谢雪红充分意识到政权对于革命所具有的标志意义，尽管此事在“二·二八”事件中没有成功实施，但反映出谢雪红领导的武装斗争所具有的革命性质。
(3)谢雪红领导的中部武装斗争与地下党的关系确实存在
台湾某些人试图强调谢雪红的“台共”身份，谓其不受中共领导，把两者对立而否定我地下党的作用，将历史导向谬误。如钟逸人即一再强调“谢雪红在‘二七部队’中的身份是‘前台共’。‘二七部队’的行动与诉求不受任何的共党指挥”[45]，还以“二七部队”在谢雪红离开后仍在乌牛湳打了最后一仗来否认与地下党的关联。而在实际斗争中，台中武装斗争与台湾省工委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1946年初，张志忠刚到台湾不久就来找谢雪红。据杨克煌回忆，“这以后，我们的政治活动和各项工作都和张志忠商量，听取他的意见”[46]62-64;随着社会矛盾激化，“谢雪红与张志忠即判断民众自发之武装斗争一定会发生，应有所准备。”[47]古瑞云也表示，张志忠、谢雪红的政治嗅觉很灵敏，对斗争方式也有共同的看法，谢似更能接受张对形势和政策的分析。如谢雪红一开始“认为将其民众武装部队交给台中处理委员会指挥不妥，但张志忠不同意谢的意见，以为处理委员会中多知名人士，可以协助党，应搞统一战线(这也是地下党当初交给谢的政治任务)，谢被其说服乃加入处理委员会。所谓张要谢交出军权即是这样。”而谢雪红转而成立“二七部队”，也与张志忠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古瑞云说：“成立‘二七部队’是张志忠之意见。武装斗争开始时，队伍约有三千人，其中有不少是从外地——东势、嘉义、丰原、虎尾等地来的，为乌合之众的组合，张志忠主张从中挑选优秀分子组成基干民兵及组织‘二七部队’。”吴振武受伤后，“谢、杨与张志忠商量决定，挑选最精良队伍集中编成基干队伍，并命名为‘二七部队’。他们还商定，一旦蒋军反扑，就将‘二七部队’和自治联军分别撤入埔里和竹山。”[46]193-195由这些攸关“二七部队”进退的战略安排，以及谢雪红最后由省工委安排离开台湾，都表明在台中武装斗争中，地下党有很深的参与，而谢雪红接受省工委的领导则毫无疑义。
由苏僧、郭建成依据“国安局”资料写成的《拂去历史明镜中的尘埃》指谢雪红与地下党“各自为政，协调不易”，‘二·二八’事件期间，中共‘省工委会’武装部长张志忠，曾以组织‘台湾自治联军’为名，要求谢雪红交出其控制的‘二七部队’遭拒，可见‘中共、台共各拥地下武装，不相为谋’”[48]，更被某些人一再引用，认为是谢雪红表明独立性、“二七部队”不属共产党领导的证据。有的更指“谢雪红于‘二·二八’事件期间，虽组‘二七部队’以武装力量与国府抗衡，但因拒绝与蔡孝乾合作，整合地下党中、南部武装力量，事后在‘台盟’内部遭到批判”[49]。还有的更夸张，竟指因为谢、蔡“两人的紧张关系，使谢雪红拒绝参加中共组织”[25]256，可谓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所谓谢雪红拒绝队伍合并一事以及因此在台盟内部遭到批判并无事实依据，“也看不出谢雪红有抵制参与张志忠武装行动之情形，则此争执所为何来，尚难得知”[13]212。相反，古瑞云说谢、张曾谈到“他们还计划在条件成熟时，召集全岛各地武装队伍首领来‘二七部队’组成联合指挥部”[46]193-195。当年省工委确曾考虑要整合党所领导的各地武装力量，“以自治联军名义统一组织各地武装”③，但此事在当时条件下难度很大，各地武装队伍相互联系很少又缺乏通讯工具，谈不上协调统一指挥;再加上国民党军队不日登陆展开清乡，使弱小的地下党武装力量几无反抗机会。
3. 云嘉地区张志忠等领导的武装抗暴斗争
“二·二八”事件期间，持续最长、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的武装斗争当属云嘉地区。虽然云嘉武装斗争仍以民众自发为主，但由地下党张志忠、简吉和蔡建东领导的“自治联军”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力量。
云嘉地区“自治联军”的组织情况，综合“保密局”台湾站站长林顶立1947年4月3日给陈仪、柯远芬的报告;张志忠被捕后于1950年8月30日的讯问笔录;“调查局”1953年6月完成的《破获共匪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发展沿革表》以及一些学者文章，对“自治联军”有三至八支队伍的不同说法。“自治联军”负责人张志忠说有五支小队，即北港队(队长许木，真名余炳金)、新港队(队长小林，有说是李廷芳，或陈明新、林德旺)、朴子队(队长老张，即张荣宗)、嘉义队(队长蔡建东)、小梅队(队长简吉、陈日新)，全军合约二百人枪②。“调查局”指“自治联军”(即嘉南纵队)司令由张志忠兼，副司令员是蔡建东，政委是简吉。而他们在云嘉地区联系、团结了一批民间武装力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嘉义陈复志部、云林陈纂地部，在战斗中彼此配合，壮大了云嘉武装斗争声势。
“自治联军”是云嘉地区坚持武装斗争时间最长的一支武装。综合张志忠的回忆、台湾官方档案以及学者文章，云嘉“自治联军”(又称嘉南纵队)的武装斗争从3月2日开始。当晚，张志忠、蔡建东率十余人攻进嘉义朴子警察所。此后两天，张志忠带领四五辆卡车的武装青年，由李鹿带路，到台南盐水、学甲、南门区署，佳里、下营糖厂，麻豆庄役场和新营县政府收缴武器，获得民众踊跃支持。之后，“自治联军”先后参加了围攻虎尾机场、红毛埤空军第十九军械库、嘉义水上机场的战斗。
15日“自治联军”转移途中发生最惨烈的一仗。当时自治联军80余人在大批国民党军进攻下转往小梅，经嵌头厝时遭遇伏兵，朴子队长张荣宗等32人当场牺牲，副指挥兼嘉义队长蔡建东、北港队长许木等十余人被俘，新港队李廷芳和北港队余炳金等11人事后被捕枪决，余部逃散，自治联军遭遇致命挫折。张志忠因不在车队幸免于难。简吉、陈日新率领之小梅队虽未参加是役，惟旋为国民党军击溃，多人被捕，简、陈均逃。经此一役，“自治联军”损失大半。
17日，“自治联军”残部与陈纂地部再与国军对抗，状甚剧烈，不支退守棚顶山，之后又分几路退入生毛树(别名幼叶林)之深山。21师刘雨卿师长在3月22日给蒋介石的电报说：“巧(18)日小梅之役获汽车二部步枪44支重机枪二挺轻机枪四挺电话机七部与其他弹药并俘匪犯12毙匪60余。……哿(20)日后于该地搜获轻机枪一挺地雷数十箱。股匪已被部击溃散仅竹东与雾社尚各有残部各二三百人。”[50]3月29日，“自治联军”残部在小梅与阿里山暨埔里以东山地与前来进剿的国军发生战斗;4月6日在十字关樟湖再次激战，此战为“二·二八”事件中部武装冲突的最后一仗。
《陆军整编第二十一师中部绥靖区司令部绥靖经过概要》记载，张志忠所领导的“自治联军”坚持武装斗争时间最长，涉及地域也最广。他们和谢雪红领导的台中“二七部队”一样，都是台湾民众武装反抗运动的一部分，但参与的共产党人，表现出的战斗意志更坚决，政治意义和历史影响更大，写下了“二·二八”事件中武装抗暴最光辉的一页。
(四)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开展的文化宣传斗争
在“二·二八”事件中，地下党和左翼阵营除了参与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还运用文化和宣传工具，在各地张贴标语，利用报刊广播，表达诉求，动员群众。
据时任《中外日报》记者的周青、吴克泰回忆，媒体对事件的第一篇报导，是事发当晚，“两人彻夜在现场采访写成的，从傍晚在天马茶馆前，林江迈被殴打，到晚上群众包围公卖局、警察局我们都在现场”，随后地下党徐渊琛、陈本江也赶到现场。报导写好后，报社社长郑文蔚“极力反对刊登，后来经排字、印刷工人以罢工要胁、坚持，才让这篇报导见报”[51]，报纸出版后“被抢购一空，第一篇最完整的事件消息传遍全台南北……。”[52]之后，《中外日报》又第一个开辟专栏详细报道事件，“报纸一出，顷刻售完，影响很大”[53]。该报是当局查禁下极少数坚持发行的媒体，“对事件的催化有一定的影响力”[13]183。3月8日，停刊多日的《人民导报》重新出刊，“详细报导了事件发展经过，并在三版刊发了处理委员会的《告全国同胞书》与‘三十二项要求’，同时发表题为‘二·二八事件感想’，……强调此乃‘平时的积愤所致’，要求‘寻取合理解决’的政治途径”。“然而，警备司令部终以‘挑拨政府与民间的感情’、‘煽动暴动’等罪名，封闭了《人民导报》”[54]。这些新闻舆论在当时的社会影响自可想见，而在这些报社中工作的地下党人及进步人士发挥了主要作用。
地下党非常注重对民众的宣传。张志忠忙于指挥武装斗争之际也从未忘怀宣传。他曾指令火车司机张钦往台中携取“台湾自治争取联盟”传单散发，他还通过在嘉义电台工作的黄文辉掌握这座中部发射威力最大的电台，转播台北、高雄情况，“使全岛的暴乱迅速连线成功，而且不断播放激励士气的演说与歌曲。另一方面，等于是中部的情报中心与指挥中心，传达战讯，使人员弹药支持调配十分顺畅”[55]。虽然描述有些夸张，但这座电台当时确实发挥了宣传鼓动作用，以致被当局认为是中部动乱的罪魁祸首。另外，谢雪红在带领“二七部队”撤往埔里后，主要精力也放在向沿途民众宣传政治主张，放在与少数民族头领的沟通动员上，可惜因社会上的恐共氛围，效果有限。
地下党和进步群众还在各地张贴标语、利用报刊广播鼓动民众，表达诉求。在台北，吴克泰接到廖瑞发代表组织的通知后，“白天联络、组织群众，设法寻找武器;晚上收听各地广播，编‘广播快报’，报导各地人民斗争消息。还自己刻蜡板、油印，让学生们到市内各处去张贴”，同时，“钟浩东也写了一篇大字报，‘文字简练，很有水平’，让他的妻子与戴传枝等人抄写了不少份，拿到街上张贴”[15]212-213。在台南，“一群工人党员与群众在陈文山家开会，决定去市区张贴标语、散发传单”[5]129。保密局台湾站情报显示，3月“三、四两日在本市清水町一带贴有中国共产党台湾宣传部标语，显有异党乘机参加捣乱”[56]。显然，当时台湾各地出现的标语中多有地下党人的付出。
四.中共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活动的历史影响
(一)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评价
1947年3月8日，中共中央通过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声援“二·二八”事件的文告。3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台湾自治运动》，高度评价台湾人民提出的改革诉求，强调“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之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同时提出了“反对妥协，反对出卖”“组织基干的正规自卫军，掌握在最忠心最坚决最有能力的革命者的手里”“设法满足劳苦人民的经济要求”“有坚强的团体来做领导”“立即训练大批的干部，派到各地方去”“迅速在蒋军鞭长莫及的地方……去建立自治运动的根据地”④等六项要求。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斗争经验，针对台湾进步运动发展实际提出来的，对台湾地下党和进步运动的发展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二·二八”事件后，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张执一赴台，向省工委转达中央的有关指示;1948年6月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在香港召开台湾工作干部会议(又称香港会议)，也“着重检讨‘二·二八’事件的得失、经验和教训，以及厘清以后在台工作的任务和方针”[57]，会上张执一对“二·二八”事件及我地下党在事件中所起作用有客观全面的总结。综合相关信息，上级党组织高度肯定了事件的历史意义，指出“‘二·二八’事件开展了黄河以南的民主运动，牵制国民党军队，客观上帮助了解放军的解放战争”②。“‘二·二八’事件性质是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民主自治运动，不是台湾人民的独立运动。‘二·二八’事件首先在国民党统治最严的台北爆发，充分证明了国民党统治的腐败无能，使人民觉悟到推翻蒋政权不是不可能的，在事变中，国民党对人民大屠杀，使人民更加仇恨，这对今后台湾人民反蒋斗争是有帮助的。事变中，使蒋介石从国内战场抽调二个师来台湾，对于解放军有帮助。人民对国民党有新的认识，了解和平合法斗争的不可能，只有武装斗争，才能争取民主自治。发现了大批积极分子，扩大了党的力量。”[46]257-258同时也肯定了我地下党在事件中的作用。“那时候我们主观力量甚是薄弱，干部缺乏领导这种斗争的经验，党员数量也太少，当然不能起大的作用。但当时大部分党员均能自动地发挥牺牲精神，负起责任，勇敢不逃避困难，起来参加斗争。在这次暴动中虽有些毛病，可是大体上是表现不错的。尤其有些个别党员，能抓住有利条件，勇敢组织，领导群众，展开坚决的武装斗争，打击敌人的力量，因而获得了群众的信任，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和扩大了其后组织发展的基础。”⑤
上级党组织也指出了地下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事前分析和准备不够、对老台共等的工作没有抓紧;对工农大众未能及时动员，并与学生运动充分结合;未能及时提出党组织对社会热点问题的主张以教育和争取群众;过于注重上层统战工作而放弃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等。
(二)中共地下党在“二·二八”事件中所起作用的历史影响
1. 使我党更深切了解台湾进步阵营，为发挥他们作用作了很好铺垫
台湾光复后，尤其是“二·二八”事件期间，中共地下党与谢雪红等进步人士的交流和共同奋斗，壮大了我党在岛内的政治声望和工作能量。虽然在一些人如蔡孝乾和谢雪红之间因历史恩怨而有心结，但从省工委整体来讲，自入岛时起，就积极了解、团结以原台共为代表的进步阵营，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之成为地下党开展工作和发展组织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其中，张志忠等人的贡献尤大。在“二·二八”事件中，我地下党团结、指导、带领进步人士投身抗争运动，很好展现了谢雪红、简吉、王添灯、李中志等一批进步人士的群众基础和活动能力，也使我党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强化了对做好台湾进步阵营工作的认识和相关安排，这对后续工作，包括反对美国操纵的“托管”“台独”的斗争，组织台湾政治团体并参与新中国的建立，发挥台胞领袖人物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都是一个必要的组织铺垫与政治准备。从这个意义上，上级党组织反复强调要重视和做好台湾人士，特别是群众领袖的工作，有其深远历史意义。
2. 促使社会思潮和政治认同从“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
台湾光复后，台湾民众对祖国充满期待，即使在社会上发生诸多不平之事，仍有不少人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二·二八”事件及其后续的白色恐怖，使台湾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对国民党的政治本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立情绪升高，“台胞对‘白色祖国’从兴奋的沸点跌向失望的冰点，不再愿意当日本殖民统治‘清国奴’的台湾同胞，只好转而寄希望于正在革命斗争中诞生的“红色祖国”[58]。在这个过程中，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的奋斗、牺牲，乃至大陆人民解放事业的飞速发展，都使在痛苦中寻找光明的台湾人民有了方向和期盼。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其政治主张也为更多人所了解和认同，“左翼思想在噤哑的社会表象下暗潮汹涌，有志之士勇敢投身革命，短短两年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有极迅速的发展”[59]，而其中不少人最后因为选择和信仰舍生取义，有如陈明忠所说的“由于国民党接收的失败和‘二·二八’事件，他们抛弃了国民党的‘白色祖国’，走向了共产党的‘红色祖国’，然后，从容就义”[60]。这种民心转变、思潮转变是非常关键的，是政党在社会上得以立足和发展的基础。
3. 使中共对台湾社会条件下的工作特点有了更深认识
台湾省工委是我党第一次在台湾建立组织，其对台湾社会矛盾与形势变化的认识，以及对台湾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都有发展的过程，这一认识过程还受到当时国内外形势以及我党战略策略调整的影响。而“二·二八”事件恰是这一过程中台湾发生的最重大的社会事件，它深刻反映了台湾各种社会矛盾的变化。中共通过“二·二八”事件，对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各类社会矛盾与关系的把握、党基层组织工作的特点乃至薄弱环节都有了新的认识，譬如对当时台湾民众要求高度自治及流露的省籍意识，我如何因势利导做好工作?又如台湾实施三七五减租后，我如何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号召来争取台湾农民?再如对在台湾能否以及如何开展武装工作?这些问题是“二·二八”事件乃至后来地下党面临的挑战，有些还是我们今天对台工作需要面对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些过程和经验对我党在台湾特定环境下如何更好开展工作，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注释：
① 蔡孝乾讯问笔录，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档号：
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01。
② 杨春霖供述笔录，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档号：
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2/023。
③ 张志忠讯问笔录，台“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档案，档号：
A305050000C/0036/0410.9/44904440/1/014。
④ 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7年3月20日。
⑤ 杨克煌记录稿(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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