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峰

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 要

社会和谐是美好生活的重要标志。在人工智能被广泛而深入运用的时代，社会和谐度的提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人工智能的运用可以使人类获得更多的交往互动的自由时间;人类相互交往的空间范围也会得到极大扩展;人工智能时代，社会透明度显著增加，从而有利于保障社会公平;并且，通过社会治理技术的中立化克服人为的偏见和歧视，从而提升社会的和谐程度。不过，人工智能在增进社会和谐度的同时，也提出了诸多挑战。人工智能改变了文化主体在场性，给文化的历史传承和赓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文化传承的代际和谐功能受到威胁;人工智能带来的高暴露可能吞噬社会公信力，撕裂各种人群，放大利益和诉求差距，从而威胁社会和谐;人工智能的运用可能引发贫富差距扩大并导致阶层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来诸多不和谐因素;人工智能时代也可能引发新的社会公正问题，并进而挑战社会和谐度;人工智能时代还不可避免地给隐私保护提出挑战，并进而威胁社会和谐度。面对人工智能的双刃剑作用，人类要从强化社会治理着手，充分利用其积极方面，并消解其消极方面，从而不断提升社会和谐度。

关键词

人工智能;社会和谐;社会公平;社会治理;深层民生保障

阅读导引

一、人工智能给社会和谐度提升带来诸多机遇

二、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和谐度提升面临诸多新挑战

三、强化治理，全面绘就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

美好生活首先必须是社会和谐度高的生活状态。如果一个社会和谐度不高，社会矛盾突出，社会纷争不断，那么人民的生活不可能是美好的。因此，在建设美好生活的时候，需要考虑如何提高社会和谐度的问题。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广泛而深入运用，社会和谐度提升既有机遇也有挑战。需要思考的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共同奔赴适应美好生活需要的社会和谐状态。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人工智能给社会和谐度提升带来诸多机遇

当人工智能广泛而深入地被运用于社会生活各个场合的时候，就进入了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出现已经好几十年了，但它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很多运用，其被运用主要是最近20多年，也就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大规模开始的。而人工智能真正成为人类广泛关注的焦点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目前，人工智能正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被继续大量运用，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已经开始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智能化(或智慧化)的发展阶段。虽然人工智能时代的完全到来还有待时日，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人类全面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的步伐正在加快。不过，对于提升社会和谐度来说，人工智能的广泛而深入运用，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单从积极方面来看，它给社会和谐度提升提供了以下各种前所未有的机遇。

第一，人工智能的运用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时间，增加社会交往的时间，从而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和谐度的提升。社会和谐需要人与人之间有良好的交流、交往、互动。这包括一般的人与人之间，也包括家庭中以及其他生活、劳动生产或工作、社区等社会场合中人与人的交往。而交往首先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相较于劳动生产或工作中的交往，劳动生产或工作之外的其他社会交往更需要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社会分工的情况下，劳动生产或工作内的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人的生产交往并没有自由性。只有劳动生产或工作之外的时间才能充分展现人的交往自由性，才能充分展开人的属性。所以，马克思认为，“时间(指自由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而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少跟劳动生产率有密切关系。马克思说：“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时间，自由时间。”从社会整体角度看，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率提高了，人们才可能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自由交往。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而深入的运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们可以从繁重的劳动中获得解放，使得劳动强度大大降低，劳动时间大大减少。今天在许多劳动领域，已经高度地科技化、人工智能化，以往繁重而单调的劳动变得更加轻松和愉悦。在这种情况下，过长的劳动和工作时间，已经没有必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个国家都在通过立法的方式主动限制工作的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体现了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以后，人们并不需要超长时间工作，而是应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自由支配。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导致的交往可能性空间增加，成为最重要的人类活动结果之一。自由时间多了，交往互动的时间也多了，社会和谐度提升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这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种全民福祉。要是没有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这种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第二，人工智能的运用所带来的通信革命，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物理空间限制，增加了社会交往的范围，从而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社会和谐度的提升。人类社会离不开交往，因为人只有在交往的社会中才具有属人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实的人;社会只有在交往中才有和谐与进步。而交往不仅有时间的跨度，还有空间的限度。在人工智能的引领下，数字化的信息通信技术前所未有地提高了通信的方式，人们可以借之交互的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连接与互动交流的方式。今天的人们打破了各种空间的限制。自由时间的增加与通信的快捷相互呼应，不仅家庭成员之间可以更多地互动，而且任意地点的人与人之间也有可能更加多地相互交流，这样的互动和交流无疑会提高社会和谐程度。更为重要的是，跨地域性交往空间扩展到全球范围，人与人的交往还会促进各国之间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导致人类文化交往越来越频繁。这样，交往就会从“地方性联系”到“世界性联系”，增进人类整体的和谐共生，最终引起“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此外，人工智能带来的革命，还会推动实现人、社会、自然的和谐交往。可见，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和谐度的提升将以多维的、立体的、全面的态势展开。

第三，人工智能的运用会极大地提高整个社会的透明度，导致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细节更多地暴露于大众面前，有可能增加社会公平性，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度的提升。在人工智能、互联网、数字媒体和社交平台越来越发达的今天，透明已经渐变为社会生活的常态。而且，人工智能在许多社会领域的采用可以做到立场的相对中性化，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人类偏见和操作误差，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引入之后，无论社会的不和谐与矛盾，还是各种决策和变化过程，甚至社会治理的工作后台，都无法完全隐藏起来，许多的社会细节都暴露于外。防不胜防的网络舆情表明，在智能化的时代，社会的透明性会大大提高。暴露成为常态，隐藏成为非常态。各种社交媒体和数字网络平台通过人工智能可以自动推送各种信息，有的时候甚至不会顾及用户的感受和偏好进行“强制推送”。这样的透明度大幅度提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它极大地限制了可能的权力滥用。“透明时代的一大特点将是最大化地省却无效和低效的中间节点，更清晰的规则，对个人成长、事物发展规律的尊重，个人成长确定性的不断增强乃至最终走向定制化。”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在未来，人或许将主要和机器合作。人提供课题，提供目标;人工智能提供完成各种任务的算法。没有人，人工智能仅仅是一堆数字。没有机器，人类将在传统的道路上因循守旧。只有人和充满人工智能的机器合作，把人的需求和各种装置、设置充分暴露，人和人之间才有可能更加透明，从而处于更加和谐的关系中。也就是说，人将自己的目的和手段都不再隐藏的时候，才会更加公平。例如，用人工智能在战场上交锋，战略意图、各种布局、战术方法都是暴露在外的，甚至直接告诉对方，双方成为不再隐藏的战斗，在比拼的完全是真实力量的情况下，输赢才会令人更加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实的结果。“技术垄断时代扼杀对手的方式，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所描写的那样，不是使之变得非法，也没有让它沦为不道德，甚至不用使之不再受人欢迎，而是让对手变成透明的存在，然后逐渐变得与新时代没有任何关系。”社会和谐和社会透明往往是相互促进的。

第四，人工智能的运用会带来社会治理的高度技术化，并超越人工统治的局限性，降低社会犯罪率，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和谐度的提升。犯罪率上升通常是影响社会和谐度的重要因素，也是以往传统的社会治理所长期面临的困局。然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运用，智慧城市、智慧法治、智慧社区、智慧家居等不断涌现，使得社会的各种感知功能极大增强，有利于犯罪以及各种社会无序现象出现概率的减少。这样，社会的安全感、获得感、确定感、美好感会大大增强，这不仅可以直接提升社会和谐的程度，而且还会促进人们的心情改善和心态平和，从而间接提升社会和谐度。人工智能运用引发的社会强感知能力，克服了人工统治反应迟缓的短板，使得社会治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形成以往时代无法比拟的强技术、强智能、强感知、强治理。其中，强感知既可以从治理视角也可以从公众视角加以审视。从治理视角看，强感知需要建立在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和大数据基础上，其主要目的是为社会治理决策和对策提供基础性的支撑。无论对不和谐因素的及时感知还是对破坏力量的监控都离不开人工智能的运用。从公众视角看，强感知主要指特定时期特定社会下的公众安全感。所谓公众安全感，是指“公众对社会安全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是公众在一定时期内的社会生活中对人身、财产等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侵害、保护程度的综合心态反应，也表示公众对社会治安状况的认知，对社会发展的信心水平”。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对公众安全感本身也要有强感知，以便及时地消除各种影响安全感的不利因素。跟对公众安全本身的强感知离不开人工智能的运用和支撑一样，对公众安全感的强感知也离不开人工智能的运用和支撑。除了安全感保障之外，人工智能的运用还可以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增强治理主体与公众之间的有效互动，甚至直接消解某些人工状态下无法克服的偏见和误解。这在许多方面无疑都是对社会和谐度的促进。

总而言之，人工智能的广泛而深入运用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改进和转换，更主要的是可以从许多方面促进社会和谐度的提升。

二、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和谐度提升面临诸多新挑战

人工智能在给社会和谐度提升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如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课题。

第一，人工智能的运用改变了文化主体在场性，给文化的历史传承和赓续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致使文化传承的代际和谐功能受到威胁。文化本是劳动的成果，具有主体在场性。离开主体，文化就没有了生命。所以，文化总是寄生在人类现实的生命活动之中。而人工智能却在许多方面改变了文化主体的在场性，将文化变成了没有主体的纯粹物化性的存在，这等于说人工智能直接剥夺了文化的生命。当各种元宇宙、虚拟世界、智能手机充斥社会生活的时候，人与人以及人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被人工智能物体中介化了，形成了人-物-物-人或人-物-物的关系，主体直接在场的机会减少了。亲情问候、社会交往、人际互动本来是一种主体直接在场的文化，现在变成离不开对人工智能物体的依赖。而一旦这个物体中介出现问题，就通常会意味着人与人的交往终结。这跟传统的主体在场有很大的不同，它极可能会引发文化的传承和赓续问题，因为主体不在场的交往和文化往往更难有深刻记忆，很容易就变成了过去。在以往的传统社会中，“文化过去”本来是一种“遗存”，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为代际和社会凝聚的黏合剂，也是人与人关系和谐的纽带。而人工智能大量运用之后，人们在享受交往便捷的同时却在加速走向彼此遗忘。姑且不说各种虚假和非法的信息充斥，就是正常的交往社会也会遇到空前的挑战。没有黏合剂和纽带的社会和谐往往不能持久，人际关系的崩塌也更容易。某种意义上，人工智能是在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用各种技术取代鲜活的文化，使得“文化过去”不再成为“遗存”，而是成为纯粹的“过去”。“旧世界的任何一种信仰、习惯或传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能从技术上找到替代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的引入甚至可能将引入之前的文化遗存变成不伦不类的商业，表面上继承实际上可能在毁灭它。因此，人工智能时代产生的文化主体不在场和文化过去被异化的问题是对文化代代赓续的重大挑战。文化主体之间以及不同文化代际之间缺乏连续性、彼此鸿沟拉大、相互否定。这些必然对社会和谐度产生威胁。

第二，人工智能的运用带来的高暴露可能吞噬社会公信力，撕裂各种人群，放大利益和诉求差距，从而威胁社会和谐。人工智能时代导致的透明社会，一方面有利于社会公正的改进，另一方面却也会引发许多社会治理问题。例如，网络不满情绪的传播就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事实上，现在的社会治理者们也非常关注网络舆情。当然，舆情可能是正面的网民热搜话题，也可能是负面的批评和质疑声音。相比较而言，负面的网络热点化对公信力的破坏性更大，会严重伤害已有的普遍认同感、信任度和满意程度，会直接撕裂民众，导致社会公信力被吞噬。面对智能时代的诸多不确定性，高暴露时常会难以事先预料。因此，简单的信息公开和对失信公职人员的严格问责及惩戒等传统手段，虽然有可能提升公信力，但作用十分有限。笔者以为，更值得提倡的策略是分析高暴露社会的特点，时刻做好被暴露的准备。严格的问责固然属于失责人员的应得惩戒，却也容易引发不主动作为的消极后果。因为道理很简单：做得越多，发生错误的风险也越高。所以，严格问责的同时要关注问责的负面影响如何抹平的问题。此种负面影响最明显的是导致积极作为的人员和消极怠工的人员之间出现不和谐的撕裂。所以，问责理所当然，抚平不和谐的撕裂也是不可忽视的。而且在高暴露的人工智能推动下，问责的方式和时机不当，还可能会无形中加速扩大公职人员和公众之间的裂痕，形成难以弥合的矛盾甚至冲突，最终导致公信力被或多或少消耗掉。人工智能产生的高暴露负面影响远比传统媒体报道的负面影响大，而且还会迅速放大不同人群之间的意见差异，将公众整体撕裂成不同的意见群体，在利益驱使下不同意见群体之间会相互冲突甚至彼此仇恨和对立。这样，社会和谐必然受到反复的挑战。由此可见，在高暴露社会，需要十分谨慎对待所有的公众事件。要有问责机制，但更要有问责的合理策略和技巧。

第三，人工智能的运用可能引发贫富差距扩大并导致阶层固化，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会激发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来诸多不和谐因素。人工智能被普遍认为会对人类的工作岗位带来威胁，许多人可能会面临没有工作可做的困境。尤其是，在向智能时代转型的阶段，人工智能引发的失业风险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人工智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功，并且现在正在全社会被广泛地应用和部署。然而，这一巨大的成功也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人工智能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庞大潜力可能会导致大多数人的失业。因此，人工智能很可能会显著地扩大收入差距，可能比近年由其他技术带来的差距还要大。如果大批的民众失业，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说我们必须认真、尽快地思考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一旦失业，没有工作了，就等于没有收入了，那就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是人类目前最大的担忧。“人工智能带来最大挑战不是中等收入群体总体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而是结构性的失业和在转型过程当中劳动结构调整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当然，也有一部分乐观主义者认为，人工智能总体上会实现所导致的失业和所创造的新就业之间的大致持平。除了就业挑战之外，收入差距方面的挑战也是值得关注的。随着人工智能的广泛而深入运用，直接跟人工智能领域相关的人群不仅就业机会多，而且往往可以获得比其他人群更高的收入。从业者通常可以直接进入中产阶级高收入家庭行列。这些家庭再将高收入投入到子女教育、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自我全面发展的能级，而这会进一步让他们的下一代更有可能留在中产阶级里。这样，中产阶级就会相对固化，阶层流动性从而大幅度降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于2020年发布过一份Cristian Alonso，Siddharth Kothari和Sidra Rehman等人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甚至认为，人工智能会显著拉大富裕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新技术可能使更多投资转向已经实现自动化的发达经济体，从而拉大富裕与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这进而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对其不断增长的劳动力(欠发达经济体的传统优势)产生替代而非补充作用”;“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机器人生产率的改善往往会提高收入水平，但与此同时，至少会在转型时期或者可能在长期内，加剧部分工人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的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会给社会和谐造成无法弥补的长期影响。人们需要关注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繁荣和财富如何被广泛共享并造福全人类的问题。如果由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繁荣和财富仅仅只是被少数人占有，社会的和谐度必然大打折扣。IBM研究副总裁Guruduth Banavar指出：“任何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财富都应该广泛地让人们受益，具体而言就是：每个人都应该从中受益，每个人都应该发现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

第四，人工智能引发新的社会公正问题，并进而挑战社会和谐。透明社会可以提升社会公正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与此同时，它也可能引发新的不公正。最受人们关注的是算法公正问题。平台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大数据杀熟和算法歧视，违反透明和反歧视的法规和伦理规范。为此，应该全面认知人工智能的社会公正风险。从“生产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深度自动化生产的社会，这可能导致劳动向下聚集、劳动能力弱化、劳动“分体化”等生产公正风险;从“分配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但个体性、空间性、时间性分配严重不均的社会;从“认知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社会是虚拟与现实结合的社会，可能导致理性认知剥夺、自控能力剥夺、自主选择剥夺的认知公正风险;从“发展公正”角度看，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可能导致能量争夺、权责失衡和消极反抗等发展公正问题，进而弱化社会追求公正的动力。人工智能的运用可能导致社会公正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资源有限性与人类和人工智能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核心诱因在于人类社会固有的不公正问题，最大障碍在于现有治理手段难以直接作用于人工智能领域的责任主体。对此，需要合理划定人工智能发展的能耗标准和比例，着力解决传统社会中的不公正问题，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穿透人工智能的“责任黑箱”。社会不公往往会极大地威胁社会和谐度。所以，高度关注人工智能引发的多种不公正，是提升社会和谐度必然要重视的。

第五，人工智能不可避免地对隐私保护提出挑战，并进而威胁社会和谐。人们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人工智能大量运用的情况下，既增加了安全感，带来了便捷，但也有隐私保护越来越困难的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会给人们生活提供全方位的便利，但它需要借助于大数据的支撑，对训练数据库的规模具有高度的依赖性。于是，大量的隐私数据都被“喂料”给生成式人工智能。而各种数据一旦喂给了人工智能，就必然产生巨大的个人信息安全隐患。许多敏感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就很可能引发广泛的社会不安和冲突。所以，大数据在给人工智能提供支撑的同时，也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影响社会生活、改变发展格局。同时，人工智能如同一把‘双刃剑’，如果应用不当，就可能带来隐私泄露的伦理风险。如何在人工智能应用中兼顾隐私保护，确保安全、可靠、可控，是一项亟须关注的伦理课题。”在隐私得不到有效保护的条件下，人与人的信任度会降低，相互关系和谐度会受到阻滞。

总之，人工智能对于社会和谐度的影响是双面的。在某些方面会有助于社会和谐度的提升，在另外一些方面则会提出各种挑战。这样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存并不奇怪，所有事物都是肯定性和否定性的统一。只有积极影响没有消极影响的事物不存在，反之亦然。所以，对待人工智能这样的新事物一定要作辩证分析，既不能只看优点否认缺点，也不能只看其缺点从而予以全盘否定。对于社会治理来说，需要的是如何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和谐度的正面效应，消解甚至消除其降低社会和谐度的负面影响，取其利，避其害。

三、强化治理，全面绘就人工智能时代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

对于人工智能的双刃剑作用，要从强化社会治理着手，充分利用其积极方面，消解其消极方面，从而不断提升社会和谐度。面对各种智能促进因素，不可盲目欢呼;面对各种不和谐威胁，也毋需盲目悲观。正如有的专家所认为的那样，“人工智能可能给人类社会的数字安全、物理安全和政治安全等带来潜在威胁”，但是，“人工智能应用得当、把握有度、管理规范，就能有效控制负面风险”。为了发挥人工智能向善的积极作用，避免风险，许多国家都开始重视从基础研究、技术体系、应用生态、创新人才、法律规范等多个方面着手推动人工智能的良性发展。2018年4月，为了共同面对人工智能在社会、经济、政治、伦理、文化以及法律等各个方面可能的机遇和挑战，欧洲25国一致表示，要从国家战略合作层面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向善发展，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宣言》。该宣言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确保欧洲人工智能研发的竞争力。更主要的是，它提出了一系列应对风险的措施。这对于各国来说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宝贵探索。2024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在一个论坛上公开发布了《向善而“生”——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中的科技伦理框架研究报告》，明确提出了促进数字社会和谐(团结)的对策建议：“加强教育培训提升全民人工智能素养，构建多元主体人工智能治理共同体，以大模型平台为抓手建立数字安全监管机制，强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全过程治理，弥合智能鸿沟推进数字社会团结，建立人工智能风险预警与干预机制，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绿色化转型。”社会和谐是美好生活不可缺少的人类生存样态，数字社会团结、人工智能合伦理地增进人类福祉、各种智能体安全可靠等，都是和谐的重要表征。当今时代，人类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系统思考如何提高人工智能对社会和谐度的增进效应，减少其干扰作用。当务之急，迫切需要对各种挑战作出回应，然后再进一步考虑系统的深层次治理。

首先，人工智能时代要重视保护文化的黏合与凝聚功能。社会和谐需要文化黏合剂，而文化的黏合功能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共同的文化系统下人与人之间容易产生共识，也容易共情。在中国的管理传统中有“五缘文化说”，强调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种关系作为文化纽带进而促进管理效能。这“五缘文化”的共同点就是强调主体在场性的互动。亲缘需要彼此来往走动;地缘需要空间上相互接触和交流;神缘需要共同的信仰和一起从事祭祀类的活动;业缘强调有共同的利益和业务往来;物缘注重因事因物(包括一起参加行会、协会、研究会等组织)从而引发集合关联。可见，它们都是把主体在场性的互动作为基础。而这恰恰是文化能够延续的关键所在。面对人工智能体把人与人直接面对面交流机会的无情削减，人类需要反思文化主体在场性如何维持的问题。有的国家通过周末强制休息、工作时间全面缩短等方式去维持文化主体在场性。他们认为，周末和节假日商店营业剥夺了一部分人的文化在场权利。这似乎有其合理性。不过，这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则要仔细考量。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认知中，周末和节假日是经济活力提升的契机，更是被共认为“繁华与热闹”的标志。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大多数人的开心，也是值得的。显然，中国文化对这个事情的认知是不同的，除了勤劳之外还有集体主义文化在里面。只不过，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平日的文化主体在场越来越少的时候，中国文化背景下需要思考如何解决主体不在场的问题，而且某些职业或行业的从业者可能长期面临主体缺少在场性的问题。中国不可能照抄国外的模式，但需要思考文化在场的问题，并且要制定相应的对策。不然的话，人工智能条件下的文化黏合性可能无法发挥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与此同时，面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人工智能对文化遗存的介入似乎还应该有一个限度的问题。有的文化遗存领域的智能化、数字化、虚拟化要慎重。文化主体不在场的情况下，许多文化内涵在数字化的环境中很难得到充分展现，文化的鲜活生命力容易被智能手段阉割成支离破碎的片段后而受到影响。家人们相互直接面对面的浓厚节日欢庆场面与智能终端的视频问候之间所产生的亲和力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而文化遗存的智能化、高科技化、元宇宙化可能带来的文化理解误差则会导致文化的代际传承出现问题，因为引入智能科技的时候，不同的参与者在理解和情感上会有极大的差异。尤其是资本介入之后可能会出现故意的片面理解和遮蔽。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代际的文化传承。对传承的不利影响必然是对和谐产生破坏作用。

其次，人工智能时代要正视各种可能的对社会产生撕裂作用的因素。许多情况下，大众会被各种事件撕裂，形成彼此的立场对立和利益分歧。人工智能带来的传播技术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传播的速度。加上智能算法的应用，许多信息可以极速传递到订阅者手中的智能终端上。这会让许多立场对立和利益分歧迅速被直接暴露在外，从而加剧当事人、利益相关人以及旁观者的意见分歧，撕裂广大民众。例如，立场和观点的充分暴露，往往会导致不同的主体之间和群体之间发生撕裂现象。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大家会有不同的支持立场，彼此甚至对立、对骂，相互指责;我国台湾甚至发生过同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因为支持不同的地区领导人候选人而大打出手。显而易见，这些不同意见的分歧直接导致的是社会的撕裂。这样的不和谐现象在以往的时代是极为少见的，而人工智能时代却可能会越来越司空见惯。人工智能带来的透明度增加，使得不透明的社会很难赢得公众的信任。因此，智能社会必须大力提高社会透明度，维护社会公信力。传统社会是一种非透明的社会，即使在大众传媒高度发达的时期，社会透明度都是很有限的。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之后，隐藏和逃避已经很难彻底做到。所以，有的国家干脆实行“定期解密”。这样，就把公共安全的概念变成可操作化了。这样的操作政策既体现了社会透明的一面，也是出于和谐的需要。透明了，争议就自动停息了。当一个公众事件发生之后，往往迅速地传遍全球，有的还会持久影响公众视线。公众盼望的是透明化。在这种情况下，隐藏和逃避，不敢直面真相，不仅无法持续下去，而且只会带来更多的公众关注。只不过，对于可能引发的社会撕裂问题要有高度关切和高透明度。

其三，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有效进行收入差距管理，防止贫富悬殊并进而影响社会和谐，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收入差距过大往往会影响社会和谐。所以，当今世界各国都把橄榄型收入结构看成是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要使中等收入人群的比例尽量高。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各国在发展中都会面临收入差距难治理的问题。有研究者发现，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很多，而“掌握着人类总财富一半的通常是技术界的先锋”。因此，人工智能被广泛而深入运用之后，如何保障收入相对平等的问题，让社会不至于因贫富差距过大而出现裂痕，是一个很有挑战性并且远比传统的贫富悬殊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首先涉及人工智能带来失业风险所引起的收入差距问题。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人工智能带来最大挑战不是中等收入群体总体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而是结构性的失业和在转型过程当中劳动结构调整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人工智能有强弱之分。强人工智能有代替人类智能的能力和可能性，带来的失业则是大面积的;而弱人工智能则是辅助人类智能的工具性存在，有延伸人类生产能力的作用，但带来的失业是有限的。现在一些自动化的智能机器人广泛应用于生产各个流程，虽然属于弱人工智能，但也能代替许多人类工作。这样的机器人还称不上强人工智能，但仍然会对人类工作机会产生不利影响。不过，像这样的工具性变革所带来的工作机会减少问题，在大工业革命一开始的时候就出现过。人类还是很顺利地解决了相应的挑战。人工智能跟之前的工业革命一样，在造成现有工作机会减少的同时也会创造许多新的工作岗位。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长时期看人工智能造成的失业和提供的新工作之间基本上会平衡。问题是这个“长时期”是多少年?在实现平衡之前的贫富差距肯定会很大的，如何在这期间防止过大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不和谐?当然，从治理对策来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中等收入群体占比高对于优化整个国家的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全社会的消费水平、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等各个方面都是有益的。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提升社会和谐度的社会治理总体策略就是要想方设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加快新工作岗位的诞生节奏。

其四，人工智能时代需要更加关注社会的整体公平与正义问题，要防止因社会不公导致社会稳定与和谐受到威胁。人工智能在运用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生产公正、分配公正、认知公正、发展公正、算法公正等许多方面的社会公平问题。而导致不公的无非是技术、成本、价值、伦理四个主要因素。人工智能运用的过程中，在技术方面可能会出现潜在的不公正风险，这主要缘于技术的成熟度和数据的可得性方面彼此差异巨大，有的技术本身还不太成熟的时候就可能被商业化运用了。从成本方面看，人工智能引入后的各种新技术所耗费的成本会不同，必要的人员更替成本以及整个管理全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彼此也有很大差异，而且其中必然包含着社会竞争和资源引入不公平等潜在可能性。尤其是，某些差异可能来自政策和制度安排方面的区别对待，明显是有违公平正义原则的。与此同时，就人工智能的价值方面来说，会有许多的认知差异。例如，引入人工智能的前沿新技术带来的商业价值有的人能够准确把握，有的人则可能不能把握，从而导致他们采纳不同的态度和行为。尽管这样的差异来自个人的认知能力特点，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有的人“消息灵通”，有的人可能是“后知后觉”。其中存在着客观的不公平背景因素。此外，从伦理方面来说，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应该得到规制，包括法律规制、伦理规制、文化规制、从业人员自我规制等，并接受监管。不过，监管本身也有公平的问题，比如是否被区别对待，是否依法监管，是否有监管的透明度，等等。选择性的监管、双标化甚至多标化监管，必然导致不公平的结果。在人工智能被广泛而深入运用的过程中社会的接受度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当人工智能替代人类工作的时候，具体哪个人最有可能被替代，也可能会涉及公正问题。从理论上来推测，在弱人工智能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低收入人群被替代的概率要更高一些;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之后，高收入人群被替代的概率则要更高。这些都说明，人工智能时代许多细节性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会显露出来。这些深层次的社会不公问题解决起来的确有难度。深层次的社会不公问题导致的是深层次的社会不和谐。为此，可能需要引入“深层民生保障”的理念，努力做到以人为本地、全纳性地让每个人都被公平对待。人工智能的运用需要遵循一个基本伦理原则：让所有人受益，而不是少数人获得好处。只有这样，才符合保障社会公正的原则。

其五，人工智能时代要特别注重法律与伦理建设，不仅要保护大数据安全，同时还要做好隐私信息保护。人工智能广泛而深入运用的时候，可能会遭遇许多法律和伦理风险，包括信息茧房、过滤气泡、回声室效应、数据隐私、算法透明性与信息对称、歧视与偏见以及深度伪造等等。人工智能引发的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跟社会和谐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社会和谐度的问题更值得关注。社会和谐在人工智能时代不单单是技术问题，更可能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关涉社会生活全局的大问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保护人工智能安全不仅仅是保护个人隐私和确保系统安全，更是保障社会的公平和稳定;保护人工智能安全也是保护个人隐私的必要措施。”从治理对策来说，根据各国的经验，需要“将道德伦理框架融入法律规范，并配合技术创新约束，多措并举以应对数据隐私安全的保护，共同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所谓“将道德伦理框架融入法律规范”，是要将合伦理性当作前置要件予以重视，强调人工智能法律本身要遵循伦理道德准则。这是一种法律认识论的变革。以往的法律认识论都是强调法律高于一切。大致的次序是，政治高于法律;法律高于道德。而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次序需要重新认识，人类需要把伦理道德放在第一位。法治精神以伦理精神为基础，才能更好地建构人类的精神世界。所谓“配合技术创新约束”，代表的是伦理道德和法律要靠技术的辅助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技术约束可以遵循中立无偏见的原则。这是更加公正的约束。所谓“多措并举以应对数据隐私安全的保护”，强调任何单方面的措施都无法真正有效地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当人类把所有的信息、数据都数字化之后，技术手段、法律手段和伦理道德手段需要相互配合，一并发力，才能起到有效保护的作用。以合伦理道德为先导，以技术为保障，依法合规地保护数据安全和隐私安全。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只有每个人的隐私和所有的数据都得到安全保护，才能真正保障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总而言之，面对人工智能对社会和谐的机遇与挑战，人类需要有效地化解其不利影响，吸收其积极意义，从而有效地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度不断得到提升。只有这样，人工智能的发展才符合高质量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