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摘 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西湖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当陈独秀等中共高层领导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党内合作”政策争持不下的情况下，正是李大钊的耐心说服与调和，中共高层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政策。中共三大上，在批评“左”右倾两种观点的同时，李大钊最终说服全体党员接受了“党内合作”政策;通过与孙中山的多次接触，说服孙中山接受“党内合作”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使“党内合作”政策最终得以实施。李大钊不仅是实施国共“党内合作”的推动者，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对大革命的兴起也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李大钊;西湖会议;党内合作

作者简介

苗体君，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西湖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是因为它要决定中共以什么方式与国民党合作。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共合作只是一句空话”。[1]455参加西湖会议的中共高层包括中共二大选出的5名中央执行委员中的4名，即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还有李大钊、张太雷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共7人。“马林是会议的主角，他提出中共党员应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这种方式实现国共合作。”[1]456但立即遭到了与会多数人的反对，以张国焘、蔡和森的反对最为激烈。面对这种情况，会议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关键时刻李大钊起到了决定作用。可以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支持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领导人，也是受党中央委托与孙中山谈国共合作的第一人。他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部积极主张与国民党合作，在与国民党人的交往中，也努力促成国共合作，是最受孙中山欢迎和钦佩的共产党人之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李大钊烈士碑文》中，特别谈及李大钊与国共党内合作，并指出：“一九二二年，他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谈判国共合作，并在一九二四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为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2]4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提出100周年之际，弄清楚李大钊与西湖会议上国共“党内合作”路线之间的关系，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

一、西湖会议上劝解和疏导中共高层接受“党内合作”政策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初期，特别强调组织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并提出了“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3]6。当时的共产党人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而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两者是对立的。所以，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采取排斥的态度。中共一大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依据苏联革命成功的经验，在城市发动领导工人运动，但很快遭到挫折，使共产党人认识到了中国革命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又要反对反动封建军阀的统治，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仅仅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工人阶级就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要同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1922年1月21日-2月2日，共产国际远东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国民党以及中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团体都派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根据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明确了被压迫民族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列宁还抱病接见中国部分代表，并鼓励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团结各种革命力量，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以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可以说，共产国际远东会议关于反对帝国主义联合战线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策略的转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此，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作了公正的评价，同时也十分坦率地批评了国民党的错误，明确提出了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4]516的政治主张。随后，在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并发表大会宣言，再次提出要把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等革命民主势力建立联合战线作为主要政治目标。李大钊作为党内当时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没有出席中共二大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共产党刚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

在中共二大上确定的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要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的主张通过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转告了孙中山。孙中山虽然同意与共产党进行联合，但他不赞成国共两党实行平行合作。孙中山只允许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并服从国民党的领导。面对孙中山提出的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坚持既定方针，继续做孙中山的工作，直到孙中山想通为止;要么改变党外合作的方式，接受孙中山所能接受的党内合作的方式。为此，中共党内最高领导层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1922年8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来到中国，马林对中共二大作出的关于与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的决定进行了批评。根据马林的提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秘密召开一次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以解决国共合作的形式和途径”[5]83，以统一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思想。“马林向与会者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他坚持说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到这个党内去开展工作，这乃是他认为落实国共合作的第一个步骤。”[6]170为了说服参会的中共高层领导成员，随后，马林又对这个思想作了详细的说明。并罗列了六条理由：“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只能进行民族和民主革命而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二、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还弱小，不可能立即把中国革命领导起来。三、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政治联盟，并非一个纯粹资产阶级政党。四、孙中山同意中国共产党人加入他的国民党，但他绝对不会以政党的名义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两党平行的联合阵线。五、中国共产党应该学习共产国际在西欧工会运动中推行的各国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联合战线的经验，加入国民党内去，中共应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六、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可以促使国民党的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领导的那部分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的手中争取过来，站到共产党一边。”[6]170-171

在西湖会议上，即便是马林对党内合作政策给出了六条理由进行解释，但依然遭到了中共党内高层的集体反对。在会议讨论中，持“党内合作”与“党外联合”两种不同意见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现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反对“党内合作”。主要以张国焘、蔡和森等人为代表，这种声音也是西湖会议的主流声音，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中共加入进去无异与资产阶级相混合，会丧失它的独立性”。[7]619他们只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党外合作，并片面地认为“与国民党建立党外的联合战线是可以做到的”。第二种意见是有条件地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事实上，这种意见对“党内合作”也是持否定态度的。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虽不赞成马林的观点，但身为当时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还是从大局出发，认为既然是共产国际的决定，也只能表示服从。陈独秀认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可以服从，只是必须向国民党提出一定的条件，即孙中山要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取消‘打手模’及向个人宣誓等入党手续”。[5]84第三种意见是基本同意“党内合作”。这种意见以李大钊为代表，认为“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散，共产党员加入不会受到约束，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民主联合战线易于行得通的办法”[5]84。

对此，参会成员张国焘曾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回忆说：“李大钊先生却要采取一个调和的立场。他虽同情我们的某些看法……但基本上是附和马林的。”[8]26针对这种情况，李大钊冷静地分析了争论双方的意见，在发言时，李大钊在肯定了双方开诚布公讨论问题的态度和双方意见的合理成分后，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的组织非常松散，无政府主义者加入国民党多年，行政亦未受到约束;国民党内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也都是各行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同样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行联合战线的易于行通的办法。”[7]620基于上述看法，李大钊就开始对陈独秀、张国焘等人做工作，指出：“有条件的加入国民党和中共少数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以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是实行第二次大会既定政策，同时避免与马林乃至共产国际发生严重争执的两全办法。”[7]620正是在李大钊的劝解和疏导下，西湖会议终于通过了共产党员有条件加入国民党的决定。

西湖会议上，李大钊之所以能说服中央领导层的其他成员同意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除了当时李大钊在中共党内有着极高的威望外，当时中共领导层中诸如张国焘、高君宇等都曾是李大钊的学生，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李大钊对当时的国共两党的情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判断。他认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要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9]781他还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就进行过长期的斗争，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影响，他们虽然只靠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太重视工农运动的力量，但是却不禁止工农运动;国民党是一个组织松懈、成员良莠不齐的复杂的政治团体，没有什么实力，但是“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10]659，所以，国民党本身就具有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同时，孙中山本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胸怀广阔，“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10]659，他从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自己依靠军阀打军阀的多次失败教训中，已经开始体验到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吸收先进的青年加入国民党，促使国民党革命化。基于上述多种因素，所以李大钊提出要改造中国必先改造国民党，对于国民党“除了使它更大更有力量以外，一点其他道路都没有”[10]781。李大钊由此得出，与国民党实现党内合作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可能性。

特别是西湖会议召开后，1922年11月7日，在北京《晨报》副刊上，李大钊发表了一篇题为《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的文章，在党内积极宣传与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也就是国共两党间的党内联合政策。文中强调“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结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10]577。用今天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湖会议，可以说，当时西湖会议的参加者中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对“党内合作”政策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其翻译兼秘书张太雷的协助下，强迫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屈服并接受共产国际的决定。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李大钊从中国国情出发，坚决支持共产国际提出的两党合作形式，即‘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11]376。正是“在李大钊的耐心说服下，最后促成西湖会议原则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确定先由中共少数负责人加入国民党，然后再劝说全体党员加入”。[11]376也正是李大钊的“调和”，才使得当时的中共高层内部最终在西湖会议上接受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政策。

二、为西湖会议决定的“党内合作”政策的实施而努力

西湖会议以后，为实施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政策，李大钊多方奔走，极力推动西湖会议上达成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并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与努力。

(一)通过中共三大，在批评陈独秀、马林为代表的右倾观点的同时，也批评了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的“左”倾观点，并说服了中共全体党员接受西湖会议决定的“党内合作”政策

1923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再次从莫斯科来到中国。为了尽快让全体共产党人接受“党内合作”政策，随后便决定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毛泽东、张国焘等30余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出席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出席了大会。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如何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与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合作的问题。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国共两党的现状作了客观的分析，阐述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及共产党应保持的独立性，并指出以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为宜。由于与会代表的思想认识还很不一致，特别是讨论到共产党员是否要全体加入国民党、产业工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等问题时，代表们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议出现了以陈独秀、马林、瞿秋白、张太雷为代表的和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代表的两派，他们各执一端，互不相让。

以陈独秀、马林为代表的一派，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陈独秀完全附和着马林，他们认为：中国革命目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国民革命，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以“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12]143;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要成为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将来国民革命成功，这时党的独立不成问题的了，因为那时共产党自然会出现了”。[12]144主张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12]144。这种强调民主革命是党在当时的中心任务，不能忽视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主张把一切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实现国民革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却又错误地提出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当归于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这种“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甚至认为共产党诞生早了，“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13]的主张，只能把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中降到当“客人”的从属地位。

张国焘、蔡和森等承认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是当前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但是认为共产党还有它的特殊任务，即领导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这两个任务同等重要，应当同时进行。他们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这样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拱手送给国民党。可以说，张国焘是坚决反对马林意见的，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的。认为：“改变国民党的老政策是不可能的，没有力量迫使他就范……马林从莫斯科带来个指示，命令我们加入国民党，后来他又带来了经过充分讨论而作出的这个决定，指示说，那些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14]475张国焘还说：“发展共产党的唯一途径是独立行动，而不是在国民党内活动……我们宁可保持左，左的错误比右的错误容易纠正。”[14]476蔡和森也强调说资产阶级没有革命性，说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取名为“独立工人党”。他们强调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脱离了统一战线的任务，这些意见只能导致孤立自己。“这两种倾向，一种由尾巴主义表现出来，另一种由关门主义表现出来，但实质都是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争取同盟者和对民主革命之指导的问题”[15]467。

在双方争持不下的情况下，李大钊的作用再次被凸显出来。李大钊作为与陈独秀齐名的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理论权威，虽然缺席了中共一大、中共二大，但当中共三大就国共合作问题出现严重的意见分歧时，他的出席无疑起到了一个定海神针的作用。在会上，李大钊首先汇报了北京地区党组织的工作情况，然后就西湖会议决定的国共合作问题再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坚持在西湖会议上提出的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政策，并与参会的毛泽东等人取得了一致的见解，认为共产党员要参加到国民党中去，组成和壮大革命统一战线，同时还要保持共产党人的独立性。经过热烈的讨论后，与会的多数代表都赞成李大钊、毛泽东等人的观点，对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进行了批评，同时对马林、陈独秀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13]的右倾观点也进行了批评。最后，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二)与孙中山的多次接触，说服孙中山接受“党内合作”政策。在国民党一大上，有力驳斥国民党右派言论，使西湖会议决定的“党内合作”政策最终得以实施

1922年8月9日，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避难。当时的孙中山极度地苦闷与彷徨，也是最需要同情与帮助的时候。西湖会议后，为了推进西湖会议达成的国共“党内合作”的成果得以实施，根据陈独秀的提议，李大钊被留在上海，专门与孙中山进行联络。李大钊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的会谈，常常是“畅谈不倦、几乎忘食”[11]376，他们“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11]376。经李大钊的积极努力后，孙中山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建议，决心同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并欢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在会见中，当李大钊把西湖会议作出的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告诉孙中山时，孙中山欣然同意，并愿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当李大钊告诉孙中山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时，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6]随后，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11]377当宋庆龄问起孙中山为什么让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孙中山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17]109

在李大钊、孙中山频繁接触期间，苏联也派来全权代表、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越飞率团来华。在李大钊的陪同下，越飞会见了孙中山。会谈连续进行了6天，商讨改组国民党、建军以及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这些更加快了孙中山的思想转变。随后，孙中山多次召集会议，研讨国民党的改组计划。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时局主张及民族、民权、民生政策。1923年1月17日，越飞由北京到上海，在李大钊陪同下，与孙中山又进行了多次秘密会晤，随后便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这一系列的活动，促使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形成，同时也加速了对国民党改组的进程。

1923年8月，应孙中山之邀，苏联派鲍罗廷来华担任国民党的特别顾问，鲍罗廷“南下途经北京时，首先会见了李大钊，就国共合作事交换了意见”。[11]400同年10月19日，孙中山任命李大钊为国民党五人改组委员之一，负责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是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国民党改组工作，李大钊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从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成立到国民党一大召开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召开了28次会议，为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工作。正是因为李大钊帮助国民党改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孙中山特别邀请李大钊到广州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也经陈独秀提议，由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瞿秋白四人组成一个小组，以指导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党员，这个指导小组实际上也是由李大钊负责领导的。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李大钊、毛泽东等一批共产党员出席了会议。大会核心问题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当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提出“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应有明文规定”，极力反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所谓“党中有党”以排斥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11]411面对右派分子的挑衅，李大钊挺身而出，代表出席会议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右派的言论予以有力的驳斥，并表明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革命运动要全民族的力量，也要有世界革命力量的支持，而要团结全民族的力量，完成国民革命的事业，非要有一个统一而普遍的国民革命党不可。他还指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而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事业。最后，大会终于接受了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提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使西湖会议决定的“党内合作”政策最终得以实施。

综上所述，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西湖会议是促进国共两党实现首次合作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为党的三大确立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方针奠定了基础”。[18]4-5同时，西湖会议也“为大革命时期民主革命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19]23在西湖会议上，当陈独秀等中共高层领导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党内合作”政策争持不下的情况下，正是在李大钊的耐心说服与协调下，中共高层内部最终接受了“党内合作”政策。随后，为推动“党内合作”政策的实施，李大钊多方奔走。在中共三大上，面对中共高层领导人张国焘、蔡和森对“党内合作”政策的重新反对及陈独秀的反复徘徊，李大钊在批评“左”右倾两种观点的同时，最终说服全体党员接受了“党内合作”政策。他还通过与孙中山的多次接触，说服孙中山接受“党内合作”政策，并在国民党一大上，驳斥国民党右派的荒谬言论，使“党内合作”政策最终得以实施。所以，李大钊不仅是国共“党内合作”的推动者，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开拓者，同时对大革命的兴起也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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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苗体君. 李大钊与西湖会议[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5)：13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