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党中央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后，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缺乏系统性的总结。基于CNKI(2000—2022年)的文献数据，对20年来新的社会阶层研究进行回顾发现：在基本概况上，该研究领域经历了探索、爆发、回落、上升企稳四个时期，统战部门期刊、人员、网络占据主导地位;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进行溯源与群体确认，了解此群体的政治态度以及对他们的政治引导和组织;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从参政议政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治理的组织动员全过程。展望未来，需要在加强统战研究、丰富群体研究、深化理论研究等重点方向上着力。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统一战线;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社会治理;身份认同

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所有制成分和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党中央提出“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其含义、对象或范围经历了若干次变化，最初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现在主要指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但始终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做出了重要贡献。对这一重要阶层群体，学术界一直都有关注和研究，发表了大量成果，但缺乏系统性的回顾和总结，没有对多年来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和归纳。为弥补这一缺憾，本研究使用CiteSpace、VOSviewer等文献计量软件，对20年来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研究文献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未来。

一、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基本概况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CNKI数据库，以篇名含有“新的社会阶层”或“新社会阶层”主题词进行检索，检索年份跨度为2000年至2022年，在检索结果中剔除无作者或非研究类文献后，共使用文献1227份。基于这些文献，先对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发文趋势、发表期刊、高频作者、合作机构进行描述，以介绍该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况。

从发文趋势来看(见图1)，学术界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1)探索期(2001—2005年)。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起步于2001年，随后迅速升温又有所下降，年均发文量为40.4篇。此时学界的研究处于探索阶段。(2)爆发期(2006—2008年)。2006年及以后，学术界加强了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发表论文的数量直线上升，并于2008年达到峰值。显然，这是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一个爆发期。(3)回落期(2009—2015年)。这个时期的发文量逐渐回落，从2009年的99篇一直下降到2016年的25篇。(4)上升企稳期(2017—2022年)。2017年发文量回升至68篇，其后至2022年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逐渐平稳，年均发文65.5篇，表明学术界开始重新重视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

可见，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而这种波动性与统战政策驱动密切相关。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概念，之后学术界开始了相关研究，迎来第一个研究热潮。2006年党中央发布《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强调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工作，此后两年相关研究达到了高峰。之后，由于一直没有新的官方文件出台，研究热度逐渐下降。进入新时代，2015年党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12类统战工作对象;2016年中央统战部专门成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局;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探索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并大力建设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2020年中共中央修订并发布《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提出“必须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等12个“必须”。在这一连串的政策背景下，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研究回升并企稳。目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经成为理论和实务界日常关注的重要阶层群体。

从发表期刊来看，主要以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地方社会主义学院主办的期刊为主(见图2)。其中，《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表论文58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表52篇，《中国统一战线》发表47篇，《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和《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发表41篇，位列前五。社会主义学院作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联合党校，需要对统战工作对象有深入的了解与总结，以便完成所肩负的政治教育任务，因此，其刊物大量、集中发表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相关研究成果。

从高频作者来看，湖北的徐军教授、浙江的杨卫敏巡视员、上海的张海东教授发表的论文最多。从前十位高频作者来看，以社会主义学院、统战部、党校的教学科研工作人员为主要研究群体，此外，高校和社科院科研人员也进行了一些研究。

从合作机构来看，国内形成了三大合作网，其中以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武汉市社会主义学院、武汉市委党校(行政学院)、武汉大学为主的湖北合作网最为紧密，此外是以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为核心的中央合作网，以及浙江省委统战部与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之间的浙江合作网，其余研究机构和作者均较为分散。

二、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主要内容

对1227篇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结果见图3。在关键词共现网络中，节点和标签的大小反映了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频次越高对应的关键词节点和标签越大。[2]图中的高频关键词反映了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主要内容，结合文献回溯，我们认为20年来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主要呈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概念溯源与群体确认。从关键词来看，各个群落中都有概念式的关键词，如“新社会阶层”“新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阶层”等，而如“建设者”“民主党派”“优秀分子”等关键词也具有较强的身份指涉。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溯源是学界进行研究的基础。从字面来看，“社会阶层”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的主干，而“社会阶层”是社会学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概念。李培林在回顾中国社会变迁时就提到，“准确把握新的社会阶层的经济特征、政治态度和社会作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治国理政的重要课题”。[3]李路路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出发认为，阶级概念是源于不同人群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涉及阶级利益以及“剥削”理论，是一种导向革命的概念图式;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以及新技术的发展、新企业形式的出现，阶层概念逐渐脱胎于阶级理论，用以指代阶级内部不同群体的差别。[4]阶层避免了阶级理论的“敌对想象”，更适用于新时期社会的发展形势。沿着这一思路，李春玲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中产阶层进行比较，并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包括体制外所有的白领从业者，他们是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从群体身份来看，从江泽民开始党中央领导人就一直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这种身份属性的提法，是为了解决政治理论和政治路线问题。[6]

二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态度的调查与研究。从关键词来看，各类群落中都含有与政治态度相关或相近的词汇，如“政治诉求”“政治态度”“社会态度”“政治认同”“调查”“基本特点”“发展趋势”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统战工作对象，其政治态度一直是党中央重点关注的方面。大部分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研究的社会主义学院、党校等机构，都对这个群体的政治态度进行了长期调查与持续研究。徐军、朱福玲的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职业身份认同方面，自我认同较高，社会认同较低;在利益诉求方面，事业发展的诉求和政治参与的诉求较多，而文化和社会诉求较少。[7]张海东、邓美玲利用六省市调查数据发现，“体制内”中间阶层在政府信任上显著高于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相比社会中下层，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政治态度不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倾向;而在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内部，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相比较，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更加偏自由主义倾向的政治态度。[8]李春玲分析2015年全国调查数据显示，新的社会阶层更为关注与自身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社会问题，更为担忧社会保障问题，感受到更多的“官员与老百姓”“穷人与富人”之间的社会冲突，更期待政府部门的工作改进。[9]张卫等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网络上的行为进行调查后认为，他们倚重网络媒体表达意见诉求，其中新媒体从业者影响网络舆论生态。[10]

三是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导与组织。从关键词来看，图3中左下方关键词群落的“政治参与”“政治引导”“有序政治参与”等、图中正下方关键词群落的“社会治理”“再组织化”“国家治理”等、图中心关键词群落的“统一战线”“社会治理共同体”“思想政治工作”等、其他关键词群落的“工作机制”“发展党员”“党建工作”等，无不揭示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导和组织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他们表达和参与的制度化渠道仍然狭窄，政策资源和空间仍然有限。[11]因此，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导与组织极其必要。郑曙村、郭永奎就提出，对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需求，应当疏通政治参与渠道，最大限度地满足其合理需求，并规范其不理性的需求。[12]廉思等提出基于共容利益、优势资源、价值认同三种路径，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诉求。[13]黄天柱也认为，对待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在理念上引导、优化制度安排、加大组织吸纳力度、健全协商对话。[14]杨卫敏提出新时代的大统战体系应着眼大目标，进行全域统战，总揽境内境外、党内党外、体制内外、圆内圆外、网上网下、上层基层，统筹五大关系各领域。[15]

三、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发展脉络

对新的社会阶层研究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突发检测，共获得前20个突显词(见图4)。突显词义为关键词在某些年份出现转折点或是新概念，对长达20年的文献进行突显词分析，能够反映出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发展脉络。结合图4和对应文献，我们认为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是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概念建构(2001—2005年)。关键词从2001年起出现“优秀分子”“建设者”“发展党员”“新阶层”等突显词，强度分别为6.07、3.29、9.41、3.32，说明这一时期主要研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概念和身份。文道贵认为新的社会阶层成员的身份和职业具有非稳定性特点，他们大多就业于新兴产业和高科技领域，年轻化、知识化特征明显，应将其视为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新生力量。[16]李汉迎等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调查后也认为，该群体所依托的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承担者。[17]张卫、张春龙进行调查后发现，新的社会阶层具有积极的社会态度，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群体。[18]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研究的落脚点均是对其身份的认可，并将他们视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二是政治参与为指向的主体吸纳(2006—2012年)。关键词从2006年开始出现了“和谐社会”“政治参与”“有序参与”等重要突显词，其中“政治参与”突显词强度高达19.85，在所有凸显词中强度最高。此阶段正值发文量的爆发期，所以在数量和强度上均显示出学术界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参与的研究形成一波热点。郑曙村、郭永奎提出消除传统观念影响，健全制度通道，广泛吸纳新的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入党;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加入各党派和社团，使其拥有组织依托和社会归属感;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吸纳进国家政治过程中，以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需求。[19]匡国珍从政治保障机制、政治参与渠道的畅通机制、政治参与的法律机制、政治参与的文化保障机制入手，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要遵循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程序，理性地进行政治参与。[20]袁廷华从民主党派的角度认为，应该促进民主党派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代表性人士，这样有利于扩大我国政党制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开发我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功能。[21]王刚、任世红、陈雯等学者也从各自角度提出了政治参与的措施、方案和实施原则，以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吸纳。[22][23][24]

三是政治引导为线索的工作路径(2013—2017年)。进入新时代后，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导成为一个热点。关键词“政治引导”“路径”“统战工作”等相继出现。王远启从民主党派的角度提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引导作用，是民主党派政治社会化功能的表现，也是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的一项重要政治责任。[25]史献芝、刘建明提出，通过进入人大、政协的制度安排、扩大民主党派的“库容量”、发挥政治社团和民间组织作用等措施，来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政治认同。[26]姜力从思想引导的角度认为，要在确认与完善思想政治引导主体机构职能的基础上，完善分层分类的引导主体机构协同机制，进而在引导路径的取向上，以思想理念启发为基础，兼顾利益上的激励约束，同时将引导者的人格感召和党风政风的示范作为思想政治引导工作的重要取向。[27]程凯、毕德认为，政治引导不仅仅是为了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意识到这种引导会给自己带来现实的利益变动，使社会结构更加趋于合理化。[28]可见，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内容。

四是社会治理为目标的组织动员(2018—2022年)。从2018年开始，“社会治理”“组织化”等关键词开始出现，而且强度分别为8.49、10.32，这意味着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研究又形成一波热点。将新的社会阶层纳入社会治理的组织动员目标中，延续了新时代以来政治引导的工作路径，回答了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引到何处”的问题。李路路、王薇认为，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以及随之出现的社会阶层化，一方面有助于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和社会的再组织化;另一方面，如何将日益分化的阶级阶层整合起来，特别是整合到社会的核心结构中来，也是当前和未来中国社会转型面临的更加严峻的挑战。[29]因此，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再组织化值得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张海东、杜平提出，培育社会组织可有效解决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原子化问题，通过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重要作用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采取多种不同的形式来实现新的社会阶层的再组织化。[30]孙涛提出，新时代引导和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要以党的建设为统领，加大引导、帮扶和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其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31]李友梅认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路径，主要体现在党建引领、民主协商、公众参与三个方面。[32]其他学者也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一环，总结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重要原则与实际路径等[33][34][35]，从不同侧面回应了学界提出的“治理型统战”理念。[36]

四、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重点展望

由以上基本概况、主要内容、发展脉络的回顾可见，自党中央于2001年正式提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概念后，20年来该研究领域经历了从少到多、从波动到平稳、从是什么到怎么样再到如何开展工作的演变。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展望新的社会阶层研究，我们认为，需要加强统战研究、丰富群体研究、深化理论研究。

(一)加强新的社会阶层的统战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应用性强，与党中央的统战政策驱动密切相关，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统战研究，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中有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聚焦有效组织起来、发挥积极作用、思想政治引领三个重点。

一是有效组织起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是体制外人员，一部分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等机构就业，另一部分如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业人员等则具有“去组织化”的就业特点。他们散落在体制外各处，与党、政府、政治体制的联系松散甚至断裂，表达利益诉求、意见建议的渠道不畅甚至缺乏。对此，组织起来就成为发扬中国共产党传统优势的自然选择。党的统一战线也体现为统战组织的成立和活跃，如革命时期成立的欧美同学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建设时期成立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改革开放时期成立的台联、黄埔军校同学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以及各地或早或晚成立、对象范围不一的知识分子联谊会。因此，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首要举措就是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既使他们组织起来，也使其成为党的统战部门联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桥梁和纽带。但组织起来之后还要理清和处理几对关系，比如组织起来的新联会会员和尚未被组织起来的新阶层人士的关系、众多的尤其是不同层次的新联会之间的关系、人员经常重叠的新联会与知联会的关系等，这样才能形成更加清晰严密的统战组织体系。

二是发挥积极作用。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干什么?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挥积极作用，主要包括经济、民生、治理三大领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许多是科技、制造、商贸、金融等经济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还创立了中小微新经济或新社会组织并提供就业岗位，所以首先在经济发展和保障就业领域就能发挥积极作用。许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热爱并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甚至本人就是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不仅如此，他们在涉及人民美好生活的众多民生领域都可以发挥作用，包括促进养老健康、完善社会保障、对口支援帮扶、发展教育文化、协调三次分配、健全政策法规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明确提出，“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

三是思想政治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党外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虽然在理论上是不宜直接画等号、各有其特定内涵的概念，但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体是知识分子、大多是党外人士，在实际的统战工作中十分接近和高度重叠。因此要充分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知识分子工作是基础性、战略性工作”“做好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管是自由择业知识分子还是自由职业者，共同的特点就是职业自由、经济自由，因而思想也更加独立。加上不稳定就业的特征和趋势，更会影响到他们的社会政治态度。以专门处理和传播理念为职业的知识分子，对现代社会的舆论和公众有显著的影响力。在贝克所说的后现代风险社会中，新闻媒体从业人员更是具有界定和解释风险及其政治的话语权。[37]因此要高度重视新的社会阶层中文化领域的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以及网络领域的新媒体从业人员和“意见领袖”等。要在组织团结起来、建立联系渠道、回应利益诉求、发挥积极作用的过程中，注重和实现思想政治引领。

(二)丰富新的社会阶层的群体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但也存在不足：一是调查对象大多比较笼统，群体细分不够，而事实上新的社会阶层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既有群体共性也有内部差异;二是调查内容大多聚焦于政治社会态度或思想意识状况，而新的社会阶层值得研究的经验现实面向其实非常丰富;三是研究角度大多“向内”，缺乏“向外”，即直接关注新的社会阶层本身，而相对忽视这个阶层与更大范围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按照目前党中央的相关文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这四类群体。因此，要丰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群体研究面向，就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共性和自身特点，来深入理解这四类群体。

一是中产社会形成及其危机。战后西方国家见证了以销售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白领职业为代表的“新”中产阶层的崛起[38]，反映在社会结构上，就是从原来的金字塔型社会转变为中产阶层占主体的中产社会。但好景不长，西方中产社会从20世纪末期开始显露出危机。美国的阶级结构从钻石型蜕变为双钻石型，上层与下层的流动通道窄化。[39]日本也从典型的中产社会变成中产塌陷的M型社会[40]，国民的阶级认同从“一亿总中流”成为“下流社会”。[41]反观中国，则是中间阶层(或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社会结构由倒丁字型向橄榄型转变。[42][43]中国的中产阶层包括体制内外两个部分，而体制外中产就是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在人数规模和人口比例上都要高于体制内中产，但在经济地位和风险承受能力上又更脆弱。因此，新的社会阶层对于维系中产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自由职业或非稳定就业的扩张。这被认为是造成上述中产社会危机的主要原因，还被称为“自由职业者资本主义的巨浪”。[44]灵活弹性就业、非标准劳动关系、非稳定工作的扩张是20世纪末期以来全球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现象[45]，这打破了原来的稳定就业模式。这种大幅转变，从企业降低成本、劳动者观念偏好和政府去管制化这三个主体方面都可以找到原因。[46]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自由职业或非稳定就业的迅速扩张，但在劳动立法上追求审慎监管，走过了“管制—自治—管制—加强管制与放松管制并存”的道路。自由职业有自愿和非自愿两种形式，前者可能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后者一般处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福利保障、向上流动机会更低，但两者的共性是不稳定。因此，新的社会阶层将因自由职业人员的长期存在而存在，并将因这个群体的不稳定而不稳定。

三是社会组织和第三部门的兴起。社会本来无所不包，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自从资本主义和现代民族国家产生之后，市场、国家从社会中脱嵌而出[47][48]，遂演变为“三分天下”。西方的“市场—社会”关系与“国家—社会”关系都带有对抗性质，市场对社会的主宰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导致发现社会或保卫社会。尤其是经历二战前后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后，“第三部门”或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开始得到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市场—国家—社会”关系演化历史与西方有很大差异，前30年是国家吞没市场和社会，改革开放后40年是国家逐渐释放市场和社会，但这种释放是不同步的。于是开始重视社会建设，社会组织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也经历了规模化、专业化的发展。因此，新的社会阶层的成长壮大与中国社会领域的兴起与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四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的来临。自从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电子技术、计算机和互联网就逐渐深入地影响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逐渐浮现出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都描述了这种变化。相对于早期强调信息效用的“信息社会”概念，以及社会结构网络化逻辑的“网络社会”概念，“数字社会”更能够准确体现数字化技术发展对于产业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影响。[49]数字社会的基础性技术——大数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和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使社会“以人为媒”转变为“以数为媒”。[50]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中国的信息技术及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深入影响经济社会生活的程度与国外同步甚至更甚，近年来各级政府也提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全方位数字化转型的规划。在此背景下，网络社会中的新媒体从业人员成为一个新兴的、快速成长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就业和社会群体。因此，新的社会阶层是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数字社会所催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一支重要社会力量。

(三)深化新的社会阶层的理论研究

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大多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社会学的阶级阶层理论基础上，中国化、本土化尤其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适应性需要进一步发展。因此，要结合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的阶级阶层理论演变，深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理论研究。

《毛泽东选集》的开篇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考察了1920年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状况，分析了各阶级的政治观念和革命态度，得出了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农两大阶级并联合中间阶级(如富农、中农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将社会成员划分为13个阶级，并据此实施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后，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已经消亡，社会结构在理论上简化为“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所有制成分和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于是提出“新的社会阶层”，其含义、对象或范围经历了若干次变化。私营企业主首先作为新的社会阶层进入视线。后来，以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类群体为主体的“新的社会阶层”被社会所熟知。再后来直到现在，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作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列。

可见，党的阶级阶层理论话语已经从“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发展为“两个阶级两个阶层”，即在知识分子阶层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且此概念已经使用长达二十多年。当然，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体是知识分子”，这两个阶层彼此之间具有重叠性，相互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更重要的是，新的社会阶层是一个总括式概念，虽然狭义上指向四类群体，但广义上可以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甚至可能还包括不断涌现的新兴职业和新就业群体。[51][52]同时，这也意味着其内部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对统战工作对象的细分更多是为了实际工作的需要，而不必是为了理论上的刻意区分。不管是最初的六类群体还是目前的四类群体，党中央始终强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彰显。而如何进一步阐述、论证清楚这种理论上的延续性和发展性，是深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究的重任。

[参考文献]

[1]2017年，更名为《统一战线学研究》。

[2]刘金花、崔金梅：《基于VOSviewer的领域性热门研究主题挖掘》，《情报探索》2016年第2期。

[3]李培林：《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4]李路路：《“新社会阶层”：谱系·变革·挑战》，《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年第4期。

[5]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6]李小宁、路璐：《新的社会阶层:由来·调整·谱系》，《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3期。

[7]徐军、朱福玲：《新的社会阶层身份认同和利益诉求研究——基于武汉市区新联会会员的调查问卷分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8]张海东、邓美玲：《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测量与比较研究——基于六省市调查数据》，《江海学刊》2017年第4期。

[9]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10]张卫、后梦婷、张春龙：《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行为特征及统战工作方式研究》，《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

[11]秦广强：《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及社会整合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12]郑曙村、郭永奎：《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需求及其引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13]廉思、冯丹、芦垚：《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特征分析、杠杆作用以及工作思考——关于新社会阶层的调研报告》，《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1期。

[14]黄天柱：《新的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价值、特点及引导》，《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15]杨卫敏：《全域统战：新时代大统战的总驱动》，《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6]文道贵：《当代中国新社会阶层的特点解析》，《理论月刊》2004年第1期。

[17]李汉迎、郑伯华、王雅秋：《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与新阶段统一战线问题的调研与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18]张卫、张春龙：《新社会阶层的社会特征分析——以江苏为例》，《江海学刊》2006年第4期。

[19]郑曙村、郭永奎：《当前我国新社会阶层的政治需求及其引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年第1期。

[20]匡国珍：《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良性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理论月刊》2009年第8期。

[21]袁廷华：《关于民主党派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22]王刚：《扩大新社会阶层有序政治参与的思考》，《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23]任世红：《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价值、特点及引导》，《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24]陈雯、何雨：《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研究——基于江苏的调查数据》，《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25]王远启：《民主党派对新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导的内涵分析》，《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6]史献芝、刘建明：《关于新社会阶层政治认同问题的思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年第4期。

[27]姜力：《新的社会阶层思想政治引导:主体、机制、路径》，《宁夏社会科学》2017年第1期。

[28]程凯、毕德：《对加强新阶层人士政治引导的理性思考》，《甘肃理论学刊》2010年第1期。

[29]李路路、王薇：《新社会阶层：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新界面》，《河北学刊》2017年第1期。

[30]张海东、杜平：《从新社会阶层的崛起看社会治理创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31]孙涛：《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问题论析》，《理论导刊》2019年第3期。

[32]李友梅：《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理论内涵、实践探索与推进机制》，《江海学刊》2021年第6期。

[33]海群：《引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34]胡爱敏：《结构性嵌入与功能性融入：社会治理中的新社会阶层组织》，《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6期。

[35]刘诗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与路径探析》，《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1期。

[36]张艳娥：《政治文明视域中新社会阶层话语权问题的理性审视》，《天府新论》2009年第3期。

[37]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18。

[38]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9]厄尔·怀松：《新阶级社会：美国梦的终结》，张海东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40]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刘锦秀、江裕真译，中信出版社，2015。

[41]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陆求实、戴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42]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43]李强、王昊：《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四个世界》，《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9期。

[44]森冈孝二：《过劳时代》，米彦军译，新星出版社，2019。

[45]A.L.Kalleberg，“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Part-time，Temporary and Contract Work”，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No.1(2000).

[46]李骏：《非稳定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内地与香港的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5期。

[47]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8]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9]陈刚、谢佩宏：《信息社会还是数字社会》，《学术界》2020年第5期。

[50]邱泽奇：《数字社会与计算社会学的演进》，《江苏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51]李培林：《加强新就业群体视角的新社会阶层研究》，《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52]杨卫敏、许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分众统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