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胡淑佳，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讲师，法学(政治学)博士，上海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周建勇，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中外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法学(政治学)博士，上海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研究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

摘要：

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新型”，是以显著的制度效能为事实依据的。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深刻体现为“我们如何看待政党制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新。新型政党制度概念蕴含着新的类型学标准，以政党制度是否达成预设的制度效能为依据，对政党制度作“新旧之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明确了“建设一个怎样的政党制度”“怎样继续建设政党制度”的目标方向。进一步激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潜能，是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新型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制度效能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讨论时，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概念。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这一重大论断对中国政党制度作出了概念与理论上的新升华，为我们深刻认识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与特点，为指引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发展提供了基本遵循。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阐述，特别是理解新型政党制度概念背后的重要理论意涵，对于推进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背景

如米歇尔·福柯所言，“不存在不以其他陈述为前提的陈述”。[1]108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鲜明的话语对象和提出目的，它诞生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政党制度话语背景之下。中国的政党制度在世界政党制度范畴内独具特性，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然而，在西方的政党制度类型学中，中国政党制度长期被置于一党制的象限之中。[2]305西方的理论话语往往使用“一党制度”(One party rule)“一党国家”(One party state)等西方中心主义的概念来描述中国的政党制度，并以此为“依据”将中国政治体制归入“威权主义”政体的范畴之中。[3]关于政党制度的“定义权”“阐释权”“评判权”长期由西方掌握。中国政党制度符合中国发展之实际需求，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政党制度是我们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制度前提。然而，中国政党制度所达成的效能与成就、所蕴含的思想与精神，长期以来未能在理论话语上获得充分体现。较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陷入了西方话语的窠臼与桎梏，难以自我言说、自我释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宣告了我们建构中国自主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决心与目标，打开了以中国概念、中国理论言说中国政党制度的新局面。

新时代以来中国政党制度所展现的显著效能，是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得以提出的重要实践背景。中国政党制度之所以可被称为“新型”，是以显著的制度效能为事实依据的。没有中国政党制度的实际效能作内在支撑，“新型”一词将变得虚而不实。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创新概念之时，特别用了三个“新就新在”和“有效避免”强调了新型政党制度较之于传统政党制度的新效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利益代表上能够真实且广泛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党派间关系上能够紧密团结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共同目标一致行动，“有效避免”了传统政党制度的恶性竞争与社会撕裂;“新就新在”决策与治理上可汇聚各方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局部利益造成的决策迟缓与低效。[4]2021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同样强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实现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体现奋斗目标的一致性、促进决策施策的科学性、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等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亦即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显著表现为我国政党制度具有不同于西式传统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之“新”。

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提出的另一重要现实背景，是西方政党与政党制度的衰退。21世纪以来，西方政党衰败危机加剧，许多西方政党党员凋零、组织涣散、基层组织软弱无力，政党传输与代表社会多元诉求的“代理与代议功能”淡化，政党的社会动员能力、民意汇聚能力、议程引领能力式微。民众对政党的信任感与认同感持续低迷。根据对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 Social Survey)最新调查数据的统计，受访者对政党信任的平均分仅为3.6分(采用0~10分的量表测量，0分表示完全不信任)，意味着欧洲民众对政党的信任程度较低。①一些原本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老牌政党陆续走向没落，原有的政党格局正在重新洗牌。民粹主义政党兴起，政党体系加速极化，政党间的包容度与妥协性降低，政局分裂与动荡加剧，施政效率难以提高。在各类危机的应对中，无论是老牌建制派政党还是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均开不出治国理政的良方，暴露出了“治理能力”的不足。政党是现代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党制度的运行状态关乎国家整体政治生态。一度以“模范”自居的西方政党及其政党制度陷入危机，“政党”作为核心政治组织的角色地位遭受质疑，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反对政党的运动。政党是否不再被需要?政党制度是否只能带来混乱?中国政党与政党制度给予了世界一个不一样的答案。面对错综复杂的治理问题与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政党制度逆势而上，持续展现出不凡的制度绩效。它既具有充分的政治包容性，能够使得多元利益得到广泛代表并保持平衡协调、共识一致;同时又释放出强劲的政党能力与制度能量，满足了大国治理之需、国家现代化发展之需。正因中国政党制度扎根于中国土壤，专注自我发展而不盲从于所谓普适模式，才能以其独特的风姿与意志伫立于世界政党制度之林，自成一道新的风景。

二、新型政党制度概念蕴含着新的类型学标准

(一)效能导向的政党制度类型学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中的关键词是“新型”，“什么是新”“什么是旧”涉及政党制度的分类标准。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所蕴含的是一个关于政党制度的新的类型学标准。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深刻体现为“我们如何看待政党制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之新。西方将政党间是否具有竞争执政的互动关系作为评判政党制度的标准，萨托利称“政党体系正是内部政党竞争而产生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以这种相互作用的体系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才应被称为政党体制”。[2]69-74我们不将“政党间互动”的形式表现作为判断和区分政党制度的根本，因为形式只是方法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更在意的是政党制度能否实现初始目标的善，即政党制度的有效性。政党制度的目的是实现对复杂多元利益的整合，而不是扩大裂痕，使得利益矛盾更加复杂化。因而，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背后的政党制度类型学更看重制度的实际绩效，而不是制度的外在形式。

政党制度最本质的属性是要完成对社会诉求与利益的自下而上的传导、整合以及运用国家资源力量对社会诉求进行自上而下的回应和执行。就像国家成立的目的是结束靠个人强力决定一切的野蛮状态，以一种普遍性的约束达成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政党成立的初衷，也是为了让不同利益群体得到有组织的代表，停止无序竞争的混乱状态。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利益和诉求的自然状态都是复杂、多元、冲突、矛盾的，而政党和政党制度成立的基本目的，是为了让这种利益表达的无序和冲突场景有所缓和，来实现利益诉求的有序传达与输送。任何国家与人民对政党制度的期待都不可能只求形式好看而不管实效如何。近年来，西方政党体系波动性加剧，民众似乎已经察觉，花哨的制度形式可能是中看不中用的。各色政党犹如走马灯般眼花缭乱轮番上场，它们不遗余力地在竞选场上自卖自夸，口若悬河地开出“空头支票”，而对于兑现承诺则总是显得力不从心。中国政党制度的实践证明，能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幸福解决实际问题、带来实际效益的制度才是好制度。因而，我们认为，应当以现实中政党制度对于其初始目标的达成程度为标准，对政党制度进行分类，而不是像西方一样将政党间的竞争关系奉为圭臬。

西式政党制度形式，具有更为久远的历史，它曾经辉煌，甚至一度被视为人类历史的“终点”。然而，这一制度在长久不变的运转中出现了内卷与停滞，一系列背离初始目标的“逆行”迹象开始显现，社会撕裂、恶性竞争复发，各利益主体间的妥协性与相互包容性降低，阻碍了制度效能的发挥。既得利益者不愿变革导致制度衰败难以逆转，“政党不愿切断来自利益集团的财路;利益集团也不愿看到金钱买不到影响的新体制”。[5]459中国政党制度在产生的时间上较短，发展过程也经历了曲折，但通过不断的自我修缮，逐渐展现出了其独特优势。在实现对复杂多元利益的有序整合，推进治理现代化，以及引领与服务国家发展等诸多方面，显现出了西方政党制度不具备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以政党制度是否达成预设的制度效能为依据，我们对政党制度作“新旧之分”。在此标准和意义上，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中国政党制度为何可被称为“新型”政党制度。

(二)为中国政党制度正名

西方将其政党制度模式定义为世界政党制度发展的唯一“参照”与“目标”，与其相异的政党制度形态则都被列为“非民主的”“有待转型”的。中国政党制度在西方话语中长期被“污名化”。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对所谓西方标准的有力回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历史进程中自然生长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双向选择、共同谋划的制度结果。纵使经历过曲折与艰难，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同舟共济、同心合力的情谊与决心从未改变，中国政党制度始终是中国人民坚定的选择。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中国政党制度不断发展、愈加完善。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整体设计与结构体系愈加完整、制度程序与运行规范更加完善、制度效能与成效更加显著，充分彰显出其独特的制度优势。

中国政党制度，不应仅仅因为外在形态不同于传统的西式政党制度而背负来自西方的骂名，被归类于消极的制度形式。新型政党制度概念是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正名与守护。中国政党制度的确有别于西方政党制度，但它交给了中国人民满意的成绩单，它为中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它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与认可，理应获得正名。一些国家为了获得西方标准的认可，选择直接照搬西方制度，却并未获得西方所承诺的制度绩效。不立足自身谋求发展之道，轻率地照抄照搬，实则是一种“怠惰”与“不负责”。中国始终保持着自觉意识与清醒头脑，坚持制度自主而不随波逐流，才得以在西方主宰的丛林世界中为中华民族搏出了一条新路。

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起步于这样一个开局：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已制定好全球规则，这套秩序被冠之以“自由民主”之名而行帝国主义之实。在这一规则体系下，西方因早早占据裁判者的地位而打好了永续最优势资源的算盘，那些慕名而来的跟随者，最终都将沦为其政治与经济的附庸。中国共产党从未选择简单地复刻西方制度，是因为始终坚守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宏图壮志。中国不愿做逆来顺受的依附者，不愿躺倒在西方轴心体系的边缘一隅，中国选择了一条与西方裁判者所规定的不一样的路，注定充满艰难险阻。中国道路最不同于西方的特征，就在于它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中国政党制度因有违于西方预设而被贴上了“异类”的标签，在其话语体系中始终被归为负面类型。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言明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党制度的初心与使命。中国政党制度从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不同于西方的使命，它要实现的是带领中国从穷困潦倒走向民族复兴，而不是同西方一样轻松坐享高高在上的优势地位。中国现代化道路不得不谋“新”，中国政党制度不得不谋“新”。中国选择不同于西方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在后发劣势地位中谋求进取的必然之举;中国不断探索并发挥出新型政党制度的多重制度效能，证明了这一制度能够满足中国人民的期许，能够履行制度的本来初心，担负起艰巨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政党制度效能之新

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是在对中国政党制度所表现出的各种效能进行阐述总结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新型政党制度之新，显著表现为制度效能之新，制度效能之新充分彰显了中国政治自成一体的内在逻辑与特征。

(一)“利益整合”效能之“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利益整合”效能之“新”。在西方竞争性体制之下，许多政党因为没有机会参与执政而朝生暮死，西方政党在成为在野党后，利益代表和政策传输功能大大减弱。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参政党之间的合作是持之以恒的，各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进行利益表达的过程是有序的，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功能的发挥是不间断的。各民主党派拥有稳定、持续、均衡且高效的政治参与渠道与机制，形成了有序的利益代表系统，这同时也塑造了中国各民主党派超越部分的整体代表性。在西式政党体制下，政党不可避免地偏向那些为它提供大量政治献金的利益集团的政策，且一旦接受了少数人的偏好后它又采取各种手段去说服选民支持本党的政策，以至于政党政策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偏好。国会一旦开始制定一个法律，各路利益集团就“发兵”国会进行游说，国会最后颁布的法律往往暗含错综复杂的利益。这使得政府在行使政策时大受束缚而丧失了“自主性”。西方政党被各种局部的、特殊的利益所捆绑，造成了“依附主义”，“它们固有的对狭隘利益的过度代表，反而阻碍了代议制民主代表真正的公共利益”。[5]21，441政府一旦无法保持中立和自主，维护公共利益就将举步维艰。

中国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同分享政治权力，其首要行动目标是一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出力，超越了西方政党以争夺执政地位为终极目的的功利目标。因而，尽管各民主党派有界别分野，但也并非单纯代表某个界别、某一部分群体的利益。民主党派在利益代表上具有超界别的特性，其政治参与总体上是围绕国之大计与民之根本，其所关注的议题通常涉及国家整体发展和社会公共利益。无论是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各民主党派而言，谋求公共利益的达成才是其立身之根本，任何为谋私利而有损于公益的言行和政策诉求，都不会得到其他政党的认同，更不会得到政府的支持与采纳。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既满足了对多元利益的吸纳与平衡，又有效抑制了局部狭隘利益的肆意生长，在利益代表和传输机制上形成了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的“向心”结构，错综复杂的利益需求因服从于同一中心而实现了有序化，利益表达的有序化反过来又增进了公益的达成，最终生成了良性的利益整合机制。

(二)“团结一致”效能之“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团结一致”之“新”。西方多元主义政策在鼓励自由的同时，损害了共识。为了增加自身的影响力，有时政党会刻意放大和利用社会中的矛盾，制造议题，意图吸引某个阵营的更多支持者。因而，以实现政党私利为首要目标的恶性竞争，为塑造对立、激化认同矛盾提供了广阔舞台。一些地方性政党为了获得更多影响力，刻意将地区或族群间的矛盾放大，这些以分裂为诉求的政党通过所谓民主的手段得以兴起与强大，它们不断塑造身份对立，破坏国家认同，严重影响了民族团结。譬如，苏格兰民族党和西班牙统一联合党都利用了地区文化差异，塑造和强化地区认同，酝酿地区独立公投，威胁到了国家统一。也有一些西方政党通过鼓吹族群身份对立来煽动选民，进一步激化了身份矛盾。譬如，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提出，穆斯林移民侵蚀荷兰原有的文化，提议关闭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禁止《古兰经》、禁止穆斯林移民和禁止妇女戴头巾等，这些反穆斯林言论进一步激化了荷兰本地白人族群与穆斯林族裔间的矛盾。通过政党竞争机制，身份矛盾迅速政治化，身份对立升级到国家层面。[6]

中国政党制度孕育形成的历史进程，本就不同于西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生成之初，就建立在团结的共识之上。中国政党是为了确立和建设现代国家制度而诞生。近代中国面对民族独立和国家重建的重任，需要强有力的组织与高度集中的权力，而具有极强组织性和动员力的中国共产党恰恰符合历史的需要。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斗争中，在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复抗衡中，在为新中国共绘蓝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各民主党派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充分认识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对于实现民族解放事业的重要性，双方就长期合作方式达成一致，形成了新型政党制度。各方同样坚信，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仍需要有一个核心主体来引领现代化建设，同时，现代化转型与发展又必须要求核心主体能够广泛联合各种积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 建立广泛的同盟。[7]16-23正因各政党、社会各界对“中国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政党制度”“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有利于中国发展”有一致共识，不同社会群体的存在和分歧才没有形成多党竞争的政党制度，而是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多党合作制度。

在新型政党制度之下，各民主党派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保持紧密团结，积极发挥各自的特长与优势，在促进民族团结、稳固社会和谐等方面主动担负起重要职责。中欧数字协会主席路易吉·甘巴尔代拉谈到，“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优势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其他政党，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制定出务实而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且一道为实现远大目标而奋斗”[8]。各民主党派充分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去行动，凝聚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磅礴力量，才能完成中华复兴之使命。从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到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始终对统一战线、团结合作保持着坚定信念与高度重视。在民族、宗教、国家统一等各项统一战线工作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同并肩同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所以新型政党制度是一个以共同价值与目标为导向，能够集多党之智、集多党之能、聚多党之力的制度。

(三)“有效治理”效能之“新”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治理”之“新”。西方政党要保持差异竞争，必然要维持分歧，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区别于对手而刻意制造政策对立，而政党轮替则不可避免地带来政策的反复更迭。因而，安东尼·唐斯感慨，西方政党是为了“赢得选举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去赢得选举”[9]25。譬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从20世纪初就开始围绕“医保”议题相互纠缠，形成了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百多年间，它们一个以“平等”为旗出师，一个以“自由”之名反击，双方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在两党斗争过程中，为了证明自己的立场和方案优越于对手的胜负心凌驾于政策本身的合理需求之上，政党立场湮没了理性的政策探讨。决策不再以纯粹的科学与民主为导向，公共政策的命运取决于政党间的力量角力，随着政党地位与力量的不断变动，政策也如浮萍飘摇，沉浮不定。执政党频繁变动也将容易导致政党的短视和不负责。由于深知自己在位时间短暂，因此在制定治理目标时，政党常常容易急功近利，只看重眼前的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西方政党的一举一动均绕不开争夺与维持执政权的目的，治理功能的提升并不在其核心发展目标内。一些西方政党依靠宣传与包装吸引选民快速崛起，却因为缺乏治国理政上的真本领，做不了推进发展的真变革，又匆匆下台，因而政局动荡难安。

“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10]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一同群策群力以保障决策的科学有效，同时民主党派对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进行全过程的民主监督。长期的合作实践塑造了彼此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合作精神，培养了各尽所能、众心成城的合作默契，形成了着眼大局、渊图远算的合作作风。在通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航线上，各民主党派担负着参谋航向、观察形势、预防偏航等重要职责。在公共政策的产生、执行、反馈、修改与再执行的全部过程中，民主党派都参与意见、发挥作用，以确保政策合理合法、契合公益。特别是，各民主党派聚集了各领域各行业中的精英，他们普遍具有高度的专业素养，有能力为促进科学决策和提高治理绩效作出贡献。近年来，各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围绕“一带一路”“脱贫攻坚”“碳达峰和碳中和”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建言献策并开展民主监督。譬如，在脱贫攻坚战中，8个民主党派中央对口8个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中西部省区，开展民主监督，成为脱贫攻坚战的亲身参与者、重要见证者。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成员每年亲自带队赴脱贫攻坚一线开展调研，向对口省区各级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2 400余条，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监督报告40份，“直通车”意见建议47份，为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重要参考，帮助政府对民众切身需求作出更精准的回应。根据统计，仅2020年，各民主党派在定点扶贫县等地区实施213个帮扶项目，培训基层干部2.23万人次，培训各类技术人员3.59万人次……[11]无论是在重大政策的抉择上还是日常的社情民意的反馈上，民主党派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共商大事的最佳诤友、共克难关的重要帮手，是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行者。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提出的重要意义

(一)理论意义：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构建中国自主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其中，“加快”二字凸显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当前，国际话语“西强东弱”的格局仍未根本改变，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并把控着国际话语权，提升中国话语地位与话语权任重道远。

政党制度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支柱。政党制度是洞悉一国政治制度全貌的重要棱镜，亦是外界认知一个国家的核心依据来源。世界眼中的中国政党制度关乎世界眼中的中国，因而中国政党制度话语在整个中国话语与中国叙事体系建设中具有特殊重要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为构建中国自主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确立了方向、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一概念重大的理论意义，在于其背后蕴涵着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全新的政党制度评价标准，它不是西方的唯制度形式论，它不以政党间是否竞争来评判政党制度，而是坚持实用主义的制度绩效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促进多方利益有序稳定的表达，达成社会各方资源与力量的有效整合，推进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均表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是名副其实区别于传统西方政党制度的“新型”制度形式。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为核心，构建中国自主的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论述好新型政党制度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过程中所发挥的制度优势，是推动整个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

(二)世界意义：总结“中国经验”，彰显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

西方现代化理论将建构西式政体，特别是西式政党制度视为通往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和普适路径。中国却打破了西方现代化理论的“魔咒”，坚持中国自主的政党制度，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世界现代化之路的“新范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政党制度效能的充分肯定，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助力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效的、重要的制度保障，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的启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表明，负责任的政党和政党制度可以是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实践证明，政党制度没有所谓普适标准或唯一通行版式，适应本国国情，能够为本民族的繁荣发展带来利处的政党制度，就是好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摆脱了政党制度理论的“西方中心主义”，使现实世界释放出创新与发展政党制度的更多可能性，丰富并拓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形态。

(三)实践意义：坚定制度自信，激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潜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不仅是对现实制度的描述与凝练，也是对实践提出的要求与指引。通过话语建构不断清晰新型政党制度发展的“应然状态”，也是对现实制度发展提出要求、指明方向、具体化路径的过程，为的是使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激发更为强大的实际效能。当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释放出了显著的绩效，但也仍存在需要进一步提升完善之处。

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参与政治协商与民主监督的渠道、机制、工作办法和具体流程的规范化、程序化、实效性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工作表面化、形式化、走过场现象仍有发生，部分党内领导干部对民主党派职能作用的重视程度不够，存在“上热中温下凉”的现象，使得一些工作难以真正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各民主党派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界别不清、越来越彼此趋同的问题。如果趋同度超过一定界限，会影响它对多元主体利益的广泛代表性，也不利于真正发挥出民主监督的职能。“从统一战线的历史看，有忽视‘求同’的错误，但主要的还是不能‘存异’的错误，因为追求‘清一色’‘纯而又纯’，给我们事业曾带来巨大损失。”[12]38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13]561-562

此外，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也仍存在薄弱之处。一些党派的基层组织较为松散，人才吸纳、培养和传输功能较弱。党派专职干部力量不足，大多是兼职干部，一定程度影响工作能效的发挥。党内外优秀人才“一盘棋”统筹协调的工作机制仍未完善，民主党派的人才队伍建设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这既需要有进一步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加强基层的创新与探索。

理论是现实的指引，同时实践也是话语的基底。一方面，推进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将为进一步激发现实制度的发展潜能提供动力来源;另一方面，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与理论才能愈加丰满与扎实，两者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为我们明确了“建设一个怎样的政党制度”“怎样继续建设政党制度”的目标方向，而直面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一步激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潜能，则是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的根本所在。

注释：

① 政党信任数据由作者统计，数据来自欧洲社会调查数据库释放的最新数据(European Social Survey2020)。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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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坚持多党合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18-03-05(1).

[5]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6]DINGPING GUO，SHUJIA HU. Identity politics and democratic crisis in Western Europe[J].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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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N].人民日报，2018-03-07(3).

[9]安东尼·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M].姚洋，邢予青，赖平耀，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10]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R].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23.

[11]发挥制度优势凝心聚力奔小康[N].光明日报，2021-02-23(10).

[12]李瑞环.看法与说法(第二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3]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重大意义(2015年5月18日)[M]//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