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市文史馆研究馆员，曾任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摘要：

近代上海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里居住着数量可观的外国人。他们来源众多，成分驳杂，同情中国处境、热爱中国的不乏其人。中国共产党人针对这一特点，积极探索出一条开发、利用上海统战国际性资源的有效途径，包括尽最大可能团结、联合国际友人，努力拓展国际舆论空间，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支持与帮助国际友人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整合、提升以国际友人为主体的国际性统战资源;巧妙利用国际友人的特殊身份，在其寓所装置秘密电台，掩护地下党员;委托国际友人购买、输送药品等紧缺物资到陕北，护送陈云离开上海前往苏联;推荐斯诺成功访问延安，推荐马海德去延安从事医疗工作等。这一审时度势、机智灵活地利用上海社会高度国际化的特点，综合利用上海统战资源的国际性，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是党的统一战线法宝在近代上海取得的重要成果。作为中国共产党忠诚同志的宋庆龄，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关键词：近代上海;统战资源;国际性;综合利用;宋庆龄

近代上海自19世纪40年代以后，很快成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这里居住着数量可观的外国人，其中1942年人数最多，超过15万人，超过全市人口的3%。他们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些外侨与上海城市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是外国人，相当多的人来自欧洲、美国、日本，享有治外法权;另一方面，他们是上海居民，部分对上海城市有高度认同感，他们工作在这里，学习在这里，家庭安在这里，有的甚至出生在这里。这些外侨，成分驳杂，对中国态度也颇不一样：既有野蛮的侵略者、罪恶的鸦片商，也有本分的生意人、虔诚的传教士、普通的工作者，同情中国处境、热爱中国文化的也不乏其人。还有的人，自称上海人(Shanghailander)，把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正是这种成分驳杂性、感情丰富性，使得其中一些人有可能成为我党在国际范围内的统战资源。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党中央机关长期所在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地，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地。中共二大以后，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成为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一项重要法宝。正是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探索出一条开发、利用上海统战国际性资源的有效途径。

这条途径，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来的，也是与宋庆龄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宋庆龄年轻的时候，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孙中山逝世以后，她坚定不移地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推动北伐战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她无所畏惧地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保护和拯救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宋庆龄坚决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1927年8月下旬，为了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她从上海启程，前往苏联，随后到德国游学。1931年回国，开始长期在上海领导抗日民主运动。中国共产党一向把宋庆龄视为最可信赖的亲密战友，视为自己的同志。毛泽东在1936年致宋庆龄的信中写道：“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1]

宋庆龄青年时代留学美国，后来又有在德国等地游学、研究的经历，具有中西两种文化背景，与国际上众多进步人士有所交往，与上海外侨中的诸多进步人士有广泛的联系。她支持与维护党的统一战线，利用其特殊的地位与崇高的声望，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进行了诸多艰苦的努力，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宋庆龄所做的这些工作，绝大多数是按照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的宗旨、政策或需求，与中共地下党和共产国际的同志共同完成的。这些工作，是我党在特殊时代、特殊环境下所做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努力拓展国际舆论空间

1931年8月，宋庆龄回到上海。其时的上海，正是中共地下组织至暗时期。就在这年1月，何孟雄、柔石等二十多人被捕，不久被秘密杀害;4月，顾顺章叛变案件发生，骇人听闻，险象环生;6月，向忠发叛变案件发生，牛兰夫妇被捕，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组织系统遭受极其严重的打击。在此风雨如磐的日子里，宋庆龄等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包括营救牛兰夫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支持出版《中国论坛》《中国呼声》等。

(一)营救牛兰夫妇

宋庆龄回到上海时，牛兰夫妇已经被引渡到南京。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震动了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最高层。牛兰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联络，包括信件、电报、邮包的接收与中转，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公寓和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1930年8月到1931年5月，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5万美元。牛兰手中掌握着各国共产党的机密情报，还有大量绝密文件，不知存放何处。如果他叛变，那么共产国际在各国的地下党也将有“灭顶之灾”。所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的最高领导指示“不计一切代价营救牛兰夫妇”。

营救牛兰夫妇的行动是从多方面着手的。共产国际方面，派了苏联红军参谋总部的特工、德国人佐尔格亲自参与。宋庆龄则充分利用上海城市的国际性进行活动。牛兰被捕后，其共产国际秘书身份并没有暴露，公开身份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代表。宋庆龄利用这一点，联络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国际红色救济会主席蔡特金、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于1931年8月20日，发起成立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演变为一次世界性运动。与此相配合，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动了数千名群众示威，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和他们的孩子。

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帮助安置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多方努力，1932年5月，国民党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案件。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严正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包括法院不允许被告聘请外籍律师、阻止律师了解案情、嫌疑犯关押超过了中国法律允许的时限、被告遭受非人待遇等。这些信息由法国法新社、德国新闻社、苏联《真理报》、上海各种英文报纸、《申报》等中外传媒，作了大量连续报道。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声，公开呼吁营救牛兰夫妇。1932年8月19日，江苏省高等法院以扰乱治安等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同时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逃出监狱，到上海躲藏起来。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帮助下，他们坚持至1939年返回苏联。牛兰在1943年至1948年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于1964年病故。

(二)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人与革命者，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于1932年底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了扩大该组织的影响，宋庆龄等人邀请了一些国际人士参与其中，史沫特莱是骨干之一。此外，还有美国人伊罗生(Harold Robert Isaacs，1910—1986)，上海《大美晚报》《大陆报》记者。史沫特莱是美国左翼人士，1928年底在莫斯科便与宋庆龄相识，随后来到中国。宋庆龄回到上海以后，他们来往更加密切。有了史沫特莱等外国人参加，同盟的工作方便了许多，影响也大了许多。同盟的许多宣言，在国内无法发表，便由史沫特莱、伊罗生等用电报发到国外去。这方面研究成果已经很多，兹不赘述。

(三)支持创办《中国论坛》与《中国呼声》

在宋庆龄、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伊罗生与上海地下党合作，创办了《中国论坛》。这份英文杂志1932年1月创刊，1934年1月停刊，一共存在了两年，发行了39期。它以大量篇幅，勇敢揭露、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此同时，宣传中共主张，报道中共领导的城市工人运动，农村武装斗争和反抗日本侵略活动的任务以及江西苏区政府与红军的消息。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来说，它在鼓舞人心、团聚力量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伊罗生并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他对不少问题秉持独立性，并不完全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最终，这份刊物因为对于托派持相对独立的看法，与王明等人的意见相左，中共地下组织停止提供经费，只得停刊。

《中国论坛》停刊以后，共产国际筹划创办一份新的类似刊物，即《中国呼声》。这是在美国登记的英文半月刊，办刊方针、资金、编辑均受共产国际领导，由宋庆龄负责。经史沫特莱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Earl Browder)联系，白劳德派遣马克斯·格兰尼奇(Max Granich)和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夫妇来沪，帮助办刊。两人都是美国共产党员，于1936年1月到达上海。

《中国呼声》于1936年3月15日创刊，最后一期出版于1937年11月1日，共出37期。杂志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并声援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宋庆龄与鲁迅都是《中国呼声》的重要赞助人;格兰尼奇担任出版人与主编;魏璐诗①担任英文编辑;艾黎、史沫特莱、希伯、魏璐诗、马海德都是重要作者;埃德加·斯诺夫妇曾从北平发来学生运动的消息。

这份杂志较早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占东北的罪行，喊出了中国人民抵抗侵略、“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正义呼声。1936年第13期和1937年第3期，分别译介刊登抗日救亡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之歌》《一·二八之歌》《打回老家去》等，让音乐成为民众的文化救国武器，激发人们反对日本法西斯的热情[2]。

《中国呼声》前两期各印行2000份，第三期增至5000份。除在中国发行外，还远销日本、菲律宾、新加坡、加尔各答、纽约、旧金山等地。据编者回忆，最多一期销量达7500份。日本作家鹿地亘还将《中国呼声》逐期译为日文，由南满铁路工人沿铁路线秘密散发[2]。《中国呼声》在英文世界很有影响，每一期都销售一空[3]71。自1937年3月起，在英文稿后增加三分之一的中文稿，刊载一些重要文章。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租界不久沦为孤岛。11月15日，日本宪兵冲入杂志印刷车间，捣毁了印版，杂志终刊。

《中国论坛》与《中国呼声》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以及中共上海地下斗争处于低谷时期，由共产国际、中共地下党与宋庆龄共同努力，向国际社会发出自己声音的杰出成就，也是这一时期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成果。

二、努力整合、提升国际资源

1934年，在宋庆龄的感召、支持与帮助下，经汉斯·希伯(Hans Shippe)提议，这些外侨左翼人士，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

参加这个小组的有十几个人：包括德国共产党员汉斯·希伯;美国人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医生马海德②;英国共产党员甘普霖(Alec B. Camplin)，上海电力公司工程师;希伯的妻子罗秋迪③;荷兰人魏德迈(Irene Wiedemeyer)，上海时代精神书店经理;奥地利人魏璐诗;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四位干事，即耿丽淑(Talitha Gerlach，美国人)、陆慕德(Maud Muriel Russell，美国人)、夏季芝(Lillian Katherine Haass，美国人)、邓裕志(中国人);德国共产党员冯海伯(Herbert Wunsch)，医生;奥地利人罗生特(Jakob Rosenfeld)，医生;麦伦中学教务长曹亮④。

希伯担任政治指导，实为教员，艾黎担任负责人。学习的书籍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他们理论联系实际，讨论中国及国外时事，特别是上海的形势。这类聚会，根据各成员的意见，不定期地在不同地点举行。

这个小组将理论学习与社会调查相结合，利用艾黎在工部局工作的方便，对上海社会进行广泛调查，写出调查报告，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资本主义的压迫。小组成员还实际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秘密出版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上海进步学生组成抗日宣传队，去农村宣传抗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抗日。小组的成员则去采访和报道他们的活动。

尽管小组成员结构比较复杂，团体比较松散，但不少成员在彼此影响下提高了觉悟，竞相走上革命道路。魏璐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我不是在讲德语的家乡，而是在远东了解的，这件事虽然出乎寻常，却令人欣慰。人的一生中是会碰到许多这类不寻常的事情的。”[4]

这些国际资源，在抗日战争与民主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后来，希伯参加了八路军，牺牲在抗敌前线;马海德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美国人;艾黎成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魏璐诗成为宋庆龄的重要助手，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中国国籍。

三、综合利用国际资源

上面提到的这些国际资源，极其宝贵，又各有特点：国籍不同，职业不同，各人特性也有所不同。宋庆龄等人针对各人的特点，综合发挥他们的作用，包括在艾黎家里设立电台;让艾黎掩护地下党人，帮助兑换货币;托马海德掩护陈云出境;推荐斯诺与马海德去延安。

(一)在艾黎家里设立电台

1935年，艾黎在家中架设了秘密电台，那是共产国际中国组织设在上海的电台，以便与正在长征的红军保持通讯联系。发报机就装在这所房子的顶楼房间里。甘普霖当时也住在这里。他是电气工程师，凭自己的技术，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负责收发电讯的是两位年轻的德共女党员。

正是通过这一电台，1935年10月的一天获悉红军通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信息。他们无比喜悦，为此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庆祝酒会。也正是通过这一电台，宋庆龄应毛泽东之托，推荐斯诺成功地访问了延安，撰写著名的《西行漫记》，向西方世界讲出中国共产党与红军的故事。还是通过这一电台，马海德经宋庆龄推荐，成功奔赴延安，日后成为红军中医德高尚、医术精良的著名医生;而刘鼎经宋庆龄推荐，成为张学良将军的随从副官，作为周恩来与张学良之间的联系人，促成了周、张二人的见面与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让艾黎掩护地下党人，帮助兑换货币

艾黎这样特殊的身份，能做很多别人做不了的重要工作。

其一，宋庆龄将艾黎的住所变成中共地下党的避难所。1935年初，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共党员陈翰笙，根据宋庆龄的安排在此避难，住了几个星期。最后，艾黎根据组织安排，把陈翰笙妆化好，送出关卡[5]。

刘鼎是中共党员，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传奇人物，曾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二科科长，后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第五分校政委、兵工厂政委。1935年在一次突围战中被捕，脱逃后，来到上海，经史沫特莱等人联系藏进了艾黎家里，住了将近一年。刘鼎在这里不但安然无恙，而且经常利用艾黎所在单位的工部局车辆，进行地下活动。

其二，1936年9月，艾黎按照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将红军缴获的一批山西省银行发行的地方钞票，带到山西太原兑换成可以全国通用的法币近一万元，辗转汇给苏区。据说，这笔钱在西安事变前夕，“派了很好的用场”[3]80。

其三，艾黎还完成了其他一些重要而艰巨的革命工作。有一次，需要到沪东去取一箱手枪和子弹转交给红军，宋庆龄亲自出马，把箱子放在人力车上自己的脚前，顺利地通过公共租界的卡哨，“巡捕把她的车停下来时，她扬了扬她的名片，他们就放行了”[3]76。这只箱子安全地存放在艾黎的套房，后由艾黎送到宋庆龄指定的地点，妥善地交给了红军。

其四，艾黎还同宋庆龄、史沫特莱一起，通过马海德等人为红军伤病员购买药品，为中共苏区根据地置办无线电通讯器材，输送印刷专业技术人员。艾黎的母亲，远在新西兰的克拉拉女士，也应艾黎之求，不顾年事已高，骑车在新西兰各地募集钱款，以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宋庆龄派艾黎完成这一差事是量才使用，艾黎当过兵，又长期在工部局工作，见多识广，胆大心细。艾黎恰当地利用了他的外国人的身份，办成了一般人很难想象的事情。

(三)托马海德掩护陈云出境

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上海地下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到1934年，江西苏区联系莫斯科的唯一大功率电台，在湘江战役中被毁坏。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完全失去了联系。1934年5月31日，党中央决定安排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设法恢复地下组织，并设法沟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6月上旬，陈云经成都、重庆，于7月初辗转抵达上海。这时，上海地下党组织，仅单线联系的特科保存下来，其他都已无法联系。陈云与地下党潘汉年等恢复了联系之后经特科联系，被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要求前往苏联。这时，摆在陈云等人面前的一个巨大的困难是：如何在国民党特务密布的上海，避开严密的检查，登上前往苏联的轮船?关键时刻，党的国际统战资源发挥了关键作用。8月上旬的一天，宋庆龄将马海德约到住所，告诉他：“明天晚上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朋友要去莫斯科，麻烦你亲自开车送他们上船。”还叮嘱那是她十分重要的朋友，请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翌日傍晚，马海德开着天蓝色的福特轿车，来到宋庆龄事先交代他的地点，用暗号接上陈云等。在马海德的一路护送下，陈云等顺利登上轮船，途经海参崴，于9月上旬抵达莫斯科。宋庆龄专程给马海德打了电话，向他表示感谢，称赞他做了一件好事。但是那两个人是谁?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宋庆龄始终没有告诉马海德真相。直到很多年后，马海德才知道他护送的是大名鼎鼎的陈云同志。

上海那么多国际友人中，马海德是性格沉稳、办事牢靠的人，又有医生职业，让他掩护陈云最为合适。

(四)推荐斯诺与马海德去延安

1936年春，宋庆龄接到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从西北发来的密电，请她帮助物色一名不带偏见、客观公正、公道正直，而且同共产国际没有任何瓜葛的“诚实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考察，以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宋庆龄推荐了斯诺与马海德。这两个人，都是仔细斟酌、商量后确定的。

此前，斯诺就拜访过宋庆龄，也拜访过鲁迅等人，希望他们能够帮助联系，让他访问西北。当时希望访问西北的外国记者有很多，最后是毛泽东选定了斯诺。之所以选定斯诺，与他的国籍、社会联系和独立性格有关。斯诺是美国人，在燕京大学担任新闻系教授，为很有影响的《星期六晚邮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写稿，并具有同情心。他此前写的许多报道，宋庆龄都看过。宋庆龄的考虑是极其审慎的，她也曾考虑过另一个美国人史沫特莱，最后还是觉得斯诺更加合适。为这件事，史沫特莱还颇为不快。

马海德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其时，在上海的比较有同情心的外国医生不止马海德一人，但是，马海德更符合延安的要求。他是正规的医学博士，医术高明，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此前多次按照宋庆龄的指示，买过许多药品和医疗器材支援红军，多次表示愿意到苏区去工作。

斯诺与马海德在中共地下党周密的安排下，都顺利地到达延安，斯诺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发表《红星照耀中国》，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形象在全世界一下子正面起来。这对于向西方世界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廓清迷雾，拨乱反正，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是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第一次主动实施的成功外宣。正因如此，毛泽东一直高度评价斯诺的功绩，称赞其功不在禹下。

艾黎、马海德、斯诺、史沫特莱，都是外国人，都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但各人背景、禀赋、个性、能力各有不同，中共地下党与宋庆龄能够针对各人具体情况，量才使用，各尽其才。这是党统战工作的精妙之处。

正是有效地利用了上海统战资源国际性，通过上海这一与世界各地联系紧密的城市，将上海的声音放大为世界的声音，使营救牛兰演变为一次世界性运动，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不敢对牛兰夫妇狠下毒手，最后成功地对牛兰夫妇实施了营救。

正是有效地利用了上海统战资源国际性，进步力量创办了《中国论坛》与《中国呼声》，在白色恐怖时代，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宣传中国人民的爱国斗争。

正是有效地利用了上海统战资源国际性，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恢复了联系，陈云得以经由上海到达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介绍中国共产党与红军，使得遵义会议确立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莫斯科的认可。

正是有效地利用了上海统战资源国际性，邀请斯诺访问延安，中国共产党与工农红军，成功地实施了长征以后第一次外宣，让全世界了解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红军的真实情况。

正是有效地利用了上海统战资源国际性，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得以源源不断地奔赴延安，为解决医生短缺、医疗资源短缺、通讯器材短缺和货币兑换等问题，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支持。

近代上海的两类国际性，使得上海这座城市像个袖珍地球，国际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其中有些国家的居民，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享有治外法权，如英、美、德、意、荷、比等。这种特权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中国共产党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中流砥柱，是坚决要求取消这些侵略特权的。在无法立即从根本上赶走帝国主义、取消这些侵略特权时，机智灵活地利用上海社会的这种特点，联合、团结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的国际友人，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在近代上海的灵活利用，是最大限度联合、团结国际国内一切进步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伟大斗争的正确方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搞统一战线，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从中国共产党对近代上海统战资源国际性的综合利用来看，这话千真万确。

注释：

① 魏璐诗(Ruth F. Weiss，1908-2006)，女，奥地利犹太人，1932年获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翌年作为《维也纳报》记者来到上海。受到宋庆龄等人影响，决定长期留在中国，并加入中国籍。1936年，任成都《新闻快报》主任编辑，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展情况。1943年，在重庆，协助宋庆龄重建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1945年，服务于中国福利基金会。1946年赴美并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1951年，回北京，并长期定居。1955年，再次加入中国国籍，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英文专家、人民画报社德语专家等职，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② 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黎巴嫩裔美国医生，1933年来沪，1936年赴陕北，加入红军，后任军委总卫生部顾问。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参与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新中国成立后，致力于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1950年，正式加入中国国籍，并担任国家卫生部顾问，历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③ 罗秋迪(Gertrude Rosenberg)，是宋庆龄的亲密战友，在希伯牺牲后继续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④ 曹亮(1904-1992)，湖南常宁人，在教会学校益智中学毕业后，考入燕京大学，靠工读念完大学。在校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到上海工作，主编《世界月刊》，1932年任麦伦中学教务主任，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长期在上海与武汉等地工作。曾受中共地下党委派，在学习小组里介绍江西地区的斗争情况和蒋介石围剿苏区的种种消息。他会携带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参见张伟《沪上首个国际性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友声》， 2021年2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信(1936年9月18日)[M]//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1.

[2]尚亚宁，王启龙.英文刊物《中国呼声》(1936-1937)：译介、传播及其价值[J].外语教学，2022(5)：70-76.

[3]艾黎自传[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

[4]奥地利哲学博士——纪魏璐诗[M]//张文琳.国际友人援助中国革命史纪  国际友人在西北与华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517.

[5]麦金农.史沫特莱传[M].江枫，郑德鑫，等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