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刚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政党理论北京研究基地研究员

摘 要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大政治理念，是民主政治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是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遵循。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入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既需要关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也需要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民主探索历程中汲取思想资源。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民主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梳理其民主观念的历史演进、分析其民主观念的结构性内容、探究其民主观念与民主实践的内在逻辑，对于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意义。理解周恩来的民主观念，要把握时代性，从变化中思考民主观念的发展逻辑;立足民族性，从传统中寻求延续根脉的基因;聚焦实践性，从现实中感受民主原则的价值;保持开放性，从包容中增强民主发展的底气。深化对周恩来民主思想的研究，从实践中感悟周恩来的民主观点，从总结中提炼中国民主发展的智慧，才能够最终使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实现人的解放、人的尊严、人的幸福。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周恩来;民主观念

阅读导引

一、把握时代性：从变化中思考民主观念的发展逻辑

二、立足民族性：从自身实际中寻求延续根脉的基因

三、聚焦实践性：从现实中感受民主原则的真正基础

四、保持开放性：从包容中增强民主发展的底气

五、新时代更好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方面，它具有基于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在体现自身民族特色、基本国情的同时，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可以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也可以从制度、体制机制、程序设计与行为等方面来认识，还可以从认知、思想、理论等观念维度来讨论。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事业的伟大奠基人和卓越领导人。不管是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周恩来都高度重视民主和统一战线问题，在认识民主、建设民主和发展民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内涵的观点。在充分掌握文献资源、透视民主发展的基本理路、民主观念的结构性内核和现实意义等基础上，系统梳理和分析周恩来民主观念的结构性要素、观念演进和发展的内在逻辑、蕴含的文化基因及文明互鉴等内容，可以更为立体地展示周恩来民主观念及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进而思考关于民主的过往与未来、传统与现代、价值与制度的认识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我们今天民主实践的努力。

一、把握时代性：从变化中思考民主观念的发展逻辑

观念是客观事实见之于思维的主观表达。人们对国家、政党、民主的认识，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及其提出的问题，离不开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实践路径的探索。从南开读书到国外学习，从国内的各个革命斗争时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革命和建设时期，周恩来的民主观念在变化中呈现出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直观地表现为认知主体本身思想和情感的变化，背后则体现了时代的变迁和民主实践本身的变化。

(一)时代背景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为周恩来民主观念提供了认知基础

南开中学期间，是周恩来民主观念的萌发时期。1915年，周恩来在他的作文《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中写道：“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何，民主之所以良于君主者谁，如斯可以谈共和，行共和。而为共和之国民，以己之能力而治人，亦以己之能力而治于人。夫吾之精于行政者，一政之出，使民服;一令之施，使人从。治人之力，固由是而发生。”“又出为总统，固可治人;退而为民，亦必被治于人。”“共和之真谛在是，民主之精神亦在此，岂有他哉!”民主、共和是区别于专制和君主的优良政治，他高度赞扬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民主精神、共和真谛。1917年，周恩来在南开《校风》社论《本社之责任观》中写道：“而人民，国家之主人也”，“不仅此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行使此统治权者，则限于统治之机关。此统治之机关有为一人所独有，或为立法、司法、行政所分司”。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的统治，国家权力的最终来源在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体之设计、构造都是为了服务于人民。

在旅日、旅欧期间，周恩来对于通过何种道路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有了新的思考。1917年6月，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两次东渡日本，开启了为期一年多的日本求学之旅。“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对“军国”和“贤人政治”的批判，体现了周恩来对其开历史倒车、缺乏现实基础这一本质的认识。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后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1919年4月，投身五四运动，周恩来民主思想日益彰显。他在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全体大会上发表的《新旧战争》演讲指出：“吾人目今最应该注意诸新事业，可分八项：一平民政治;二平等;三自由;四解放;五真义;六自知;七自决;八组织。”争取民主、发展民主是八项“新事业”的首要内容。1926年，为批驳国民党右派对国共合作和工农运动的诬蔑之词，周恩来在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上连续发表《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等文章，指出：“现在进而与一切半封建势力作政治斗争，面积遍及全省，这非靠民主势力的扩大和充实，决难制胜。故民众的组织力和武装战斗力之发展，民主政治的怎样实施，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实现民主与和平，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何谓协商?就是因有不同意见。”对于政治冲突之解决路径，周恩来指出：“第一点，要互相承认，不要互相敌视”;“第二点，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第三点，要互相让步，不要独霸”;“第四点，要互相竞赛，不要互相抵消”。国内政治分歧之解决，只有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对民主的认识和思考真实地体现了时代变化的特征。1950年8月，周恩来在主持讨论谢觉哉所作的《全国民政会议综合报告》时说：“在一定时期内，民主建政、救济工作和复员工作是民政部门三件主要工作，其中民主建政最主要。”“民主建政”又以开好县和大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工作重心。“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中，劳动人民占多数，资产阶级是少数;但在讲话和文件中都要注意少数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民主集中，也才能使绝大多数人团结一致。”1965年，周恩来在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上指出，“我们这个民主是个发展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是有领导的民主”。我们要发扬革命的精神、民主的精神、团结的精神，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修正我们的工作。

(二)对民主发展性的认知，是周恩来民主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5年，周恩来在文章中指出：“由酋长部落时代，而跻于国家也，有专制政体为之导。由国家主义，而达于世界，有共和政体为之引。酋长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为政体必经之阶级，人民应渡之时期，循序而进，非一朝一夕之所可立而待也。”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政治制度和政体设计也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形式。君主制、民主制是人类政体发展的不同阶段。民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上古酋长时期，人民昏昏愚愚，无所用其爱情;故其团结力薄，老死不相往来。后经许多之战争，强有力者，窃居首要，以治一般人民。而元元黔首，均为被治之人，遂结成君主之局。至十八九世纪，智识渐张，民权日伸，于是有倡为共和政体者，澎涨其说，诸国渐效。达于今民主共和之潮流益涌，人民咸思效法，恐终不免有同化之一日耳。”周恩来对于民主发展的认识，并没有停留于现象和事实的表层，而是走向了构筑民主政体的基础与条件这样深层的逻辑。

周恩来对于民主作为人类政治生活发展趋势的认识，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认识具有异曲同工之义。李大钊曾经指出：“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国民之运动，解放之运动也。”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解放的实现，必然的趋势就是实现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最伟大、最普遍的潮流，“就是今日风靡全世界的‘平民主义’”。这种民主趋势，是普遍的，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民主趋势，既是具体的制度设计，也是人们的观念意识和精神状态。陈独秀认为，民主与科学能够解放人们的观念、摆脱束缚性的枷锁、释放发展的潜能，但也必须经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够走出黑暗、走向光明。“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三)周恩来民主观念的时代性，体现出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观走向建设民主观的双重逻辑

在其民主思想萌芽的早期，周恩来认为，“今夫政治之昌明,首言乎法治。然而法治者，治迹之法也。人众事繁。芸芸者又乌得尽绳之以法?是治迹不可以为训。迹之所归，斯以治心为本矣”。民主法治，治心为本。“平天下者，必先治国、齐家、修身、诚意、正心。正心者，万事之基也。今国政共和矣，治术繁赜，日绳人民以法治，卒乃专征于迹，弃其心而弗正，航行之无向，卖柑者之务外，是岂不可以已。”“内外如一，心正迹纯，导法治国入唐虞之盛轨。企予望之，企予望之矣!”儒家传统的修身、修养、道德、心性之要求也深深烙在周恩来的民主认知之中。即使是对民国时期民主、共和乱象之批判，也无不体现这种痕迹。“辛亥光复，于今五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民可以无议院，政治可以揽独权。然专制设果有裨于国是也，则为之何伤。无如良心已失，人格已丧，颜为无廉耻之行，使举国尽由妾妇之道。民意可造也，私法可定也，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暮四朝三，愚鼓黔首，忽而帝制，忽而共和，腾笑万邦，贻羞后世，使居世界四之一之人民，蒙不洁之耻，占四万万方里之禹域，载无耻之民。”

1922年，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周恩来撰写《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文。文章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从唯心主义的倾向走向马克思主义立场。其马克思主义立场，从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是明确的、坚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的民主观念也实现了从革命时代到建设时期的转变。革命时期的民主观念是原则的、理想的，能够激发人们的斗争精神，鼓舞人们奋力前行。建设时期的民主观念是原则的、实践的、秩序的，能够使人们从理想的激情中冷静下来，建构一种促进发展、实现繁荣富强、实现人的解放的现代政治秩序。“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斗争胜利了的党，现在的任务是要向自然界作斗争，就是要搞建设。”1956年9月，党的八大标志着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由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周恩来指出：“现在面临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这个阶段，由于革命阶段过去了，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结束了，因此人民内部的矛盾就露出来了，这些问题就多起来，就需要我们处理”。又说，“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有许多新问题”，“最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周恩来民主观念的时代性，体现了一个革命者对于民主的认知和思考是植根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的，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民主观念本身也是发展的，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民主观念逐步演进的过程。

二、立足民族性：从自身实际中寻求延续根脉的基因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民主也是各个民族自己的探索与实践。只有在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民主实践中，融入民主的共同价值，才能够实现自身民主的发展与完善，能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人类的政治文明。周恩来的民主观念，也体现了对于自身传统有益因素的坚守和弘扬，对于民主实践的清醒认识。

(一)人民是推动民主进步的真正动力，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唯有靠全民之力，求富强

1915年，周恩来在《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一文中提出，“夫立国于二十世纪之秋，殖民逐鹿之场，思欲保其颜色，巩固其领土，舍富强其道莫由。然富也、强也，亦非一朝一夕所能奏其效，一人一力所可成其功，必合全国之人民，万众之人心，以结构之，始克达其目的”。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实现理想的力量在于人民。“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毛泽东认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因此，“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民主是为人民的，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与人民解放，必须使人民参与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利益的革命斗争之中。“谁能掌握民族民主的旗帜，谁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谁就能得到胜利。”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是立足于自身历史文化与传统，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正是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才使中国经济大踏步向前发展，改革开放更是在人民的呼唤下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二)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民主的实践也是不平衡的，发展民主，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要做到真正的普选，不分性别，不搞种族歧视，不分宗教信仰，不论财产多寡和教育程度的高低，只要达到适当年龄，没有其他特别原因，便可参加普遍的选举。”有真正的普选，才有真正的民主，才符合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另一方面，周恩来也指出：“将来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关于普选，本来应该做到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记名的投票，但这对中国现在的情况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民主原则应用于实践，要符合实际发展状况。

关于民主选举四原则，周恩来认为，关于“直接选举的问题”“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直接选举目前实在不容易办到”。“至于平等这一项”“假如按人口做比例也不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那么选出来的代表就会大多数是农民，这种情形还不能够适应于今天革命的形势和要求”。“不记名的秘密投票方式”“依照目前人民的文化程度来说，也是做不到的，许多地方只能用举手或投豆的方式”。由于上述种种情况，只能更多地强调普选，其他各项有待将来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实现。普选的实行，也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国革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只能逐步由客观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普选。”民主的发展是逐步的，民主的发展是需要条件的，但民主实践本身也在创造民主的条件。

(三)充分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发展民主、推动民主进步的因子，结合具体实际不断创造民主的新实践

在重庆政协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不同政党之间遇事要互相商量，不要独断。在实际工作中，凡是遇到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问题，他都要和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周恩来曾经指出，“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中的具体实践，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和制度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周恩来立足于本民族传统和历史传承，充分发扬了协商精神，拓宽了民主实践的边界。

周恩来指出，绝不能说这个民族是优越的，那个民族是劣等的，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种族主义的想法。“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有力量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民主的发展也是如此，每个民族都将走向民主发展的光辉大道，他们会利用各种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地锻炼自己的民主能力，实现民主的进步和发展。

三、聚焦实践性：从现实中感受民主原则的真正基础

民主是理想的，但民主终究要走到现实之中，并在实践的探索中展现自己持续的魅力。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既是理论指导的结果，也是丰富人们认知的基础。周恩来关于民主的政权建设、协商民主、民主作风等维度的观念认知，具有坚实的基础。

(一)充分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把民主从过去少数人的权利，变成多数人能享受的权利，结合实际，不断推进民主政权建设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懈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制度探索的开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各级参议会和政府人员组成上实行“三三制”，体现抗日政权的民主性、各抗日阶级的政治合作。“三三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的一项组织原则。周恩来高度肯定“三三制”的民主性，“我们现在实行的‘三三制’就是各级代表会议制，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周恩来指出：“‘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邓小平也曾经指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的公布，多样性选举形式的创造，保证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解放战争时期建立的人民代表会议制，被誉为“把民主从过去少数人的权利，变成多数人能享受的权利”的真正民主。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前，向政协委员们作的报告中对民主政权有清晰明确的说明：“关于政权制度方面，大家已经同意采用基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现在凡是通过普选方式产生出来的会，我们叫做大会，例如人民代表大会。凡是通过协商方式产生的会，我们就叫做会议，例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和会议名称的区别就在这里。将来人民代表大会，是要经过普选方式来产生的。”“现在各地召开的各界代表会议，实际上就是地方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可以说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代表会议，是权力机关和政治协商机关的结合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殊过渡形式，同时是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起源。

(二)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需要建立真正不同于专制政治的民主政治形式，以巩固民主生活，并不断地扩大民主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得以确立。巩固人民通过艰苦奋斗获得的民主和自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后获得了空前的民主自由，但人民享受的民主自由的实质，必须有一个民主的组织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否则民主生活是不巩固的。”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为建国一周年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人民政府系统，“所有这些政权组织，都与压迫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组织在原则上根本相反，因为它们是代表各阶层人民利益、联系广大人民而仅仅压迫反动派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者也。”中国共产党是为无产者群众奋斗的政党，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党领导的政权，所以能够施行进步的民主，主要是由于党代表着最大多数民众，站在最大多数民众利益上，而不是要造就少数有力的统治者。”政权建设、国家建设，必须不间断地推进民主、扩大民主。1956年，周恩来在《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的讲话中指出，由于我们的专政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扩大，而不应该缩小。“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

(三)在实际工作中，要保持良好的民主作风，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

韩素音在其著作的“序言”中说，“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周总理承认观点可以不同，而且实际上是欢迎分歧意见的。他知道世界是多式多样的，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他欢迎和自己不一样的想法，因为他懂得只有通过争论，人的头脑才能变得更加敏锐”。周恩来曾经就调查研究问题提出：“要坚守毛泽东同志的三条原则：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就是民主集中，它不但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原则。”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但对群众的意见领导方面还要加工，然后回到群众中去考验，在这基础上再加工。“脱离我们的基本阶级群众，就会丧失党的基础。尾巴主义，随着群众跑，就会放弃党的领导。目前的毛病，还是我们发号施令太多，走群众路线太少。”

在实际的工作中，应该要有一种民主的风气，允许讨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在工厂管理方面：“要实行民主，工人代表和管理人员、工程师在一起，民主地具体地来讨论工厂中的一切问题，如关于生产的方针、计划等等，同时要给厂长以最后决定权。有民主，有集中，全体团结起来，才能把生产搞好。”在文艺创作方面，周恩来指出：“有事和大家一起商量，专家、演员一道讨论”，“只要允许批评自由，就可以得到纠正。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1961年6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周恩来一再强调“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这种风气首先是指在党内对于党的领导人发表的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允许大家讨论、商榷”，“允许批评、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在党外、在我们的各项工作中都要“允许别人提出不同意见”。周恩来认为党内的民主作风能够带动整个社会都树立民主的好风气，“这才是社会主义的自由，才有心情舒畅，实现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四、保持开放性：从包容中增强民主发展的底气

不管是民主的理论，还是民主的实践，民主从来都是相互交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周恩来的民主观念，既是学习、吸收和借鉴的结果，也是适应、创造和发展的结果。

(一)周恩来阅读了很多民主理论的经典，对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有独特的把握，坚持在学习中形成关于民主的初步认识

1915年，周恩来说：“孟德斯鸠尝曰：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此语足代表共和真正之精神。欲求人民能具治人治于人之资格，则必道德高尚，智识充足，知自由之真理，明平等之范围。法理通，然后知进退;自治明，而后免祸患。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何，民主之所以良于君主者谁，如斯可以谈共和，行共和。而为共和之国民，以己之能力而治人，亦以己之能力而治于人。”1919年7月21日，周恩来负责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刊名下方的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这里则是直接引用了美国政治家的名言。韩素音曾经指出，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国，赶上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均是自本世纪初就一直存在的矛盾现象的产物，其中许多是在‘新学’堂里受到了关于民主和独立的教育。”

(二)在扩大民主的实践中，要继续保持学习的心态，在学习中批判地加以吸收借鉴

在国家政权制度建设方面，1956年，周恩来就指出，“要在我们的国家制度上想一些办法，使民主扩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在全国的经济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普遍实行直接的、秘密的选举时，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来扩大民主，如使人大代表经常去接触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允许辩论，加强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检查等。讲到“辩论”这个问题时，周恩来指出，“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明年还准备进一步允许辩论，当然现在也允许辩论，小组会上就辩论得很热烈，将来在大会上也可以辩论。就是说，人民代表提出的意见，政府要出来回答。回答对了，人民满意;不对，就可以起来争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我们共产党人相信真理越辩越清楚。”

在学习时，周恩来认为要坚持一些基本原则。第一，“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第二，“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的优点，值得我们尊重和学习”，“说中国一切都好或一切都不好，都是不对的，应该批判地接受一切中外的文化”。“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学习不能走极端，要么全对，要么全错这种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不利于政治进步。第三，在如何学习外国的问题上，“我们要学习别人的东西，但要防止盲目性。只有学到了家，才能说是吸收”。善于鉴别，在发现优长利弊中学习。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而是各国人民的权利”，“我们要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小圈子和零和博弈”。1955年，周恩来在同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国家是人民的，人民选举代表来领导这个国家。这个思想不仅中国人民有，美国的先哲林肯说得很好：国家应该是属于人民的”。

(三)发展民主的自信，最终来自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实践、建设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民主的认识越客观，民主的发展就越能够取得长足进步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民主思考、民主实践，这是民主发展的基础，也是民主发展的底气。周恩来认为：“我们要发扬民主，恢复和加强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战争年代，军队讲民主，就能打胜仗。规模最大的是解放战争，那时军队也最讲民主，仗怎么打法，作战方案怎么定，允许连队讨论，提出意见。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创造，也是全军的创造。军队能够讲民主，为什么党内不能讲民主呢?”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我们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尽快恢复起来，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要恢复起来，现在被搁在一边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通通都要恢复起来。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要实事求是，要按照党章办事。”弘扬优良传统，建构规范的制度体系，围绕中心工作，才能够使民主走得更稳更扎实。

因为我们在探索和实践民主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所以我们对发展民主有自信，从中国看世界就有了更多的底气。1955年，世界和平大会在芬兰的赫尔辛基召开，中国代表团应邀参加。周恩来对代表团作了重要谈话，他表示：“高举民主自由的旗帜。即使是旧民主在旧世界也是好的，旧民主初期还有一点民主，如国会选举等。民主自由是要争取的。好战的国家没有真正的民主自由，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就是连这点旧民主也不给。当然，旧民主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只有少数人能享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才有真正的民主自由。人民民主是最大限度的民主自由，最大多数人享有民主自由，只有极少数人没有民主自由。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争取有一些民主总比完全没有好。”

五、新时代更好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周恩来的民主观念，与其所接受的教育、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对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深刻思考紧密相关。周恩来的民主观念，既有对传统的反思，也有对文明成果的借鉴，还有对民主现实的积极关切。梳理和探讨周恩来的民主观念，对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只有坚持人民至上，积极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才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动力与活力，才能够实现人民的解放，让人民享受繁荣、自由、秩序、安全的美好生活。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定不移地实现经济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民主作为政治上层建筑，需要建构起自己的经济基础。离开了经济社会发展，离开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其中的建设事业，民主的大厦就是不牢靠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政党探索民主政治建设所要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在地要求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毫不动摇地坚持发展经济，为民主发展创造坚实的基础。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竞争中体现制度优势，增强制度自信。“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在制度竞争中评判一种制度的优劣，民主是一个重要维度。“制度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常态，但一种民主模式的优长不是否定和排斥另外一种模式的理由。”只有遵循民主的共同价值，不同的民主发展路径方才能持续不断地提高自己、改进自己，才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有推动、有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必然也会致力于为世界贡献民主价值、民主模式和民主绩效。

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不仅是发展民主的依靠力量，而且是发展的目的本身。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是实现个体的真正自由、真正解放的“联合体”。政治、国家、权力的存在不是为了压迫人民，而是为了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价值。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人民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民创造了世界”。民主是无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解放的重要原则和基本价值。在人类现代化的历史图景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蕴含着强大的文明发展逻辑和丰富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