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寿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特聘教授，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吴家琪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

中共二大是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建党前夕，即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之间的早期合作。李大钊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陈独秀最早将统一战线付诸实践，与其他革命政党合作革命，这成为中共建党先驱们的共同理想。但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均缺席了中共一大，致使中共一大作出了“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一较为极端的规定。根据列宁的殖民地和民族革命思想，在陈独秀主持下，中共二大决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最终确定了统一战线方针，党的政治主张发生了重大改变。因此，可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之间的早期合作，为党的二大制订统一战线战略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关键词

陈独秀;李大钊;孙中山;统一战线;中共二大

阅读导引

一、李大钊、毛泽东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

二、陈独秀最早将统一战线战略付诸革命实践

三、政党关系成了中共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四、学界为何长期忽略国共两党早期合作的话题

无论是经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纂、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22年6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等党史基本著作，还是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23年3月出版的《上海：统一战线的红色堡垒(1921-1949)》等学术著作，都以中共二大作为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然而，早在中共成立前夕，即在其酝酿和筹备过程中，中共的建党先驱们就已经产生了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合作革命的思想，甚至在实践中开始了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合作。这些合作，为中共二大正式制定统一战线方针，进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一、李大钊、毛泽东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规定“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因此，中共二大才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然而，“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早在中共一大召开以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就不仅认识到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进行合作的重要性，而且已在局部地区开始了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尤其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开展政治合作的实践。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凝聚了全党的集体智慧，而在全党最早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较全面探讨的首推李大钊。”从历史机缘看，李大钊所学为法政，自然对政党、政治和政论深具情感。早在1912年12月求学于天津法政学堂时，他就认识到“有孙氏，乃成其为民国，乃成其为共和国”。这与今日所公认的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的历史地位不谋而合。此后在日本留学期间，李大钊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林伯渠结为“知交”，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最后共同走进共产主义者的战斗行列。护国战争中，李大钊就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张继、孙洪伊等有过合作。护法运动中，李大钊毅然出京，南下上海，“从思想理论上对孙中山的护法斗争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支持”。李大钊这段赞赏孙中山、结交革命党人、追求革命进步的人生经历，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主张并力推国共合作，具有奠基的作用。

从现实政治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更加看重民众联合的巨大威力。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发表《大联合》短文指出，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使得全国的学生群体团结在一起，“已成了一个大联合”，热切地呼吁：“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联合联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前往天津途中，两人秘密商量在中国建立俄式政党。同年8月，李大钊发表《要自由结合的国民大会》一文，大声疾呼大家奋起，“没有团体的职业应该速速联合同业组织起来，这就是永久的人民大会的基础”。把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国民大会理念演绎成“人民大会”，体现了李大钊对联合战线的深层思考。

正是因为有了上述资产阶级革命的经历和对国民联合的深入思考，建党之初的李大钊不仅不排斥与国民党的联系与合作，还通过国民党人张继(一说是通过先国民党后共产党的跨党党员林伯渠)的介绍，成功促成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1年12月赴广西桂林与孙中山的会谈。会谈中马林建议孙中山，“组成一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从而不仅使孙中山了解到共产国际、俄共(布)中央有与孙中山合作的愿望，而且也了解到孙中山希望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态度。中共二大前夕，在《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同人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一文中，李大钊还富有远见地指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认定一联合的战线”。由此可知，与中共一大的年轻代表们所不同的是，李大钊明确赞成联合战线的战略，其统一战线的思想意蕴已很明显。

总之，以民彝思想为基础，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李大钊革命思想演变的必然走向。李大钊不仅因其具有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合作共事深厚的思想基础和丰富的政治经历，成为俄共(布)多位特使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的首位接洽对象，而且因其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在建党之初，李大钊就成了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人三方都能接受的重要人物，成为帮助共产国际推动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理想人物。当马林提出的党内合作方针被陈独秀和党内一些同志严词拒绝后，共产国际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李大钊。马林在返回中国途经北京时邀请李大钊出面，以协助他做中共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李大钊南下后经过艰苦斗争，不仅在西湖会议上配合马林说服中共中央，确定了中共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的方针，而且会后在上海率先加入国民党，带动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相继加入国民党，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实践的序幕。

此外，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提出的“民众的大联合”思想，也具有统一战线的思想意蕴。受北京《每周评论》、上海《星期评论》和五四爱国运动的鼓舞，1919年7月,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他先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的政治”“强权的经济”“强权的思想”和“强权的国际”的激进观点，又在第二期《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公开赞颂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建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他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人民群众有巨大的力量。因此，毛泽东形成了这样的政治主张：现在我们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历史上，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民众大联合的基础是“共同的利益”。中国民众，也要大联合，为减轻地租捐税、解决吃饭问题而进行抗争。当时，毛泽东已经不只是看重个人的力量，而是把自己置身于民众之中，依靠民众大联合的力量开展政治斗争。这种“民众大联合”思想就已经具有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因子。

二、陈独秀最早将统一战线战略付诸革命实践

如果说李大钊在中共党内最早认识到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那么，陈独秀就是中共党内最早将统一战线方针付诸实践的建党先驱。早年的陈独秀思想经历丰富，在中共创建以前，他在思想上经历了从“玄学妖孽”到“康党”，再到“乱党”，并最终转变为共产党的“三次跨越”，其中的“乱党”指的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作为“乱党”的十多年间，陈独秀曾独立开展过资产阶级革命活动，虽未与孙中山本人直接来往，但与孙的追随者——多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过从甚密且私谊深厚。由于思想观点和性格特征等因素，陈独秀没能像柏文蔚那样转入中国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也未受到孙中山的器重。甚至在1919年6月陈独秀被北洋军警逮捕入狱后，孙中山也“婉拒发电营救陈独秀”。不过，当“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后，陈独秀在上海等地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之间，进行了五起早期的晤谈与合作。

第一起是1920年3月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宴请陈独秀，晤谈中国首次“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发生在上海法租界莫利爱路上。31日，已入住环龙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的陈独秀，应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之邀来到莫利爱路的孙中山寓所，参加孙中山为他摆设的家宴，商谈中国首个“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事宜。这是孙中山与陈独秀的首次会面，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国民党领导人作陪。双方约定，一是在上海等地组织开展纪念国际“五一劳动节”游行活动，二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七卷六号辟为“劳动节纪念号”。孙中山应邀当场题词“天下为公——为新青年劳动号题，孙文”，后来与蔡元培等题词都发表在1920年5月1日《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上。因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已成为全国性公众人物，且已与李大钊商量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所以陈独秀与孙中山国民党的此次晤谈，具有国共两党早期合作的意蕴。

第二起是1920年三四月间陈独秀与国民党人商定《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译者人选和发表事宜。3月下旬，陈独秀在上海《星期评论》社与国民党人戴季陶、沈玄庐、邵力子商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事宜。不仅接受了邵力子的推荐，商定由陈望道独立完成全文翻译，而且决定书稿译成后由《星期评论》周刊在出刊一周年之际给予连载。但因《星期评论》停刊，陈望道将书稿托付俞秀松转交陈独秀。经过陈独秀和上海发起组的不懈努力，最终于1920年8月，以单行本方式由新青年社出版、又新印刷厂印刷、《新青年》上海发行所发行，很快赠售一空。《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翻译是国共两党携手合作的成果，堪称国共两党早期合作的成功典范。虽遇戴季陶等退缩，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使得《共产党宣言》最终得以面世。

第三起，从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到1920年6月酝酿成立“社会共产党”，曾有多位国民党人参与其中。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者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等人，也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戴季陶和无政府主义者刘大白、沈仲九等人，甚至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张东荪。此后，“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然而，当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等马克思主义者开会商谈决定成立“社会共产党”并起草了党的纲领时，戴季陶、刘大白和张东荪等非马克思主义者均不见了踪影，这并未阻滞建党活动的推进，8月正式定名“中国共产党”，该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第四起是1920年11月国共两党领导人联袂出席中国第一个红色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仪式。经过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数月的宣传发动和教育组织，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上海公学举行成立仪式。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中共发起组书记陈独秀双双莅临并相继发表演说，孙中山作了“三民主义”的演说，宣传三民主义，陈独秀的题目是“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两人宣讲的思想主张虽不相同，但既然能够联袂出席表示声援，足见政治主张也有相通之处。而且，两人均被推选为“名誉会员”。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孙中山、陈独秀第一次携手公开行动，以共同推进工人运动。

第五起，从1920年12月至1921年9月，陈独秀应国民党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之邀，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广东教育工作。此时，陈炯明是国民党治下的广东省省长，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书记，并在广东任职期间缺席当选中共一大的中央局书记，是名正言顺的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担任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与该委员会中汪精卫、戴季陶、许崇清等国民党委员们合作共事，不仅大力推进了广东教育改革，发展了广东教育事业，同时发动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共产党员，排除无政府主义干扰，建立起广东党的组织，直到中共一大结束后于1921年9月才返回上海，专任党的领导人。这次合作，为建党之初陈独秀进入孙中山广东革命政权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奠定了基础，成就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夕的“合作序章”。

中共一大前陈独秀与孙中山国民党如此频繁、密集的合作实践，虽然都是具体工作和事务上的零星合作，不能作为国共两个政党在政策层面的正式合作，但却是中共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的重要尝试，也使得陈独秀认识到统一战线问题的重要性。揆诸史实，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取的态度》一文中提出：“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从而在党的二大召开前首次创制了“联合战线”这一专门术语，这为中共二大最终决定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政党关系成了中共一大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

按照“南陈北李”等建党先驱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认识，尤其是他们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历史联系与零星合作，中共从成立之日起，就应在自己的纲领中宣示与其他革命政党进行合作革命的意愿。然而，历史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由于种种原因，两位建党先驱陈独秀、李大钊均未能出席大会。虽然中共一大12名代表均由各地党组织产生，而这些党组织都由“南陈北李”组建或经“南陈北李”指导、推动而成立，且陈独秀还让出席一大的广东代表带来“关于组织和政策的四点意见”作指导，但是，缺少了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系悠久、渊源深厚的两位精神领袖和主要创始人，使得大会的氛围和决策过程都显得略有不同。主持人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学生张国焘，他所列举的“主要代表”中，虽然也有与国民党有过合作经历的李汉俊，但更多的是刘仁静、周佛海和张国焘这些缺乏政党斗争阅历和经验的青年学生。因此，在讨论党纲的第三、四、五次会议期间，“李汉俊的意见成为大会讨论的焦点”，带头“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除陈公博有时对他(指李汉俊)表示一些含混的同情外，所有代表都给予他不同程度的批评”。可以说，中共一大虽然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与统一战线相关的问题上却没能体现“南陈北李”的思想。好在“多数代表批评李汉俊的意见虽很严峻，但没有人指他为改良派或机会主义等等……李汉俊在讨论中虽也坚持他的意见，但从不与人争吵，当他的主张被否决时，总是坦率地表示服从多数的决定”。

根据中共一大会后报送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会后报告”)，结合中共一大部分代表的回忆，不难发现，与其他革命政党的关系并由此发生的两个问题，成为中共一大讨论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一是共产党人能否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开展合法议会斗争，二是共产党人要不要与其他政党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建立合作关系。这两个问题从第三次会议进入讨论阶段开始，延续到转至嘉兴南湖的最后一次会议，一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形成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议会斗争”的问题。由于未能达成统一意见，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第11条只得留下空白，并在会后报告中专门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能作出结论，只好留到下次代表大会去解决。”直到党的二大通过“民主的联合战线”才逐渐明确了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笔者已在其他文章中对此作了梳理和阐释。对第二个问题的争论也很激烈。虽然大会作出“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会议结论，并写入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但会后报告也专门汇报了会上争论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有些人坚决主张，我们应坚持这种意见：无产阶级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作斗争”。但会后报告随即翔实地表述了另一种意见：“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当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同时又在我们的报纸上批评他们，这并不违背我们的原则。我们自己即使不能立即夺得政权，至少可以加强自己，以利于今后的行动，因为我们的力量会因这个进展而强大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自己的革命力量，扩大自己的革命活动。这样，即使无产阶级现在不能取得政权，我们也应该联合其他阶级打倒共同的敌人，加强自己，使我们能够领导以后的斗争，推翻那个将要夺得政权的阶级。这样，我们联合其他阶级，仅仅是为了进行破坏性的斗争”。报告最后不无遗憾地指出，“但是，会议接受了第一种意见”。会议决定已经作出，虽然会后报告的起草人对此很感惋惜，但仍全面翔实地将会议结论写入报告之中，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我们应向会后报告的这位起草人表达由衷的敬意!

中共一大最终否决了与其他政党建立联系的意见。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是明显的“左”的思想倾向。由于陈独秀、李大钊并未出席中共一大，因而对会议通过的最终文件未能发表各自的意见。然而，当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返回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尤其是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传入中共以后，中共便逐渐改变了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态度。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要求，1921年9月，陈独秀从广州返回上海，开始“担任政治领导”。由于联合战线思想在党内原有一定基础，这就为中共二大的战略改变预留了伏笔。随着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理论的传入，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7月，陈独秀在主持召开中共二大时，就遵循列宁思想及时调整党的路线、方针，针对中共一大的遗留问题，亲自起草并正式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决定“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正式确立了要与其他革命政党建立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从而使得中共二大成为党统一战线方针确定的伟大开端，实现了建党之初党在战略方针上的第一个重大转变。

对于中共二大这个重要战略转变和对党在统一战线上的理论贡献，陈独秀和党早期的其他领导人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共三大的工作报告中陈独秀指出：“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不切合实际的，后来我们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参加现实的运动。”“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在中共三大的闭幕词中陈独秀还指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时还没有纲领，甚至没有规章，党的要求——无产阶级专政——悬在半空，到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就脚踏实地了，有了规章，找到了中国实际的联系并决定了党要走的道路。”作为中共二大的会议主持人和统一战线文件的主要起草者，陈独秀所指的自然是中共二大在党的战略转变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实际上是纠正了中共一大作出的这条极“左”的规定。

相似的评价也出现在蔡和森的相关论述中。蔡和森在百年党史上第一部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在中共一大(一九二一年)我们党没有决定什么政策……这证明，只能说是宣传机关，而说不上政党，因为对政治问题没有政策的决议。到第二次大会党已有政策，开始作政治的宣传。从前完全是鼓吹主义，这时是政治的主张了。”蔡和森作为中共二大的出席者和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宣传部部长，也是党早期著名的理论家，作为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的评论既是客观的，也是准确的。

四、学界为何长期忽略国共两党早期合作的话题

从中共建党先驱的统战思想和实践活动看，中国共产党无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主要推动者。然而，长期以来，学界关于国共两党各自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及随后国共合作的历史成因，前人的论述貌似已很完备，实则并未形成定论，甚至不乏相互对立的观点，致使学界长期忽略了国共两党早期合作的历史话题。对此，已有学者指出：“尤其是1922年前后，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陈独秀与中国国民党唯一党魁孙中山之间的关系，理应成为分析这一问题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却一直被研究者所轻忽。”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共建党先驱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早期合作的研究重视不够，用墨不多。笔者以为，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视角的局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学界对于中共成立前陈独秀的思想和活动往往关注不够，研究不细，在很长时期内甚至“谈陈色变”。所以，有关陈独秀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的早期合作，不仅30多万字的《陈独秀年谱》没有记载，而且155万字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对于孙中山1920年3月31日设家宴宴请陈独秀、11月21日与陈独秀共同出席中国机器工会成立大会等重要史实，或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令人遗憾!此外，已有的研究往往多从李大钊、毛泽东等建党先驱的视角审视统一战线，而较少从陈独秀的视角研究统一战线的起源，因而造成不必要的忽略。学界应该全面审视中共领导统一战线的起源问题，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

第二，理解的偏颇。长期以来，由于对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的理解不尽一致，尤其对中共从上海发起组成立到中共一大再到中共二大的成立过程研究不深不细，因而对党倡导统一战线起源的认识产生分歧。近些年来，学界已逐渐厘清了党成立的重要时间节点和完整历史过程。一方面，学界以党的一大作为党诞生的标志，另一方面，也确立了1920年8月作为党上海早期组织建立的时间节点。由此，学界将1920年8月至1922年7月的“两年三会”作为党诞生的完整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把党倡导、推动统一战线的历史源头上溯到中共一大召开之前的中共建党先驱和党早期组织的活动。

第三，史料的缺失。视角的局限和理解的偏颇，归根到底在于史料的缺失。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有关中共创建的中外历史档案资料陆续得到解密、翻译和出版，同时，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的遗文资料也得以整理和出版。特别是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和报送共产国际的会后报告的正式面世，使得学术界不仅能够比较全面地占有历史档案，比较清晰地梳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而且能够全面厘清陈独秀、李大钊等建党先驱早期革命的思想与实践，进而以此作为中共领导统一战线的历史源头，认可其具有的奠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