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的领导职务，是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领导者、模范执行者和实践探索者。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习仲勋倾注大量心血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在统一战线的基础理论、重要领域、方式方法、实践运用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丰富、发展和创新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对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充分发挥凝心聚力的重要法宝作用，提供了深刻启示和重要遵循。

关键词：习仲勋;统一战线;深刻启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实现党的初心使命的基本战略。习仲勋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倾注大量心血致力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统一战线的巩固发展和作用发挥做出了卓越贡献。特别是习仲勋是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的领导职务，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卓越领导者、模范执行者和实践探索者。在长期实践中，习仲勋对统一战线的基础理论、重要领域、方式方法、实践运用等方面，形成和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和独到见解，丰富、发展和创新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对做好新时代党的统战工作，发挥凝心聚力的重要法宝作用，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做出新的贡献，提供了深刻启示和重要遵循。

一、始终坚持党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如何长期坚持是必须解决的首要的基本问题。习仲勋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一大法宝，同样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大法宝。”[1]“在任何情况中，都要坚持统一战线”。[2]强调，“我们如果不能充分运用这个法宝，党和国家的大事就办不成”。[3]针对一些人提出改变统一战线称谓的模糊认识，习仲勋指出这个名称坚决不能改，“把统一战线这个名字改了，我们共产党的历史就没法讲，毛泽东思想就没法讲，这是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所以不能改”。[4]面对社会的发展变革和复杂的形势任务，习仲勋在学习、探索和实践中，就如何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一)在划清敌我界限中最大限度地争取、团结、合作

习仲勋指出，“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孤立敌人、巩固自己”。[5]“统一战线，一个是内部问题，一个是对敌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性质上有区别”。[6]因此，“统一战线首先要划清敌我界限——谁是我们斗争的对象，谁是我们联合的对象”。[7]在此基础上，“联合和中立一切可能联合和中立的社会力量”。[8]“争取更多的人，减少革命阻力”。[9]“对其中的观望者、怀疑者、动摇者，则争取之，帮助之，教育之，至少使其守善意的中立”。[10]“严格注意争取大多数，孤立少数，争取和中立一切可能争取和中立的社会力量”。“必须利用敌人中间的任何一个矛盾，争取任何一个可以同情我们或者中立的人”。[11]“如果笼统地来讲团结，那必然在工作中会犯错误”。[12]新中国成立后，他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时代，除开特务、反动分子以外的一切人，我们都应当团结起来，实行民主合作，建设人民民主的新中国。”[13]对西藏统一战线，强调“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之间的，宗教界的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和牧人之间的团结，组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14]对党在新疆的民族的民主的统一战线，指出“新疆的统一战线应当是更加广泛。除了帝国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之外，各族的各个阶级、阶层、集团和重要人物以及地主阶级分化出来的开明分子，都是我们团结的对象”。[15]

(二)把统一战线与革命、建设、改革的各领域工作结合起来

在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中，习仲勋明确提出，“土地改革和统一战线应结合起来”。认为“大革命时期这两个东西没有结合起来，那时只有统一战线，没有土地革命，所以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在内战时期，土地革命进行得很好，而统一战线就比较差一点”。“今天这两个东西是结合起来的”。[16]在文化工作上，明确“文化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容，就是团结改造和提高旧有的文化界、文艺界的一切人物和文化工作者”。[17]改革开放新时期，要求“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的统战工作，一定要紧密地结合经济工作，结合改革和开放”。[18]强调“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要把统战工作寓于一切工作之中”。[19]并要求“做经济工作的同志要懂得党的统战政策，要有统战观点;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熟悉经济工作，要有经济观点”。[20]

(三)统一战线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开拓创新

习仲勋指出：“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不能停滞和僵化，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21]针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提出“要探索新的途径，开拓新的工作领域”。[22]明确提出“高举团结的旗帜，高举建设的旗帜”。[23]强调“不仅要做好港澳台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也要做国外的统一战线工作，开展友好往来”。[24]统战、政协部门，要适应新的转变，“学习经济政策和基本知识，扩大知识领域”。[25]

适应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习仲勋深刻指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是我国多党合作的主要形式和实际体现，是我们在人民代表大会之外发扬民主的又一重要渠道。”“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人口众多、地域差异大、民主制度还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大国，国家的大政方针、地方的重要事务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一方面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充分讨论，作出决定，由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另一方面还要通过政协组织进行政治协商，广泛征求、听取社会各方面代表人士的意见、建议和批评，发挥民主监督作用。这样，就能更充分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集中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智慧，更好地促进国家机关改进工作，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的经验表明，这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二者缺一不可。”[26]这是我国最早提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两种基本形式的思想。并强调“充分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关键在于创造一个民主、平等、和谐的政治环境”。[27]提出“省政协可以把双月座谈会改为‘双周座谈会’，以便更好活跃民主党派和党外民主人士的民主生活”。[28]

(四)形成统一战线工作的合力

习仲勋认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会有统一战线工作;无论哪个地区、哪个党派团体、哪个机关，也都有统一战线工作”。[29]因此，“各个经济、文化、教育工作部门更要注意和各统一战线组织合作，和党外人士合作”。指出“统战部、政协、对台办、侨办等，都是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它们之间在党的统一领导政策指导下，应当是各有分工、各有侧重、互相协作、互相配合”。[30]强调“宗教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一部分，党委和政府要组织宗教、统战、政法、民族、文教、宣传、外事等部门，以及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密切配合，分工负责，统一部署，共同做好这项工作”。[31]针对一些地方存在的“统一战线不统一”的状况，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由一位副书记或指定一位党政负责同志牵头，成立统战部、人民政协、民委、侨办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统战工作领导小组，对有关统战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妥善处理”[32]，从而成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雏形。要求加强政协党组与统战部的密切合作，指出“在组织上二者之间不存在谁领导谁的关系，但在工作上却又谁也离不开谁”。“要从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共同目标出发，经常通气，加强交流，互相商谈，互相帮助，分工合作，一致行动”。[33]

二、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巩固发展和作用发挥的根本保证。习仲勋指出：“坚持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34]在改革开放中强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5]如何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习仲勋在长期探索、实践和总结中，提出一系列重要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党的领导理论，为解决这个重大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

(一)要坚持党的正确主张

党的领导的实质是团结群众为实现党的主张而奋斗。因此，坚持党的政治主张，坚信党的政策的正确性和执行这一政策是符合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就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前提。习仲勋指出：“如果我们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不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敢坚持党的正确主张，那就要削弱共产党的思想影响，降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36]共产党员必须带头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由于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责任，共产党员对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和作风，就对这个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事业做得好不好，有很大的关系。”[37]

(二)要代表被领导者的利益

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习仲勋指出，领导要代表被领导者利益，被领导的同盟者能够有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如果你领导人家不能代表人家的利益，不能解决人家的问题，人家就会推翻你的领导。”少数领导多数，“就看你能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38]

(三)在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中实现领导

习仲勋指出：“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来实现的，这就是要承认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在政权中大家有份，善于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张，获得大家的真诚拥护，而将大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我们只把党外人士摆样子，不认真同人家一块讨论工作，研究问题，让人家发表意见，并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而只是将我们已懂得的东西或我们的决议，拿出去叫人家同意、签名或画行，那人家就不高兴，就同我们貌合神离，是形式上合作而实际上不合作，形式上领导人家实际上没有发挥领导作用。”[39]并强调“所谓加强党的领导，不等于包办一切，而是要同人家合作共事”，“要通力合作把事情做好”。[40]

(四)注重发挥党外代表人士的作用

有些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关系搞不好，原因在哪里?习仲勋指出：“就是不懂得什么叫领导，不懂得如何实现党的领导，认为只要是共产党员就可以去领导……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41]他在50年代讲，高教部有四个副部长，真正对大学教授思想感情了解最清楚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副部长，而是作为党外人士的副部长曾昭抡。习仲勋强调：“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人找来，通过他们来实现党的领导。如果不通过他们，那还实现什么领导呢?所谓领导，不是下命令叫人家听，而是经过这些人去做工作，这就叫做实现党的领导。”[42]

(五)必须具有民主作风

习仲勋指出：“要实行真正的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必须要加强民主作风，充实民主生活。”[43]“既要有领导又要有民主”，“事情是大家的事情，人民的事情，就要同人民商量，由人民提出办法来解决”。[44]一些重大的事情，都应该由党来表示态度，或者作出正式的决议。但是，“这不等于说共产党员可以高高在上，命令人家，是人家的上司，如果这样理解，那就错了。共产党员要善于和非党人士在一起协商办事，要征求他们的意见，取得他们的同意，多开党派联席会议来解决问题，来实现党的领导”。[45]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一期内部刊物上批示：“有关民主党派内部及其有关事务，切记由他们自己自主调解，比我们出面干预要好得多。……这就是改善党的作风和工作方法，也就是真正加强党的领导。”[46]

三、切实落实党的统战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依据，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决定性因素。习仲勋指出，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具体的实施办法搞不好，不仅可能犯一些错误，而且可能犯大错误，因为办法是体现政策的。在落实党的宗教政策中，他强调“这关系到团结千百万信教群众，充分发挥他们在四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关系到争取和团结广大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关系到提高、扩大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影响。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性很强的问题”。[47]“一切违反党的宗教政策的行为，客观上都会为敌人所利用”。[48]在长期担任地方和中央的领导工作中，习仲勋以对党的政策贯彻落实的长期实践和丰富经验形成的深刻见解，对如何推动党的统战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给我们深刻启迪。

(一)正确理解政策精神

贯彻落实的前提是吃透政策精神，对政策作出正确的阐释。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习仲勋指出：“边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不论出身如何，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不做反革命活动的，都要团结并安置在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对于非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应采取争取改造的方针。”[49]强调，“特务分子是少数，就是特务分子里也有一些人是可以改造的，陕甘宁边区有好多误入歧途的人都改造过来了”。[50]对因形势任务变化而导致的政策的转变，习仲勋认为，“今天我们的政策要转变，并不是说过去的政策错了，如果说错了就是割断历史看问题”。[51]改革开放后，把一段时间内由文物、园林部门等管理使用的一部分重点寺观教堂，移交给有关的宗教组织和宗教人员管理使用，有的相关部门对此不能正确理解。习仲勋指出，这是“党和人民利益的需要。任何把它看成是这个部门和那个部门之间，这个单位和那个单位之间的关系问题，甚至看成是什么争权夺利的问题，都是错误的”。[52]对政协、民主党派能不能搞经济实体的问题，习仲勋根据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问题的有关精神，明确提出，对这个问题要持慎重态度。“政协和各民主党派不宜搞经济实体，因为这与它们的性质、任务和它们应起的作用是不符合的。在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政协、民主党派要把主要精力放到开放和引进这个中心上面来，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智力、技术等方面提供咨询服务(包括成立咨询服务机构)。至于支持和帮助个人或集体经营工商企业也是可以的，但不能挂政协、民主党派的牌子，也不能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53]

(二)准确把握政策界限

改革开放后，一些部门仍把社会主义改造时的原工商业者称为资本家，习仲勋提出：“还是提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好，因为人家的财产已被公私合营二十多年了，又对他们教育改造了二十多年。”[54]如何把握“又团结又斗争”的重要原则?习仲勋指出：“联合中小资产阶级应有斗争，不过这种斗争和对大资产阶级有区别。我们同大资产阶级斗争是为了消灭它，和中小资产阶级斗争是为了团结，为了联合。”对中小资产阶级不要搞得过左，“片面地强调工人的利益，那是革自己的命，不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55]对海外侨胞，习仲勋指出，“外籍华人同华侨既有相同的方面，如共同民族感情，传统习惯和利益，以及与我们国内千丝万缕的联系等;也有不同的方面，如从法律讲，他们已取得住在国的国籍，是住在国的公民”。因此，“要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把外籍华人同华侨完全等同看待，不注意国籍界限，使外籍华人感到很为难，以致引起他们住在国的疑虑和不安，给他们在当地长期生存造成困难。二是把外籍华人同一般外国人完全等同看待，因而不重视、不进行能够进行的工作，以致伤害外籍华人的民族感情和支援我国建设的积极性”。[56]在宗教工作中指出：“宗教信仰是思想问题，应该自由，任何人不能干涉。但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政治问题，与宗教信仰自由是两回事。”[57]“文化大革命”前，有个瑶族干部写了一封信给国务院，署名“反对大汉族主义团结委员会”。习仲勋说：“就其本人来说，是有错误的，但也不能定性为敌我矛盾嘛!”[58]

(三)有步骤地落实政策

习仲勋指出，“正确的政策没有适当的步骤也是可以搞坏的”。“正确的政策一定要有正确的策略、正确的步骤去实行，才不会有错误”。[59]要“方针对头，步骤走对，如果方针是对的而步骤走乱了，也同样会发生问题”。[60]并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切工作，均须根据民族特点及注意民族情感办事，否则党的政策是不易贯彻下去的。”[61]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中，习仲勋明确：要有准备，一个是干部准备，一个是群众准备;要有步骤，采取由下而上、由小到大。自治区域的地理界线，必须按各族人民的分布情况，由当地民族人民自己依照经济生活等条件来决定。[62]在思想工作和思想改造方面，“为了改造先要团结。但是我们现在的文教工作却不是这样，团结还没有搞好就先要改造，就挤他，尤其是对知识分子中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团结还没有搞好就来训他，那就不行”。[63]要准确把握时机，“各种社会改革，过急了固然不对，但条件已成熟却把它推迟也是不对的，一样会脱离群众”。[64]

四、谨慎稳妥处理民族宗教问题

民族宗教工作事关民族团结、国家统一，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习仲勋在西北地区做了多年领导工作，到中央后又分管民族宗教工作，在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妥善处理民族宗教问题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些独创性的思想观点，为我国的民族团结和宗教和顺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做好新时代民族宗教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

在民族工作方面：

(一)民族工作是一项繁重的政治任务

习仲勋指出，如离开民族问题，则“西北”名词即不足存在。“只要民族差别存在，就有民族矛盾，就有民族问题，就要做好民族工作。”[65]这是一项极繁重的政治任务。“没有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什么事情也做不成。”[66]

(二)要照顾各民族特点

习仲勋指出：“西北是多民族地区，一切工作都要照顾各民族特点和注意民族团结。”[67]强调：“少数民族地区或各民族杂居地区，任何改革都不能过急过早，要通过他们自己自觉起来办，如果简单地发动汉人斗回民地主，就会使坏人利用来挑拨民族关系。”[68]“镇压反革命必须坚持，但在处决具体人犯时，必须取得当地各族人民的赞成，然后去执行。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对于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最高利益，都是不合适与有害的。”[69]

(三)一切以民族团结为原则

习仲勋指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是顺利进行四化建设，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证。”[70]“一切在民族团结的大原则下来处理，团结第一，处理一切问题都要看是否影响民族团结。”[71]要“在加强各民族团结互助的原则下，协商处理解决问题。如边界问题、土地问题、宗教问题、阶级问题等”。[72]

(四)坚定耐心团结上层分子

习仲勋认为，“上层分子都有一定的群众，特别在牧区，上层分子有很大的影响，群众信任他们，不通过他们就不能和群众见面，团结和教育群众”。[73]强调“一定要先做好争取各民族上层、争取宗教方面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去发动群众，不可颠倒过来”。[74]“争取团结上层人物的工作需要十分坚定，十分耐心。处理少数民族中反革命分子也还要谨慎，必须得到其民族中各方面代表人物同意，否则宁肯暂缓。”[75]

(五)协商调解民族纠纷

习仲勋认为，“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影响，对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不能低估”。“要站在民族纠纷之外而不是站在纠纷之中或哪一方面，否则就都搞不好”。强调在共产党的立场和原则下，“以诚恳的态度和不怕麻烦，那么任何纠纷都可以解决;反之，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采取简单急躁的办法，不但纠纷不能解决，反而会使纠纷愈搞愈大，乱子愈多”。[76]对各民族间的纠纷，要采取协商调解的办法，对少数民族群众性骚动，还是以和平方式政治解决为主，多做艰苦的群众工作。

(六)以“不平等”达到平等

习仲勋认为：“凡是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同志当领导的，有问题应该由汉族同志多负主要责任。”[77]“如果汉族和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发生了问题，我们就必须首先要照顾那些兄弟民族。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在思想上就应该准备‘不平等’，如果在工作中一不注意偏向了汉族的话，就会出很大的乱子”，“只有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不平等’的准备，结果才会达到平等”。[78]

在宗教工作方面：

(一)深刻认识我国宗教工作的性质

习仲勋指出：“宗教问题，一方面是人民群众的信仰问题，即思想问题;另一方面又是政治问题。在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曾多方控制宗教界，力图把宗教作为他们的工具。所以，宗教问题包含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两个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79]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宗教问题，但最根本和最重要的是关系到两个根本对立的政治立场问题”。[80]要求“一方面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另一方面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积极为四化建设、祖国统一、世界和平服务”。[81]

(二)坚持爱国主义立场

习仲勋指出：“爱国和爱教是可以统一的。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神圣的职责，宗教徒当然不能例外，所以任何宗教徒只要他们是中国人，就都应当爱国。”[82]强调“爱国就必须严格地划清敌我界限，弄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区别，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不划清这一界限，不仅在思想上要造成混乱，而且在行动上要造成严重错误”。指出，“爱国是有具体内容的，就是要爱由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要爱社会主义制度”。“必须经常不断地进行爱国主义学习，提高政治觉悟，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保卫世界和平运动”。[83]

(三)把握宗教工作的原则

习仲勋指出：“人们信教不信教，是思想上的差异，这是次要的。而大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主要的。”[84]要“按照新宪法办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传科学道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必须反对简单急躁、企图用行政命令来处理带有历史必然性、社会性和群众性的宗教问题。同时，也要反对不敢接触宗教问题。”[85]在处理“呼喊派”问题时提出，“‘呼喊派’的本质是反动的，主要是指它被极少数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所把持、操纵，它的活动、它的政治表现和它的所作所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它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人民生活和四化建设的。绝不可把‘呼喊派’中的所有人都说成是反动的。应当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被欺骗、被利用的。对此，一定要作具体分析和正确估计”。[86]

(四)改变领导作风

习仲勋指出，领导脱离实际、落后于实际;满足于一年开一次会议，满足于形式上的成绩，对下情了解很差;对工作中重大问题很少研究和部署，不善于抓住关键性问题推动工作，对新鲜事物缺少敏感，“这种领导作风必须彻底转变”。[87]要“克服宗教工作中‘左’的思想和防止右的倾向”。在宗教工作中，一是要“松绑”，如把寺庙交给僧道自主管理;二是要“捆死”，就是对一切非法违法活动要禁止和取缔”。[88]“对宗教活动严重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的问题不能放任不管”，“在保障人们信教自由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科学文化宣传工作”。[89]

五、文化教育战线与党外人士的团结合作

习仲勋50年代初到中央工作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在做好文化教育战线工作中，他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胸怀，以对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深刻把握，对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做好思想改造和团结使用工作，提出不少有深度和新意的思想观点，对我们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以深刻启示和教益。

(一)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是文化教育工作的关键

文教界有250万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外人士。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中共党员更少。习仲勋指出：“我们党在文教战线上的工作都是与党外民主人士团结合作共同进行的。如果不是文教界的统一战线正确团结了这批党外人士，文教工作就不可能做出这些成绩。”[90]党外文教工作者不仅数量多，而且都有一定的学问、能力和经验，同时他们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常常能和我们不能联系的群众有密切联系。因此，“做好文教工作的关键，就是要善于解决二百五十万文教干部的思想改造和团结使用的问题”。[91]

(二)思想改造要靠党外人士自觉

习仲勋指出，文教事业的恢复和改进过程，也就是对这一批旧文化工作者进行思想改造和团结的过程。强调：“思想工作是一个很细致的工作，要达到一个人的思想改造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靠个人的自觉，没有个人的自觉，你再改造、再强迫也是不顶事的。”针对过去思想改造方面存在的“粗”和“急”的严重缺点，明确指出：“把党内整风的办法拿到社会改革中去，这个恶果是很大的事情。完全依靠整风的办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是不可能的。”“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不能当突击任务来完成，不许搞这样大的运动。”[92]

(三)不能让党外人士与我们相处很勉强很受气

习仲勋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人来不来的问题，而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能不能使他们高高兴兴地和我们合作，来给群众服务的问题。”[93]对武汉大学不是按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去团结党外人士，而是自作主张提出什么“依靠进步、争取中间、孤立落后”的方针，认为进步慢的教授就是落后，要把所有不进步的人都孤立起来，甩到一边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严肃指出，党外人士和我们相处很勉强、很受气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果不注意，就没有办法和这一批知识分子的关系搞好，所谓党的领导就是空的了”。[94]

(四)在党的领导下有职有责有权

习仲勋指出，“有职、有责、有权”不是不受党的领导，而是要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不能越出这个范围。不承认工人阶级的领导，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这就不是有权，而是越权。[95]同时强调，要解决好让人家坐冷板凳、没事干的问题，做错了事就让人家检讨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帮助人家，提高人家，发挥人家的积极性;不是叫人家感到无事可做而是真正地叫人家有事做。”并明确一个原则，“凡是工作中有了缺点和错误，一般地说，应由党员干部首先检讨，而不要叫非党干部去检讨”。[96]

(五)采取鼓励与批评相结合的方针

习仲勋指出，文艺工作者“都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不是什么寄生阶级”。当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帮助他们进行创造和帮助他们有工作做”。[97]对他们的文艺创造，“应采取一种鼓励与批评相结合的方针，要鼓励，也要批评。批评它不对的方面，错误的方面，另一方面还必须鼓励他们在文艺上的创作”。[98]并强调，思想批评不是只在搞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中开展批评，应当在我们整个文化战线里开展批评。“凡是一切不利于人民民主事业的思想，不利于人民民主事业的创作，都必须展开批评。批评为的是去掉不利于人民的部分，使得我们的文艺更加有利于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否则我们便不能前进。”[99]

(六)领导要有科学态度

习仲勋认为：“有些知识分子如研究员、科学家等，对我们所提出的口号持怀疑的态度，要看一看再说。这是一般的规律，是很自然的，抹杀这种情况就不是科学的态度。”并尖锐指出：“在领导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点不讲道理，不管怎么样都要人家跟着我们来。”提出：“我们党内也应提倡这种态度，不管是什么问题，只要合乎道理，不管这个人的职业和地位如何，就要坚决承认，依照去做，服从真理。”[100]要求“我们的领导方法必须转变，一些专门的东西不能光由我们自己决定，因为我们的知识少，必须同一部分真正有知识的人合作，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我们再来做决定。特别是高级领导，要经过高级民主人士和专家这一道手，不经过这一道手，我们的领导是搞不好的”。[101]

六、丰富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

习仲勋在长期领导、推动和实践统一战线工作中，具有十分丰富的经历和经验，既贯彻党的政策原则，又坚持从实际出发，形成了特色鲜明的方式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特别是在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的归顺上，力排众议，数擒数纵，终于促其投降，赢得了毛泽东的赞誉，当面夸他：“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102]习仲勋做统战工作的方式方法，为解决统一战线各种问题提供了有效管用的“桥”和“船”。

(一)既要防右也要反“左”

习仲勋提出：“统一战线要防止右，同时要反对‘左’。”通过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在我们快胜利的时候或胜利以后最容易犯‘左’的错误。”对党外人士，“光奉承不批评，是迁就主义;光斗争不团结，是关门主义”。[103]只团结不斗争，这是“右”;只斗争不联合，这叫“左”。[104]在宗教工作中，“不管是‘左’还是右，表现形式虽然不同，其实质都是削弱了党对宗教工作的领导，妨碍党的宗教政策正确全面的落实，从而脱离了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并给那些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的人以可乘之机，给外国宗教中的敌对势力的渗透留下空隙”。[105]

(二)客观认识和判断问题

改革开放后，有人提出爱国统一战线是历史最好时期。习仲勋讲，我认为不能这样估计，我看现在还没有恢复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种局面。[106]认为我们的统一战线有两个最大的不同历史时期(开国之初和改革开放之初)，性质完全不一样。这两个时期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很多问题都要从当前的情况和历史的情况出发，为什么当时那样做，现在又这样做?把不同的历史问题等同起来，这本身是错误的。[107]强调指出，统一战线内部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个别矛盾也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有人提一些不同意见，反对的意见，出格的意见，不要把它当作阶级斗争。不要一抓矛盾，就是阶级斗争。”[108]

(三)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习仲勋提出：“遇到重要问题要争，不能马虎;小的问题不要争，要马虎，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109]强调“原则要坚定，策略要灵活”。“原则性下的灵活性很大，这要靠我们长久的工作经验，很好地学习，才能把它融化。”[110]做党外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坏的思想一定要打掉，形式上我们要热情一点”。“你反对他的坏思想，如果对他这个人也不理，那就愈反愈远，不能帮助他解决思想毛病。”[111]

(四)真正团结党外人士

习仲勋认为，要“团结进步的，争取中间的，孤立和打击反动的。如果笼统地来讲团结，那必然在工作中会犯错误”。“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和具体人士去团结。不能拿一种方法去对待所有人。”并强调，“团结不等于没意见，有意见也不等于不团结。要做到实际的真正的团结，首要一条就是使人家能够愿意讲出自己的意见”。[112]对党外人士要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有些人有雇佣观点，作客思想，但一般地都有这样的过程，这也要求我们去思考怎样使他们没有作客思想，没有顾虑，而放开手去工作。但对某些显著不正确的有害的意见，“当然要进行必要的恰如其分的批评”。[113]

(五)交朋友的真谛

习仲勋指出：“绝不要低估党外朋友的作用。把他们当作一个爱国的朋友去交，他就可以帮你解决很多问题”，“既不忘掉老朋友，还要多交新朋友”。[114]强调“交朋友，要交知心朋友”。“要谦虚诚恳，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如果架子很大，高人一等，不以平等相待，不以真诚相见，就不会得到知心朋友。”“交朋友，还要交畏友、诤友。就是要同那些刚正不阿，直言不讳，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批评的人做朋友。”[115]

(六)正确进行批评

习仲勋指出，批评就是思想斗争，任何事物都是在批评中、斗争中、矛盾中不断前进的，不要害怕批评，要欢迎批评。批评不是整人，是帮助人，教育人。批评不是恶意的，是善意的。要提高批评的思想性，批评要有分析，要区别被批评事情的性质，哪些是反动的，哪些是人民内部的问题。要对每一个批评对象全面地看，具体地分析，力戒草率。批评要使人家心悦诚服，乐于接受，鼓励人家勇气，不是打击人家情绪。批评是要引导人家运用共产党的观点方法，去对待问题，而不是要求别人个个都成为共产主义者。[116]

(七)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

习仲勋认为：“统一战线包括民族、宗教，是一门科学。它的内容极其丰富繁杂，是一座大可攀登的科学高峰。”但是“统一战线这门科学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向前发展，不能停滞和僵化”。[117]“理论研究只有联系实际，才会有活力，有创造，有发展，也才会对实际工作起指导作用。”[118]强调“统战理论研究，要面向实际，面向群众，这是理论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生命源泉”，“要防止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政治、为研究而研究的倾向”。[119]要“通过实践检验，树立合乎时代要求的新观念，破除已经过时的旧观念”。[120]

(八)扎扎实实解决问题

习仲勋指出，“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一遇到问题就轻率地提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也不要提这个路线那个路线”，[121]“要把解决实际问题放在重要位置”。[122]“什么事情也都不能一哄而起，扎扎实实办事就对了。”[123]“绝不可把我们的工作停留在发文件、听汇报上，切忌空发议论”，“要有具体的得力的措施，克服一般化的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124]强调“对个别不顾历史情况和现实条件，要求过高、脱离实际、确难办到的事情，则应重新研究，修改有关规定。[125]

(九)不麻烦就不行

习仲勋认为，“麻烦就是我们运用政策和策略的具体表现”。“我们今天就是干的麻烦事，不麻烦就不行。麻烦就是革命工作，我们就要以麻烦取得胜利，怕麻烦就不会争取多数、孤立少数。”[126]并强调“成绩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讲过头了，宁可讲得少一点，缺点可以说得多一点，重一点，这对我们有好处”，“一个人头上经常戴个紧箍咒好，在工作顺利的时候，想到会碰钉子，就会谨慎一点”。[127]

(十)统战部要成为党外人士之家

习仲勋提出，是否帮助非党干部做好工作，是衡量党员干部是否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具体标准。要“使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一切党外人士，觉得统战部是他们的家，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什么事都可以商量，他们有困难我们诚心诚意帮他们解决。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做到家了”。[128]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仲勋论统一战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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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同上，第134页。

[102]秦俊：《习仲勋情系祖居地 毛泽东赞其“比诸葛亮还厉害”》，《中国新闻网》2009年2月4日。

[103]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仲勋论统一战线》，第56页。

[104]同上，第64页。

[105]同上，第393页。

[106]同上，第251页。

[107]同上，第4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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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同上，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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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同上，第32-33页。

[112]同上，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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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同上，第101-102页。

[117]同上，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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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同上，第413页。

[120]同上，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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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同上，第285页。

[125]同上，第394页。

[126]同上，第29页。

[127]同上，第226页。

[128]同上，第2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