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读懂中国，关键在于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复兴之路，实现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面临的核心问题。转型归根结底是人性的改造和人的发展，并与社会改造紧密相连。现代化对于所有民族和国家而言，都是一项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任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两条互补的思路：一条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另一条是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非西方现代化道路。后一条道路的开辟，会遇到一系列的历史难题，需要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方法来破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塑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新时代统一战线要对标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

中华民族复兴;世界文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统一战线

作者简介

余源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顾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1]中国式现代化，它一头联系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另一头联系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为此，我们需要运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文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针对这个问题展开论述，并联系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工作进行探讨。

(一)

读懂中国，关键在于读懂中国式现代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此后对现代化内容的认识日趋拓深，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明确把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确定为20世纪内国民经济的发展目标，简称为“四个现代化”。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这一目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和阻碍。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重申现代化的战略发展目标不变，并根据国情和世情的变化，增加了一系列对现代化的重要认识。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传承的接力棒，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紧密相联。只有历史上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民族，才能更加懂得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深刻蕴涵;只有历经各种徘徊和苦难的民族，才能对通过中国式现代化追赶上人类现代文明抱有深切的渴望。

现代化主要指人类社会走出漫长的中世纪以后，由传统农业世界向现代工业世界的大转型。这种发展范式的大转变，涉及人们思想和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和领域，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对人们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产生全方位的深刻影响。这种发展范式的大变革，最初发端于中世纪市民社会的资产阶级，脱胎于200年前的西欧。现代化“创造出新的交往方式”“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形态”，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迫使一切不想灭亡的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迫使它们推行所谓的文明制度。[3]现代化开辟出世界历史的新篇章，造就出人类的现代文明。与此相适应，“文明”一词便应运而生，广泛采用以表达启蒙运动的理想和人类历史进步的产物。意大利历史哲学家乔·维科认为，虽然人类的历史错综复杂，但存在着民族的共同性，存在着世界秩序的统一性。他指出：“有一个理想的永久的历史存在着，一切民族的历史总是要通过它的，他们不论是从野蛮、半开化或粗野的状态出发，总是要达到文明。”[4]现代化和现代文明是一种历史的运动，它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中会表现出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历史发展中，中华优秀文化具有充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繁荣人类的现代文明发展，注入了重要的思想和文化力量。公元13、14世纪，西方就开始介绍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马可·波罗在元朝生活多年，他把东方文明帝国的有关信息传递给西方，令许多西方人备感新鲜;伴随地理大发现，西方的探险家们无不惊叹东方高度发展的文明，在巴克等人合编的《欧洲遗风》中这样描述道：“伟大东方君主国的财富和古风，惊人的东方艺术，似乎超过了欧洲的一切”;18世纪随着丝绸、茶叶和瓷器进入欧洲人的日常生活，随即刮起了一股“中国旋风”，在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述;黑格尔虽然主张“西方中心论”，但他坦诚地承认“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亚洲是起点”，人类文明起源的“太阳便在这里升起”。二战以后，美国跃为“中国学”的世界研究中心，费正清被誉为“西方现代中国学之父”。尤其是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众多国家都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中国，一些学者更加着眼于对中华民族复兴与现代文明关系的探究。这些著作包括《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马丁·雅克发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他认为，中国不可能采取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标志着西方国家在世界上主导地位的终结，也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界的崛起。乔万尼·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里，将中国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进行比较，特别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可能完全不存在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时期，这是中国现代化极为突出和重要的一个特征。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作为方法的中国》中提出，需要“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祛除人们对“西方中心论”的迷思。

在这种历史进程和时代的大背景下，巩固和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自信心，显得尤为重要：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展示其在当代的价值和意义，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好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促进与世界文明的相互借鉴和共同发展。这里涉及一个文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文明具有普遍性、一般性和通约性，是对全人类普适和贯通的东西，是人类从不同路径所向往和追求的共同东西，为人类所共鸣。文化则在特定的疆域、历史、民族中产生和发挥作用，具有丰富性和特殊性，人类因不同的文化而形成不同的民族。任何民族和国家都会拥有自己的文化，并在性质上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坚持先进文化，就需要抵制落后的、腐朽的、抱残守缺的文化。文化与文明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需要促进文明和文化的双向良性互动。文明总是蕴含在一定的文化之中，任何文明都是指向人类活动的积极成果，文化一旦失去了对文明的追求和转化，就会失去生命力，就可能走向野蛮生长，历史上一些文化之所以衰退，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自我封闭，拒绝和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只有当人们学会对文化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改造时，其积极成果才会融入文明之中。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都是相通的，相互交流、互鉴、包容和吸纳。在历史发展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构成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优秀文化具有充分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是人类文明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对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优秀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可能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众多重要的元素，综合塑造出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新时代需要激活中华文明并实现其现代转型，以东方特有的智慧为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中国式现代化会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也会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的民族底蕴。2023年12月，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协商一致决议，将中国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这再次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推动人类各种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以及世界文明发展注入强大的动力。我国新时代文化统一战线，作为一种宝贵的政治软实力，应更好地举起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更加自觉地担负起这一重要的文化使命。

(二)

现代化的追求及其成果凝聚在现代文明之中。文明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自从人猿相揖别起，就孕育了文明的萌芽。人类脱离动物界越远，文明发展的程度就越高。文明与“野蛮”相对应，成为人类开化状态和社会进步的标志。在中国古籍中，《周易》认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北宋程颐指出，“人文，人之道也”。意思是说，观察人类如何逐步走出兽性并确立起人性，不断地脱离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文化和文明才得以产生和发展。“文化”和“文明”都突出了“人为”或“教化”性质，只有确立起不同于外部自然与生物本能行为的规范和价值时，才能保障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向前发展。中国古代就有“天下文明”(《周易·乾·文言》)、“睿哲文明”(《尚书·舜典》)之说法，用以表明国家和社会面貌的开化、光明、进步和昌盛。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文明总是与野蛮、愚昧相对应，区别于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蒙昧状态和野蛮状态。恩格斯认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5]人类历史的总趋势是发展和进步，但也有可能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说：如果文明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用文明克服野蛮、用进步代替落后、用富裕消除贫困，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道义所在。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有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重要的发明创造，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但是，自从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就长期陷入发展迟缓的状态中。后来进入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患内忧交织，不断地丧失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转型的历史机遇，导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与人类现代文明的距离日益拉大。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私有制的形成是文明时代的开端，推动了社会文明的发展;但是私有制的存在，又是文明时代一切愚昧、野蛮和落后现象的罪恶根源，“文明是在‘恶性循环’中运动”的。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6]整体的精神和道德的衰退，无法扭转国家文明程度的停滞甚至倒退。透过百年烟云看中国近代历史，中华民族无数次地围绕着古老的中国如何找到自己的复兴之路，实现从传统文明到现代文明的转型，同时又避免遭受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病的祸害，这是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最为核心的问题。鲁迅深情地表达了中国人在走向现代文明进程中的焦虑和坚毅，他指出：“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7]他呼唤走向现代文明，国人尤其需要改革和创新精神，“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制，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要想杀出一条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8]

历史逻辑的启示是：文明与野蛮是人类社会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同时，又坚定地追求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文明。在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进一步提出了统筹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文明的追求从来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充分发挥智力和人才优势，在推动各个领域的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广泛的好评。但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文明战胜野蛮的历史远远没有结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战争、邪恶、恐怖、嗜血、霸权、仇恨、贪婪、愚昧、落后、迷信、闭塞，等等。我国强调推进各个领域的现代文明建设，意味着这些领域还存在着不少落后的、半开化的、不文明的状况，还时不时地有沉渣泛起，只有切实倡导和实践现代文明，才能推动现代化事业向前发展。文明进化的这个特点，应当成为全人类所选择、追求、共创、共享的目标，以服务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归根结底是人性的改造和人的发展，并与社会改造紧密相连。马克思为了消解旧唯物主义在人与环境关系问题上陷入的悖论，他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9]现代化运动就是一种现实的历史实践活动，需要建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核心和社会本位。中国正在实现从传统向现代文明的转型过程中，仍然处于漫漫的征途上，还没有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恩格斯在谈到未来共产主义时说：只有到那个时候，“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0]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是中华民族复兴，塑造的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新形态。在文明发展过程中，需要防止人性的堕落，克服各种社会“异化”和“缺德”现象，自觉地识别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好与坏，自觉保护和实践人类文明。文明是宝贵的，但也是脆弱的，尤其是在人类拥有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必须高度警觉，防止文明的倒退，避免文明毁于一旦。在追求和享受现代文明的过程中，人民更应该需要提高警觉，珍惜和保护我们共同的文明成果。

(三)

现代化运动开辟出世界历史新篇章，造就出人类现代文明。对于一切民族和国家来说，现代化都是一种普遍的、不可避免的历史性任务，否则就无法主动融入现代文明的大熔炉之中。现代化是一个中性的范畴。马克思研究现代化，有着两条互补的基本路径：一条是关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路径，另一条是落后国家的非西方现代化路径。马克思说，他在《资本论》所揭示的西欧国家正在经历的资本化运动，是有范围的，“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11]。晚年马克思特别关注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走向现代化问题，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天才设想。虽然在近代历史中，世界最初出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然而历史不会只以单线条的方式机械地呈现，由于客观的历史辩证法所使然，也存在着开辟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可能性。当然，这后一条现代化道路是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因为先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会给落后国家的后发现代化，制造出一个又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难题。开辟这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关键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并取决于历史主体的开拓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世界现代化的大潮流中，追赶时代与追赶现代化，破解了一道又一道的难题。

难题之一：重铸中国魂。古人特别重视“心之精爽，是谓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左传》)近代众多的志士仁人普遍认识到，古老中国走向现代文明，首先需要将民众“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唤醒”(马克思)。由谁来引路?用什么来唤醒?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众人物。有的倡导“新学”“维新”，有的利用基督教，有的“托古改制”，有的用西方思想进行启蒙。直到1915年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才发出了“科学与民主”的呐喊。经过无数次的选择与试验、失败和曲折、比较与总结，中国人民历史性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这两个正确的选择，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结合，终于重铸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民族之魂。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2]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它不满足于解释世界，其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它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并机械重复的教条;它的灵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它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绝对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经过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经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历程，不断推进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强大武器。

难题之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中华民族在近代最大的梦想，就是实现民族复兴。西方列强入侵后，中华民族陷于被宰割的屈辱境地，处于亡国灭种的深渊中。为了扭转悲惨的命运，先进的中国人曾想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的做法，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他们筚路蓝缕，前赴后继，然而，却落得个毛泽东所说的“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结果，使亿万人心结难解。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人们增加了对西方文明的怀疑，从彷徨中看到希望，认识到从“前现代”进入现代必须经历制度转型和社会变迁。列宁指出：苏联不能固守西欧的老路，必须“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这就是先通过革命建立人民政权，“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13]这是一条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路。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不是为了别的什么，而是在这一政权的保障下，获得赶上别国的主动权，逐步实现现代化。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历经上下求索、千辛万苦，中华民族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征程，开创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找到了通过新型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梦之路。

难题之三：走出“自然共同体”。马克思将古代的和封建的社会，称为“前资本主义”或“原生的社会形态”，生产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人们结成的是一种“自然共同体”。现代化作为一种前进的历史活动，形成的则是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和全面的关系，其特征就是全球化。落后民族和国家生存在这样的时代，若想实现非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但必须想方设法“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4]，才能追赶上现代文明。列宁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实现得如何，取决于我们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机构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15]还提出了一个公式：“乐于吸收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 …… =总和=社会主义。”[16]苏联和我国建设的历史经验都证明，现代化必须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必须充分利用全人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世界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成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并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的方式。不能简单地把一些先进的、文明的东西，当作是搞资本主义。对外开放会遇到西方国家的阻挠和封锁，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必须将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相结合。

难题之四：防止社会主义因僵化而失去活力。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7]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探索使其如何富有活力，成为历史的新课题。列宁在苏联初期实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对战胜国内外敌人起过重要作用，却不适应和平建设时期的任务。1921年，列宁及时地改为实行新经济政策，将商品交换提高到首要地位，改变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1928年，斯大林中止新经济政策，并论证社会主义的苏联，优越性表现为“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从此，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找不到自我运动的源泉，模式开始僵化了，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长期体制僵化又拒绝改革，这是导致苏联制度最终失败的内因。我国在一个时期里，搞建设也追求过“一大二公”，犯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人民公社”这类“左”的错误。1978年以后，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必须对旧的那一套进行改革，因为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思想的僵化，妨碍了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改革就是为了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使社会主义制度得到自我完善，使中国的现代化从时间上的“现在”走向发展上的“现代”。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围绕中国融入现代文明所遇到的以上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并反复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和平崛起被誉为“人类历史发展上的奇迹”。以党的十八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对现代化的追求同时进入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读懂中国，关键要读懂中国式现代化。”[18]中国式的现代化，走的是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走的是植根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实际的现代化道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它不是由书本给出的，也不是对他国模式的克隆。它具有鲜明的特征：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按其性质和文明类型来说，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贫富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生态环境恶化、对外掠夺的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也为解决人类文明面临的诸多难题给出了中国方案，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给予了积极的启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大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9]

(四)

统一战线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是克敌制胜、执政兴国、复兴中华的重要“法宝”。统一战线的工作必须讲政治，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好积极的政治功能，服务好总的政治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二十大在深刻总结新鲜经验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和五个“重要原则”。针对新时代的要求，2023年12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20]接着，他又在全国政协辞旧迎新茶话会上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21]学习这一系列的重要思想，我国新时代统一战线必须自觉地对标好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最大的政治。

第一，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需要紧紧扭住中国式现代化毫不动摇。各国现代化既具有相同的基本特征，也处于不尽相同的历史实践的时空之中，具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是“世情”与“国情”的统一。简单地在“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画等号，一直是某些西方学者主张的，旨在把资本主义文明强加给全人类。美国学者布莱克就认为：“‘现代化’还不是描述这一过程的唯一的术语，‘欧化’和‘西化’一般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特指那些发生于近代和较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影响”[22]。这种看法学理上是不正确的，实践上也是不可取的，必然陷入“二律背反”的境地：要么要“社会主义”，就应该拒斥“现代化”;如若要追求“现代化”，就只能是搞“全面西化”。第一种倾向是，将西方搞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民族，看作是“实现世界历史的民族”，而把东方和一切落后国家的民族都视为“非世界历史的民族”，“西方应当占据世界文明中心”，并把西方现代化模式鼓吹成是唯一的，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这种“民族优劣论”和“历史终结论”，实质上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自恋，充斥西方文明的傲慢与偏见。另一种倾向是，将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割裂甚至对立起来，认为落后国家只需要社会主义，不需要搞现代化。认为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带来的只能是残酷的剥削和无尽的痛苦，落后民族都曾深受其害，理应予以拒绝。何况落后国家和民族搞现代化充满困难，因为困难干脆取消。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曾经主张，要“斩断与过去文明的一切联系”，“全面对抗资产阶级文化”。在一股“革命”激情下，提出要重新建设“无产阶级铁路”“无产阶级语言”“无产阶级科学”，等等。列宁谴责这类“洞穴野人”的“昏话”，是搞“行会爱国主义”，是“鼓吹童话”，是拿社会主义事业“开玩笑”。必须明白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能赶上人类现代文明，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一定要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这两种极端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会导致人们在实践中反复折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途上，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自觉保持政治清醒和定力，既不能动摇对社会主义的坚持，也不能动摇对现代化的追求;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第二，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发展始终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这无论是对西方还是东方，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普遍适用的道理。近期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强调指出：“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团结最广大人民，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23]中国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更加自觉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所放松、冲击或偏离这个中心，否则民族复兴大业就会受到损害。同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需要看到“时”和“势”的变化，做出新的战略判断。党中央及时准确揭示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愿景不断增长和提升;发展速度要从高速增长放缓下来，发展方式要从规模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率型，发展动力要从传统高能耗、低附加值生产模式转向创新驱动。进入“新常态”阶段，必然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度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增加了高质量发展的任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现如今要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新时期统一战线工作与时俱进，需要更新观念，准确认识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和要求，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更好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当今世界面临深刻的新科技革命，对中国式现代化是挑战也是机遇。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有宏大的世界历史眼光，顺应世界现代化发展的大趋势，进一步服务于深化改革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带来新动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任何停顿和倒退、封闭和僵化，都会产生被现代文明的历史潮流淘汰的危险。

第三，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需要确立新的发展理念。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后发”的特点:一方面带有追赶世界文明的艰巨性，会遇到重重困难;另一方面也带来总结和发现、避免和克服西方现代化弊端的现实可能性，从而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分析国内外现代化历史和大势的基础上，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的发展理念，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集中反映了对现代化规律的新认识，反映了人民至上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创新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解决发展内外互动问题，共享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准确把握新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发扬实事求是精神，掌握调查研究基本功，要将解决民生需求和增进人民福祉当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切实实地以新的发展理念为导向，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和底线思维能力，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努力摒弃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更好地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第四，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致力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是要推进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统一。现代化都有其特定的民族维度。在全球现代化重组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首先构建好“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民族复兴，体现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共同愿望和最大公约数。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坚实基础，要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在全球现代文明的境遇下建构好国家民族共同体。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和平的现代化，它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世界，“中国式”绝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而是建立在通晓历史发展规律、洞察全球形势变化基础上的“走自己的路”。当今世界，人类共同生活在同一地球村，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面对全球性的各种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需要同舟共济、协调行动。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将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使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密联系在一起，努力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这将是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这将是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这将是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说到底，这将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为世界现代文明交流互鉴做出贡献的世界。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应更加主动地把握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国际舞台上将大有可为。

第五，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需要尊重多样性寻求一致性。现代化确立起“主体性”原则，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创造历史活动中来。旧中国相对落后，变化缓慢导致社会生态同质化。现代化带来的现代文明，使得我国的一致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新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社会结构的调整，使得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文化日益多样化。统一战线工作不能停留于传统的“同一”，必须跟上现代化步伐，“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4]统一战线工作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动多样化的利益表达、利益平衡、利益协调、利益共享。统一战线工作不能简单追求“纯”，而是要尊重多样性，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寻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也要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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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蕴含，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是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正义之路，它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之间相互借鉴，必将极大丰富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国式现代化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每前进一步都需要人们的自觉努力，去开拓实践。李大钊曾经说过：“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国全仗‘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响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25]中国式现代化成就民族复兴和世界文明繁荣发展之路，都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发展过程，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前进的道路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的问题和困难，必须居安思危。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要贡献智慧力量、凝心聚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壮美华章。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30日第2版。

[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第162、16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469、470页。

[4]乔·维科：《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转引自拉法格：《思想起源论》，王子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第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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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第283页。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5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26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462页。

[1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75-7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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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1页。

[16]《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第9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3页。

[18]《习近平向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致贺信》，《人民日报》2023年12月3日第1版。

[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483页。

[20]《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21]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12月30日第2版。

[22]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景跃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6页。

[2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李强作总结讲话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23年12月13日第1版。

[24]《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53页。

[25]《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5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