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话语权就是在一定的话语形成上所呈现的理论与实践效力。话语权的要义存在于它与话语形成的关系中。话语形成是指能够体现一定的理论或实践所具有的根本性、标志性及权威性效力的固定表达，它完整地体现出了话语生产的结果状态。如何认识和运用话语权，取决于对话语形成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统一战线领域，共同话语形成恰是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标志。以共同话语形成来定义统一战线话语权，那么，统一战线话语权的实质深深蕴含于以共同话语形成为标志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为统一战线共同话语的效力。

关键词：统一战线;共同话语形成;话语权

如何构建和发展统一战线话语权，这既是统一战线研究的一个基础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深化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深化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大问题研究，促进统一战线事业发展，不断汇聚起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磅礴力量，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强大法宝作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以话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效力定义话语权

由于人们对话语权的理解呈现出较大差异性，并且这种差异性不仅仅体现为理论观点和研究结论的不同，更关涉如何把握对象性事物的性质、相关实践活动，甚至关涉战略性、政策性议程设置，因此界定话语权概念既是本文一个基础性的议题，也是一项首要研究任务。

研究话语权问题，人们一般会提及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福柯话语权思想及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等。这些相关话语权问题的论说与思想成为当今人们言说话语权的重要知识基础，或研究话语权问题的“正当性”来源。但是，由于人们所提及的这些理论或思想各有其独立的话语体系，它们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各有不同，因而这些理论或思想对于当今人们所研究的话语权问题的意义也有不同，其中有的是指引或指导性的，有的是资料性、启示性的。但是，如果在界定话语权概念或研究话语权问题时，直接将其引以为据，就不一定都是很恰当的做法了。

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思想是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葛兰西基于对现代西方国家职能的辨析和对社会结构的分析，形成了对现代西方国家职能的新的认识，认为现代西方国家的暴力强制职能虽然依然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但它的实施与实现方式与传统的国家，特别是与当时的俄国及其他一些东方国家已经根本不同了：一方面国家实施其强制性职能要通过社会的“认可”与“同意”，并且国家也不停地培养社会的这种“认可”与“同意”，“国家的确具有并需要人民的认可，但是也要通过政治和工团主义协会‘培养’人民的认可”;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来调整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冲突以达至社会结构平衡。[1]正是基于对现代西方国家职能与社会结构的分析，葛兰西提出了在这些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即应首先争夺文化领导权，在国家所着力“培养”“认可”的社会中开展“阵地战”，共产党通过组织和领导“有机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及其运动紧密结合，赢得对社会的文化支配，进而实现革命目标。在葛兰西这里，文化领导权既是阐释现代西方国家统治方式的话语，也是那里的共产党的社会革命话语，其基本语义是对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支配。因此，如果将“文化领导权”作为一种话语权来理解，那么，这个话语权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的社会革命话语。

福柯无论是其话语理论，还是其权力理论，都包含丰富的话语权思想，并不乏系统性论说。福柯的话语权论说在对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分析方面远比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话语的阐释更丰富、更细致入微，尽管密集使用了隐喻的方式。人们经常引用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的命题来理解话语权概念。在《话语的秩序》演讲中福柯指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同时受到一定数量的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这一点：话语不仅仅是反映斗争或统治制度的手段，而且还是我们为之奋斗、为之斗争的东西，因此，话语是一种应该夺取的权力。”[2]福柯用“一种应该夺取的权力”来解说话语，似乎已经说清楚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从而可以将话语权理解为对这一关系的直接而简约的表达。如果将这一表达纳入福柯的权力理论中来解析，将能够更完整地把握福柯话语权思想的实质。《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处在他的思想巅峰时期的重要著作，也是福柯权力理论的代表作。通过对以司法和监狱为表征的制度切面进行解剖，福柯透视了现代政治权力的“技术”特征，权力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机制，这是一种普遍的生产机制，其运行目的在于“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他强调：“有关现代社会的规范化权力以及知识的形成的各种研究都应该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3]沿着福柯的权力理论路径来认识，话语权就是诸多权力机制中的一种机制。

与上述话语权思想截然不同的是约瑟夫·奈软实力(一译软力量)理论的话语权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美国国内掀起美国是否已经衰败的辩论。这场论争看似是学术讨论，但实质是关于美国未来战略议程的激辩，其中，约瑟夫·奈在论辩中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运用这一概念而建构了既不同于“衰落主义”，也区别于“胜利主义”的“第三种话语”。约瑟夫·奈说，“我首次提出了‘软力量’的概念是在《谁与争锋》一书中。该书于1990年出版，旨在反驳当时流行一时的美国衰败论。”2001年，约瑟夫·奈在《美国力量的悖论》一书中再次使用“软力量”的理论以提醒美国人在反对美国“衰落主义”时，也要防范“胜利主义”。[4]约瑟夫·奈所定义的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5]如果可以用话语权来替换软实力的概念，那么，在约瑟夫·奈这里，话语权就是一个国家增强其文化、政治观念及政策吸引力的能力。

不能不说上述一些话语权思想对于我们研究话语权问题时，克服话语的“语言羁绊”以及“权”字的“权力”“权利”抑或“权力+权利”等等的问题困境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但是，无需赘言，研究话语权问题，我们需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论历史观的指引，这样才能增强对文献的思想和理论辨析能力，做到分析与借鉴相统一，也才能够找到具体研究的基点和进路。

本文提出以话语形成的理论与实践效力来定义话语权。具体说，话语权就是一定的话语形成上所呈现的理论与实践效力。更简约地说，话语权即话语效力。话语权的要义存在于他与话语形成的关系中。如何认识和运用话语权，取决于对话语形成规律的认识与把握。话语形成是话语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并已被高度理论化的充满复杂性的概念，原本是指某种知识话语(类似于各种学科话语)在它的前话语阶段经过复杂的话语实践而最终形成为某种话语的过程，其标志“物”被归结为某种“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6]其主要特征在分析与批判的意义上被称为“话语的特权”[7]，体现为当时称之为思想史类的学科;而在肯定或重构的意义上体现为“知识考古学”[8]。尽管话语形成的论说存在重要认识论缺陷，但话语形成这一概念正确反映了话语生产的多重关系，例如它与时代及其社会变迁、与一定文化及知识生产等诸多方面的紧密关系，因而当话语及话语权问题研究尚未有更恰当的相关概念工具时，应积极借鉴与吸纳这一重要概念。

在这里，所谓话语形成是指能够体现一定的理论或实践所具有的根本性、标志性及权威性效力的固定表达，它完整地体现出了话语生产的结果状态。认识话语形成的规律，必须进入一定的理论研究空间或一定的社会实践场域。就是说，话语形成或者内在于一定理论研究中，或者内在于一定的社会实践中，不存在先验的或形而上学式的话语形成。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语境内的两大类基本活动。其中理论研究关涉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也关涉理论研究，它们在分类或社会分工的意义上各自相对独立存在，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意义上，理论和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既生成和发展于理论研究活动中，也生成和发展于社会实践中。对前者而言，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在于解决理论问题;对后者来说，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在于解决实践问题。但无论是理论问题的解决，还是实践问题的解决，都以根本性、标志性及权威性效力为取向。根本性效力是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强调，即向未知事物或事物的未知方向提出了有效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甚或给出了答案，形成实际推动力;标志性效力是其存在的代表性、指标性意义的强调，即清晰呈现出上述“根本性问题及其解决”中的关系、机理、逻辑、结构的样式、形态及表征;权威性效力是其可靠性、真理性意义的强调，即作用力在时间与空间中的回响。这些效力也表明了话语形成进而话语权的形成具有可测量的性质。

以话语形成来定义话语权突出了话语权的理论和实践的事物本体性及其运动的特征。就是说，如话语在理论或实践的推进中得以形成一样，话语权也是历经如此过程而形成的。话语形成与话语权形成是在同一个过程中完成的，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只有少部分所形成的话语才发展成为话语权，也就是那些已达到“根本性、标志性及权威性效力”的话语形成了话语权，而其他的话语作为一种话语事实，只发挥一般话语的作用，尽管这样的作用也是不可忽略的。

二、以共同话语的形成定义统一战线话语权

我们在话语形成前加上“共同”两个字以后，话语形成概念就具有了鲜明的主体及其关系的指向性和规定性，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成为由两个概念复合而成的一个新概念，用以研究“共同话语的话语形成”的问题。

共同话语当然不是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而提出的概念，它不是指人们的交流使用同一种语言就有共同话语而用不同的语言就没有共同话语。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不同言说者对同一事物讲述它的共同性，他们的讲述就包含在共同话语的范畴内了。共同话语不一定完全一致，可能会存在着范围、层次以及程度上的区别，甚至可能存在关于事物性质的认知差异。因而共同话语是“多样性”走向“一致性”的话语形成所必经的过程或必经阶段。

话语的共同性是共同话语的基本属性。何为话语的共同性?一个话语中包含有“最小公倍数”或“最大公约数”的效力关系，即同者虽分而必求合。这种关系也成为维系相关主体之间求合行为而抑制其分离动机的机制。例如，“九二共识”是这样的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这样的话语;同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这样的话语，“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这样的话语。话语的共同性反映某种新质事物的生成与演变的内在要求，因而它内在地制约着共同话语的形成。

将其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来研究，共同话语形成过程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一定历史环境中的历史趋向及其语境的形成。历史环境也是唯物史观中的重要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阐释历史中从事活动的人与其环境的关系时就论述说：“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9]一定历史环境是指在一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环境，具体指“由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所形成的状况和状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治安、邻里关系等”，在大的分类上，“环境可以分国际的和国内的”，而国内的历史环境又可细分为“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军事环境、文化环境等”。在历史事件的研究中，历史环境构成所研究的中心事物的“周围事物”。[10]在共同话语形成这一主题中，历史环境的意义更在于它是一定历史趋向及其语境形成的重要分析因素。如果可以将某个历史的“长周期”抽象为一个从某一点延伸开来的平面，那么，这个平面布满了“事件”。这些事件均由诸多构成为环境的要素与历史延展过程的互动所形成，它们构成了历史的立体形态。历史趋向就是以那里的重大事件及其演化的轨迹为表征的。共同话语形成只有在这样的语境下才具有意义;同时，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趋向中才有共同话语形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二是寻找共同话语的多样性主体的形成。恩格斯的历史发展合力的论说为这一主题的探究提供了重要指引。恩格斯说：“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合力，就是历史。”[11]结合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来解读，这些合力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所构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所铸成，在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作用下，这些合力成为历史中的“总的合力”。[12]以政治视野来观察，历史中的“合力”现象通常与一些相关政治力量及其运动的作用紧密联系，各种承载和体现不同政治力量的主体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理论抽象的意义上说，每一种力量的形成都意味着一种“合力”的形成;多种“合力”之间展开博弈，就促进了这里所说的“寻找共同话语的多样性主体的形成”。与一般的话语形成不同，共同话语形成必定是以不同政治主体形成为前提条件的。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实践中，不同政治主体代表各自社会力量开展纵横捭阖的斗争，共同话语形成是其联合行动的重要标志与机制。

三是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在许多政治理论的研究中，人们都将事件作为研究对象以分析某个主题，并从中获得重要发现，得出重要结论，形成重要认识等。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堪称事件研究的范例，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恩格斯盛赞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13]重大历史事件一般能够反映历史运动的规律，其中有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演变轨迹代表着当时的历史趋向。在研究共同话语形成的问题时，总是能够找到共同话语事实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必然联系。诸如“第一次国共合作”“新三民主义”等话语与北伐战争[14]，“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话语与抗日战争[15]，“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话语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6]，“改革开放”的话语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7]等等，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共同话语则伴随着事件的形成而形成，最终，这样的事件和相应的共同话语之间高度契合，仿佛事件即共同话语，共同话语即事件。

四是“高地”[18]的形成。“高地”是对共同话语形成过程中主导力的比喻。这种主导力是共同话语形成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它与上述三个方面历史要素并行，在历史中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它以上述三个方面所形成的总体态势为基础来影响历史变迁。在总体态势已经形成的状况下，主导共同话语形成的效力就具有了关键性作用。一般说，共同话语形成的主导力是主体力量、思想力量、行动力量等三大要素构成的统一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促使多样性主体足以形成合力的理论与实践的效力体现，如价值理念与政策主张的提出及获得广泛传播与认同，组织的力量和社会动员能力，战争时期的武装和战力等等。

五是核心概念的形成。概念的形成是福柯话语理论中一个基础的话语，它突破了形式逻辑的概念研究方式[19]，对于当今我们在知识生产及自主知识体系研究中如何提出原始创新概念或借鉴转换相关概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由于福柯的概念形成研究是“回溯”式的，是对当下某个既定概念或概念体系，即“话语事实”展开研究，因而，具有某种“保守性”。这里的核心概念的形成，既要注重这样的回溯性研究，也注重“零起点”式的研究，即创设富有重大价值的理念及其实践，相应创设概念及概念群，并依次探寻概念形成的规律。在共同话语形成的主题中，核心概念的形成是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这里强调的是：共同话语形成的过程伴随着核心概念的形成过程在实践中推进，并且，这个过程也是上述四种过程的综合。如果说共同话语的形成过程是上述四个过程中的灵魂，那么，核心概念的形成意味着“灵魂”有了自己的标识、“盔甲”和作用机制。

通过对话语形成进而对共同话语形成的研究，我们找到了定义统一战线话语权的理路。我们看到，在统一战线事物中，共同话语形成恰是统一战线形成的重要标志。以共同话语形成来定义统一战线话语权，那么统一战线话语权的实质深深蕴含于以共同话语形成为标志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体现为统一战线共同话语的效力。进一步来讨论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揭示出统一战线话语权具有如下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首先，有助于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空间的拓展。统一战线话语权的概念以共同话语及其形成为路径，以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效力为要旨，将统一战线理论视域置于更宏大历史与世界空间，多维度、立体化探求人类政治活动领域的联合与合作现象，在话语体系、知识体系乃至学科体系构建的意义上，拓展了丰富的议程。与此同时，这一概念的提炼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创新政治理论研究方法有借鉴意义。

其次，有助于深化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依照中共二十大的部署，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将发挥其强大的法宝作用，其中也蕴含着一系列深层次重要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任务。统一战线话语权的概念对于解决这些理论和实践课题带来了一定的新观念、新思路、新视野。作为理论分析工具的统一战线话语权及其概念群，诸如话语、话语形成、共同话语形成、话语效力、历史趋向语境、事件、主导力形成、概念形成等等，将助力统一战线的理论原理、制度原理、政策原理及党的统战工作原理等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而这些原理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从实践经验中汲取资料，从而也将助推对实践进程和实践资源的研究。

第三，有助于在通常的统一战线问题研究中引入对全球问题的思考与对人类问题的理论关切。在对世界问题的思考中研究中国，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思考人类，这已经成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正在成为中国的学术格局。统一战线话语权概念具备这样的理论潜能，它将统一战线中的“统一”话语及其所包含的“联合”“共识”“团结”“凝聚”“一致性”等意涵与统一战线话语权概念群有机联系，将研究对象拓展到更广阔空间，将会带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广泛的议题。

三、发展统一战线话语权：议程设置

发展统一战线话语权，这是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个新命题。它意味着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研究将在话语共同性及共同话语形成的概念框架中，探索新问题以及提出问题的新的方式。这需要有一定的系统思考和规划性筹划。为此，有必要引入及改进议程设置的概念来促进统一战线话语权问题研究的深入展开。

议程(agenda)原本是一个宗教术语，表示教徒依照教规而应该去做的事情。19世纪80年代，该术语被用于议会及立法研究而成为一个学术概念得到推广。现今，在议会的会议制度研究、决策研究、立法研究、外交关系研究、传播研究及知识管理研究等诸多领域被广为使用，更是在传播学、政策科学等学科中形成了议程设置理论。联合国有些文件都标以“议程”，如《21世纪议程》《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水行动议程》等。在这些文件中，议程已经具有议题、纲领、规划、行动、目标等多重意涵，并由这些意涵而强化议程的排序意义。

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李普曼率先研究舆论与民主政治、特别是与代议制之间的关系这个西方政治学的课题，其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他的《公众舆论》(一译《舆论学》)一书中。李普曼在该书中实际上研究了议程设置问题，但他没能提出议程设置的概念。李普曼假定，在人们和其赖以生存的环境之间，存在一个“虚拟环境”，人们都生存于真实环境中，但却只能依据“虚拟环境”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每个人的行为依据都不是直接而确凿的知识，而是他自己制作的或者别人给他的图像。”[20]这一点，对于西方的政治家、议员们而言概莫能外，而新闻界、报纸等媒体恰恰承担着重要的“虚拟环境”角色。李普曼力图说明，政治学研究者应成为“利用新闻界”来组织公众舆论的专业力量，而不是任由新闻界自发组织公众舆论。这里已经表露出明确的议程设置思想，且不论这个思想是否可以被人们接受，就议程设置的思想起源而言，非李普曼莫属。在李普曼之后又过去半个世纪，美国学者马克斯维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合作，在沃尔特·李普曼、伯纳德·科恩及哈罗德·拉斯韦尔等学者的相关论说启发下，创立了议程设置理论，尽管该理论直到目前为止仍是一个不够完善的理论，但议程设置的概念却由于这个理论的传播而广为流传，深为众多学者所青睐。

2006年，在分析政策议程设置模式问题时，王绍光教授曾经对流行的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和政策研究议程设置问题作出了富有见地的研究。他将议程设置分为三大类，即“传媒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他强调：“通过考察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我们可以透过表象、更深入地认识政治制度运作的逻辑。”[21]可以认为，该项考察将议程设置作为对象，通过穿透表象以揭示事物内在运行机理的主张，实现了对议程设置问题研究的轨迹转换，这一转换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议程设置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谁在设置议程以及对其传播效果的追问，而在于议程设置的问题逻辑。

统一战线话语权是关于统一战线事物运动的概念。当今语境下研究如何发展统一战线话语权，就是从共同话语形成的视域去研究既有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及统战工作等问题，并在此视域下去进一步探寻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时代命题，这就凸显了统一战线话语权研究的议程设置的意义。所谓统一战线话语权研究议程设置，也就是遵循这些问题和重大时代命题的问题逻辑，战略性、系统性、规划性研究和制定相关重要议题的话语生产秩序。

问题逻辑是统一战线话语权议程设置的首要研究工作。从宏观上看，目前依然存在着问题逻辑自主性缺失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借鉴域外的理论和方法时，也将问题逻辑“借鉴”过来，这就等于在跟随别人的议程设置来研究自己所要研究的问题，这在面对许多哲学社会科学问题时，就会失去原创机会，乃至失去自主性，致使知识生产力下降。宏观层次的问题逻辑是在“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22]的层次上的追问，它既涉及解释世界的问题，更涉及改变世界的问题，而改变世界的问题则是落脚点。从微观层次说，任何一个研究课题从来都不是绝对孤立的单一问题，并且，除了这些问题之间有主次之别，更要分析厘清它们的上位问题和下位问题，于是，问题之间的关系就构成当下所要研究的主题的起点逻辑，即问题逻辑。当我们将议程设置概念引入统一战线话语权问题的研究时，问题逻辑的概念引导我们走向统一战线话语权的知识生产，从而，议程设置概念获得了新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其研究功用也就随之增强了。

统一战线话语权议程设置要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原则。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很广，不同学科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方法。”[23]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4]这些思想为统一战线话语权议程设置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实际操作的原则。

一是以自主议程设置为先来建构统一战线自主知识体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来自知识生产议程设置的自主性。如果只能够在早已设置的议程里提出研究主题，则很难形成原创性研究深度与研究成果，甚至会存在陷入某种“范式”而不能自拔的风险。可能人们并不担心在建构统一战线知识体系时会出现此类情形，因为人们所说的统一战线就发生在中国，就是“本土化”的，不存在他者来为我设置议程的可能性，这样的认知是不正确的。实际上，套用“模板”，或者“翻版”移用的情况在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活动中并不鲜见。将统一战线现象或研究主题误置于某种固定模式中或概念框架里来解释，实际上就是失去议程设置自主性的表现。在发展统一战线话语权的自主知识体系的行动中，应具有自主议程设置的自信、自觉和自律，因为自主议程设置是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先决条件。

二是正确处理自主议程设置与传承的关系。传承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和表达。唯物史观早已对此给出深刻的阐释和原理之回答。不论在物质生产方面，还是在精神生产方面，人类的传承活动都是使人类拥有并不断发展自己历史的基本条件。就知识生产而言，虽然议程设置只是一个环节，是一种更具体的精神生产活动，在这样的历史高位来认识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必须强调的是，知识生产的议程设置就应该具备这样的历史观念和视野，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清，才能在知识生产中形成自主性，做到对已有的成果不简单复制、重复，但创造新的成果又能够具备坚实的基础，积极使用已有的积累，推陈出新。统一战线话语权的自主议程设置思想来源于唯物论历史观，具体议程设置活动离不开对各种已有资源的把握与使用，这体现着自主议程设置与传承的关系。

三是正确处理议程设置过程的自主性与学习借鉴的关系。“传承”和“学习借鉴”是语义相关、内涵联系紧密的概念，从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议程设置特点和要求来说，它们是既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活动。在这里，传承的活动主要是对“同宗”“同流”的承继发展的活动，诸如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相关理论等继承与发展的研究活动，集中体现着传承关系。但是，统一战线知识生产的议程设置过程，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广泛知识领域，乃至对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要学习借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这里，所谓正确处理议程设置过程的自主性与学习借鉴的关系，就是要确立起知识生产的主体精神，在学习借鉴中提高自主能力。要做到“融通各种资源，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25]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和克服无所作为、机械论、泛化普遍性以及生搬硬套等不良的甚至错误的做法，以“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等为学习借鉴的基本方法，促进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议程设置自主性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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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上，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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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同上，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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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国镛等：《第二次国共合作环境研究》，重庆出版社，2020，第12页。

[1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2页。

[12]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5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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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王奇生：《中国近代通史》第7卷，《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15]陈廉：《第一次国共合作史》，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16]张梅玲：《干戈化玉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8]这里受陈明明教授关于统一战线话语权建构需要居于“价值高地”“时代高地”“战略高地”及“学理高地”等论述的启发，并借用“高地”的比喻来阐释。陈明明教授的“高地”论说，见梁君思：《中国统一战线话语权建构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统一战线与话语权构建”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年第4期。

[19]在福柯话语理论中，概念的形成属于“话语形成”的研究，在话语研究总体框架内，解析影响概念形成的诸多“成分”所构成的“关系网络”，解决了概念在其形成的“前概念”阶段，概念形成的规律。见福柯：《知识考古学》，第60-68页。

[20]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20页。

[21]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2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2页。

[23]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41页。

[24]《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25]习近平：《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