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智楠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经历了独特的过程，其在时序上展现为萌芽、生长、形成、发展等阶段，在话语上以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称谓、制度建设等为核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等制度核心概念纷纷出场，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萌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核心概念逐渐演化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话语、功能话语、建设话语，促进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生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正式命名的制度称谓话语出现，它统领了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建设话语的体系化建构，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逐渐形成。新时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化和命题化，推动了制度称谓话语、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建设话语实现更高水平、更全面的构建，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逐渐发展成熟。

关键词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

阅读导引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萌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核心概念出场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生长：从核心概念到话语形态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形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名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发展：迈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轴心”时代

五、结语

2023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意见》，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和叙事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系统性话语言说和话语呈现，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的有机构成，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兴国、处理政党关系等方面的重要原则和理念。近年来，学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它们大多以“建构”或“构建”为关键词，系统回答了“构建什么样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为什么要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怎样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等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有学者认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基本话语集合。也有学者基于参与主体和时间维度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进行分类，前者分为执政党话语和参政党话语，后者分为历史性话语和现实性话语。关于第二个问题，有学者认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要求，是突围西方政党话语藩篱、纾解人类政党难题的应有之义，是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纳入世界知识体系的必然选择。关于第三个问题，有学者提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时，应该坚守科学性、夯实话语根基，彰显民族性、增强话语自信，突出人民性、坚定话语立场，保持开放性、丰富话语内容。也有学者指出，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重点是融通内外交流。这些成果对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不无裨益，但由于缺乏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描绘，尤其是未能梳理和呈现其历史嬗变过程，因此难以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话语内容。关注和研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有利于明晰该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和重要话语的“前世今生”，为当下规范凝练或创造新话语、新概念提供历史参照，从而进一步加快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和叙事体系。

事实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经历了一个独特而漫长的过程，即由概念到话语、由一种话语到多种话语、由多种话语到话语体系化。其在时序上可概括为萌芽、生长、形成、发展四个阶段，在话语形态上可提炼为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称谓、制度建设四大核心。政党制度结构是对制度内政党角色、政党地位、政党关系及相应理论等的概括，政党制度功能是对制度优势和制度实践效能的概括，政党制度称谓是指官方对制度的正式命名及对制度定位、制度属性、制度类型的归纳，政党制度建设是指人们对制度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制度发展完善提出的要求。本文按照萌芽、生长、形成、发展的时序，以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称谓、制度建设等话语为线索，梳理和呈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过程。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萌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核心概念出场

“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它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渐出场，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萌芽，并为该话语体系构筑了概念根基。

(一)“共产党领导”概念的出场

“共产党领导”概念的出场以辨明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为前奏。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起来，领导革命运动是其必然角色。然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领导者角色尚未有清晰认识。中共三大认为，“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之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它“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因此，当时中共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结成“民主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促其革命。放弃统一战线领导权在给中共带来一系列问题乃至惨痛教训的同时，也使其逐渐厘清了自身领导者角色。193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总结过去党在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上存在的问题和犯的错误，并以决议案的重要形式，提出“为了更大胆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党的领导权，党必须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做坚决的斗争”。这基本上意味着“共产党领导”概念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定调”。

与掌握统一战线领导权不同，政府或政权组织意义上的“共产党领导”概念在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中正式出场。1940年，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提出“三三制”政权建设原则，即“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并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不久后，《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关于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要求，“三三制”政权“应当是保持着工农群众和我们党的政治的优势，就是说保障我们的领导”，“而且边区党在广大人民中有强固的信仰和联系，工农劳动人民和我们党有着相当长期的管理政权的经验，党是有能力掌握和领导‘三三制’政权政策的实行”。毛泽东起草的指示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的指示，使“共产党领导”概念的政权组织意义得到明确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共产党领导”概念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意义。

(二)“多党合作”概念的出场

破除“左”倾和右倾错误、反对关门主义的思想是“多党合作”或“合作”概念出场的必要前提。中共在酝酿成立时，还不懂得党派合作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在一大上明确反对同其他政党合作，但很快有所转变，在二大上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在三大上正式确定国共合作方针，使“合作”概念有一定的“冒头”迹象。好景不长，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变以及统一战线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认识中断了这种势头，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后党内思想迷雾才被渐渐廓清。后来，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在促成政权组织意义上的“共产党领导”概念正式出场的同时，也为“合作”概念的构造奠定了基础。特别是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被陕甘宁边区以宪法性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他本人也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时表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给“合作”概念吃下政治的“定心丸”。

“多党合作”概念的正式出场应当以各民主党派表示接受中共领导为标志。过去，有观点认为“三三制”政权是多党合作的开端，也有观点认为“国民参政会”是多党合作的开端，还有观点认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成立是多党合作的开端。这些观点主要从多党合作实践的角度切入。而从制度形态的角度讲，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的根本前提，追溯多党合作的历史不能脱离“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纷纷致电、发表声明积极响应，标志了他们愿意自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55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进一步公开宣告“愿在中共领导下”。正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话语互动中，“多党合作”概念才实现正式出场。

(三)“政治协商”概念的出场

“政治协商”概念肇始于国民参政会和旧政协，脱胎于新政协。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各党派参政议政而设立的最高咨询机构。1944年，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民主联合政府是多党派的联合，政治协商以达成共识是实现联合的前提。中共提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实际上表达了与国民党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政治协商的期望，在客观上促进了“政治协商”概念的发轫，但尚未具有“共产党领导”的意涵。随着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国迎来了和平建国的曙光，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谈判，并于1946年1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一起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取得了一些有利于人民民主的成果。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撕毁协议，发动全面内战，使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争取和平建国的努力付诸东流，“政治协商”概念也遮蔽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幸运的是，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召开新政协逐渐铺平了道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后，各民主人士先后动身前往北平，参与筹备新政协。这个筹备过程本身就是政治协商的过程，也是“政治协商”概念重获新生的过程。例如，为了体现与旧政协的鲜明分野，新政协在会议名称上加上了“中国人民”四个字，即采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定名，由此赋予“政治协商”概念新内涵——新的政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协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不仅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政治协商”概念完成出场。会上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从而以临时宪法的形式奠定了“政治协商”概念的权威地位。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生长：从核心概念到话语形态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核心概念逐渐演化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话语、功能话语、建设话语，促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生长，为日后该话语体系的成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一)制度结构话语的形成

“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核心概念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的直接来源和基本呈现。在实践中，虽然“共产党领导”核心概念随着中共“打下江山”而率先成为全国共识性话语，但这种转变却附加了三次错误认识的干扰，在客观上阻碍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核心概念向全国共识性话语的转变。为此，一方面，中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李维汉在会上明确各民主党派的“阶级联盟”性质，指出那些“认为民主党派可有可无，或者忽视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在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和新中国第一部人民宪法颁布的情况下，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重新确定了政协的基本任务，其一即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继续通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更广泛地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克服困难，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由此，扫除了“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概念向话语转变的障碍，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的形成作了铺垫。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推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性质和任务都出现了新变化，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的进一步形成，呈现出三个重要表述。一是“为社会主义服务”。1956年春，李维汉在第六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党派已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政治团体。”中共八大政治报告进一步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在新形势下，充分明确民主党派的政党性质，是继续发展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的前提。二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道：“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中共八大上被确定为处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的基本方针，上升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的一大核心构成。三是“多党合作”。虽然“多党合作”概念早已有之，但真正以“多党合作”为基本词汇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直到中共八大前后才崭露头角。1956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国家形式是“在工人阶级革命政党领导下的多党制”。中共八大胜利闭幕不久，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提出，“长期的多党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这标志着“多党合作”一词在政治上完成首次亮相，说明“多党合作”话语得到正式界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亦由此常常被凝练为“多党合作”。

(二)制度功能话语的初现

制度功能话语主要强调制度能够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或者具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积极作用突出主体的实践效能，比较优势侧重主体的同类比较。在意表积极作用的制度功能话语方面，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投身新中国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高度肯定，相应的话语也在这个过程中初现。例如，1951年，李维汉在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各民主党派对人民事业是有很大帮助的”，它们“向人民事业鼓掌，向抗美援朝鼓掌，向土地改革鼓掌，在国内外都表示了‘一边倒’，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对共产党起到监督作用。在意表比较优势的制度功能话语方面，当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话语表达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层面，特别是在比较政治制度的性质中点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例如，1951年，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社会主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诠释，间接阐明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

(三)制度建设话语的起步

制度建设话语主要强调对制度存在问题的揭露和批判，以及提出加强制度建设的各项举措。1956年中共中央批准发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话语的一个系统但初步的呈现。一方面，它批评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存在关门主义错误的倾向和问题，形成问题导向的制度建设话语，如“目前……不仅存在着关门倾向，同时也存在着右倾保守倾向，这些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很大变化估计不足，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因而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政治上没有给以应有的信任，对统一战线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它提出帮助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和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及共产党更好地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作的方式方法，尤其是“应当仿照高级党校办法设立社会主义学院，吸收各方面高级民主人士入学”，“应当按照中央规定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合乎我党党员条件的人入党，以便从民主党派内部密切党与非党的关系”，“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成绩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宣传和报道”等。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形成：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名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实现了从多种话语到初步体系化发展的跨越，特别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正式命名，对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建设话语等进行了全方位建构。回溯这一时期的历史嬗变，可以198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14号文件)为分界点。

(一)1989年14号文件出台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恢复与拓展

恢复社会秩序、调整各种关系、凝聚各界力量成为开启新时期的迫切要求，恢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及其话语体系是题中应有之义。早在改革开放实行之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就开启了恢复进程。197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刊发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向全国公布“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重新明确其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中的重要地位，吹响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全面复苏的号角。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实行，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这次讲话促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在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实现了有机衔接。

拓展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其在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称谓话语等方面均有体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的拓展主要体现在厘清民主党派的性质定位和明确处理政党关系的基本方针两个方面。就民主党派的性质定位而言，1982年初，乌兰夫在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各民主党派不是中国的“在野党”，它们与共产党结成了“新型的友党关系”，从而较早地明确了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友党，同时也将“新型”引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话语中。就处理政党关系的基本方针而言，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话语的拓展突出体现在比较优势上。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时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这不仅首次从政治制度来定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而且首次阐明了它是一个优点，成为当时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话语的重要体现。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这是比较优势层面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话语在中共党代会报告的“首秀”，其意义不言而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称谓话语在酝酿中逐渐形成。邓小平在1979年10月首次从政治制度来定位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式命名的酝酿。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会见南斯拉夫来宾时，首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组合起来表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同年，在审阅中共十三大报告稿时，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一句旁亲笔加上“协商”两个字。此后，“政治协商”与“共产党领导下”和“多党合作”一起写入中共十三大报告，组合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建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称谓话语的铺垫基本完成。1989年底，14号文件经过多方讨论和修改后成稿，赋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权威且规范的命名，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标志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称谓话语的正式形成。

(二)1989年14号文件出台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提出与成型

1989年14号文件的出台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走上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建设轨道，也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走上体系化道路。14号文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第一个集大成式展现的文件。在制度称谓话语上，14号文件不仅赋予制度正式命名，而且对制度本身有更加明确的定位，即“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是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制度结构话语上，14号文件不仅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党地位，也明确了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发展了1982年乌兰夫提出的“新型的友党关系”话语，还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几种形式，进一步突出了“政治协商”话语的重要地位。在制度功能话语上，14号文件不仅揭示了“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而且简述了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实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话语的比较优势与积极作用的双重统一。制度建设话语是14号文件的主要呈现，其中既有原则性的制度建设话语，如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等，也有方法性的制度建设话语，如规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人大和政府领导班子中占适当比例、加强民主党派自身建设的具体措施等。

200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5号文件)，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又一集大成式展现的文件。在制度称谓话语上，5号文件对制度定位有较为突出的发展，将制度明确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14号文件相比增加了“中国特色”，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称谓话语已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相融合。在制度结构话语上，5号文件明确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性特征，即“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并强调其“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使制度结构话语和制度功能话语相衔接。在制度功能话语上，5号文件间接点出了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另一主体的无党派人士的自身优势，即“无党派人士是指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对社会有积极贡献和一定影响的人士，其主体是知识分子”。制度建设话语同样是5号文件的主要呈现，特别是对政治协商的内容、形式、程序以及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有更细致的规定，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政协中的比例有具体的数字规定，而不再是笼统的“适当比例”，专门部署了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领导的措施，等等，极大充实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话语。

2005年《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两部政府白皮书的出台，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建构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制度功能话语方面。《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专章介绍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各式各样的数据说明该制度“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以两个“既……又……”总结了该制度的政治优势。《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则更系统地诠释了制度具有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等功能和价值，这正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具体表达。同时，作为第一部专门宣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白皮书，《中国的政党制度》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实现了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称谓、制度建设等话语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和逻辑自洽、相互印证，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初步成型。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发展：迈向“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轴心”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断成熟定型的同时，也力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发展渐入佳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称谓成为该话语体系的“轴心”，对其建构起到了纲举目张的作用，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制度建设等话语基本上围绕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称谓而进行体系化建构和发展。

(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概念化与命题化

2018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全国两会联组会时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开启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化、命题化乃至话语化的新进程。一年后，“新型政党制度”被写进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被确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与“新型政党制度”合二为一，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这在党内法规中尚属首次。2021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这是继2007年《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后又一宣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行动。对照该白皮书的中英文名称不难发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指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此后，习近平在相关讲话中更多地使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提法，而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提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称谓或简称。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报告使用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重要表述，进一步表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称谓意义。

(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的发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结构话语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高度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对多党合作的重要意义。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对中国方方面面的重要性。具体到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层面，《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就有明确的论述，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内容，也是多党合作事业健康发展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从而发展了“共产党领导”的制度结构话语。第二，完善对民主党派性质定位的认识。2013年，习近平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首次指出，“各民主党派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此后，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发挥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各民主党派要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2020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指出：“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提出，以及“三好”定位，充实了“多党合作”的制度结构话语。第三，将政治协商与人民民主紧密结合，并将其提升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上被首次提出，使“协商民主”正式成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实现形式。2015年，中共中央出台多个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渠道程序、基本方式、特点优势等。尤其是政党协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明确指出，它“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政治协商”的制度结构话语之面貌。

(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话语的发展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功能话语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重发展。就内容而言，2018年习近平在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概念和命题的同时，也高度概括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即三个“能够”和三个“有效避免”。尔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进一步融合了习近平提出的三个“能够”和三个“有效避免”，以及《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所提的“政治优势”，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概括和凝练为四个“能够”，即能够实现利益代表的广泛性、能够体现奋斗目标的一致性、能够促进决策施策的科学性、能够保障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就形式而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提供了充分的数据和案例展示，尤其是增加了专栏的设计，醒目地呈现包括“民国时期议会制乱象”“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党外人士就经济工作资政建言”“中共中央就‘十四五’规划建议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建议”“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集中参与毕节试验区建设”“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助力新冠疫情防控”“政党协商”“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等在内的细节和详情，较好地展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效能和比较优势，在形式上丰富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话语。

(四)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话语的发展

发展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此，中共中央出台多部关于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党内法规，由此形成系统性、法规性的制度建设话语。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设话语的新发展也体现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加强自身建设上。201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的意见》，结合民主党派特征，提出了参政党建设的五大布局，即思想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履职能力建设和制度建设，在实践和话语上为各民主党派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要求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更重要的是，习近平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就加强和改进统战工作提出了12个“必须”，其中就有“必须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他指出：“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时推动多党合作展现新气象、思想共识取得新提高、履职尽责展现新作为。各民主党派要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努力成为政治坚定、组织坚实、履职有力、作风优良、制度健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2023年，中共中央就这个“必须”出台专门意见，制定了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多种较为具体的措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应当遵循和践行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建设话语。

五、结语

总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实践探索相伴相随，其在宏观上是中共在四个历史时期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亲密合作和政治协商实践的重要产物，在中观上是中共领导集体主动进行话语建构，以及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话语互动的结果，在微观上是从制度三大核心概念发展为多元交互的制度结构话语、制度功能话语、制度称谓话语、制度建设话语，再到以此四者为核心、能够相互印证又相辅相成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的历史嬗变进一步揭示，当前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是历史发展演变的结果，只有遵循历史轨迹，对标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才能真正发展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