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双

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二级调研员、高级讲师，历史学博士

王前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馆员，新闻传播硕士

摘 要

黄埔军校实施系统政治教育，是中国军校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选派大量优秀人才到军校从事政治教育，为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成功实施作出了重大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主一创”，即中国共产党人主持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机构，主导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方向，主讲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课程，创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体系和教育形式，从而极大提升了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成效，培养出一大批既能指挥作战，又会做政治工作的军事政治干部，为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国共产党;周恩来;熊雄;历史贡献

阅读导引

一、主持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机构

二、主导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方向

三、主讲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课程

四、创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体系和教育形式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其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在国共合作的背景和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黄埔军校政治工作，选派大量优秀人才到军校从事政治教育。在中共党员主持军校政治部期间，他们对黄埔军校政治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使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从而极大提升了军校政治教育的成效，政治部亦因此成为军校工作最为出色的部门。这些政治教育的创新之举，使孙中山的办学宗旨得以实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黄埔军校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章。

一、主持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机构

黄埔军校实施系统政治教育，是中国军校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为此，在军校成立之初，即设有专司政治教育的主要机构政治部，成为当时军校开办时的六部之一，并相继任命戴季陶和张申府为首任正、副主任。按规定，黄埔军校政治部是校长、党代表在政治教育方面的“佐理机关”，“专司本校一切政治工作”，其任务是负责和指导全校官佐、员生、士兵、夫工的政治训练，“使其具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同时“对外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务使人民确知革命军为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而收军事进行上得人民帮助之实效”。从建校初设立政治部至大革命失败后被取消，黄埔军校本部政治部主任先后有七任，即戴季陶、邵元冲、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和熊雄(具体任职情况见下表)，这七任中有三人出自国民党，四人出自共产党，而出自国民党的三任，任职时间都非常短，加在一起至多不到9个月，且他们都有其他兼职，其作为不多，因此真正在政治部发挥作用的是中共的几位政治部主任，可以说黄埔军校政治部是由中国共产党人主持的。熊雄在黄埔军校前后一年零九个月，其中主持政治部工作时间有一年零四个月，是主持政治部工作最长的一位。他在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充分利用军校改组更名的契机，从调整健全政治部内部机构入手，强化顶层设计，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制度创新，奠定了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军事、政治全面发展的扎实基础和制度保障。在共产党人主持和领导下，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效，政治部成为军校工作最为出色的部门。

资料来源：陈宇：《黄埔军校年谱长编》，华文出版社2014年版;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

军校政治部作为全校政治教育的专司机构，其机构编制和人员，是进行政治教育的重要保障。在戴季陶、邵元冲任主任、代主任期间，因他们两个都是官僚政客，常不来校，副主任张申府只工作一个月即离校他往，所以当时军校政治部部员极少，“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本无具体组织”，工作“很闲淡”，实际是一个死气沉沉毫无作用的机构。军校革命师生对此十分不满。在此情况下，经廖仲恺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同中共中央商定，请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已是军校第二期。他走马上任后，立即增加部员，充实机构，建立健全正常的工作秩序和政治工作制度。部内设立指导、编纂、秘书三个股，从学生中选调共产党员蒋先云、李之龙、杨其刚、王逸常、李汉藩等到政治部工作。同时制订政治教育计划，加强对全校师生、员工和士兵的政治训练和校内外的宣传工作，使政治部真正成为全校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的领导机关。1925年1月，周恩来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随军东征，后又兼任黄埔军校军法处处长。在此情况下，因军校工作需要，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根据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的推荐，于1925年5月4日任命包惠僧为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届时第三期入伍生入校，军校设有两个政治部，周恩来为前方政治部主任兼军法处处长，包惠僧为后方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到军校任政治部代理主任时间不长，前后大约2个月左右。他到政治部任职后，部内工作人员照旧，唯在增设政治课程、引入先进思想等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1925年7月初，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国民党军，奉命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与军校分离。此后，军校与军队政治工作亦各自分立。委任汪精卫、邵力子为军校政治部正、副主任。汪精卫在当主任时，“因公忙，不常到校”，而且除了“讲演之外，校务从不过问”，政治部的工作又随之涣散。1925年秋，邵力子接任军校第三期的政治部主任，将政治部内设机构改为宣传、组织两科，各科仅配有科员数人，也没有聘任专职的政治教官。由于第二次东征的战事紧迫，加上政治部人手少，工作基本处于应付状态，书刊印数少，学生的政治课几乎没有，仅有过几次政治讨论会。因此，健全政治部机构和充实人员，是熊雄上任后最迫切的工作。熊雄(1892—1927)，江西宜丰人，1926年9月从法、德、苏学成回国后，受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派遣到黄埔军校工作，先后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第一军政治部秘书和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军校政治部主任、副主任、代理主任、主任，中共黄埔军校“党团”书记等重要职务。熊雄到职后，将该部本身的组织加以更改，在主任(副主任)及秘书之下，分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下分财务、事务、编纂、发行、指导、组织、调查统计7股和俱乐部、图书馆和书报流通处，“人员亦略有扩充”。同时，聘定专职政治教官和临时政治教官各十余人。这样，经过熊雄等共产党人的不断努力，政治部内部机构逐步健全，人员亦大为充实。熊雄接手政治部时，职员不过20余人，但到10月，“全部职按编制已达七十余人，聘定专任政治教官十余人，临时政治教官亦有十余人”。此为军校政治工作的开展和政治教育的全面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二、主导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方向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大力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创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校址设于广州黄埔长洲岛，一般通称为“黄埔陆军军官军校”，简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办学宗旨为孙中山提出的“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其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但在其成立之初，受各种原因和条件的制约，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政治工作基础薄弱，尚无系统的政治教育和明确的教育方向。1926年1月，熊雄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后，他在领导军校政治工作及参与军校改组的实践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打成一片”的教育思想，并在不同场合进行系统阐述，为开创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两个打成一片”，即“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它是熊雄从实际工作需要，基于创办军校的目的和军校所担负历史使命而提出的军校办学方针和政治教育的根本原则，体现了一种求实而科学的创新精神。1927年1月1日，熊雄在《一年来本校之政治工作》中指出：“本校改组后，教育方针的总原则，就是‘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1926年11月15日，即军校第五期开学头一天，熊雄在《告第五期诸同学》中指出：“贯通理论与实际”“必须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认为只有如此，方可免掉限于空想或盲目。11月30日，在对赴武昌政治科学生的最后讲话中，熊雄又强调说：“政治工作的原则，是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1927年3月8日，熊雄在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开学一周年之际写的纪念文章中，更是完整地提出“两个打成一片”的思想，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本校自创办以来，即本着党的主义和政策，以训练出纯粹为民众利益而奋斗的武装党员与军队。而要完成此伟大的使命，故本校的教育方针，必须军事与政治并重，使每一个黄埔学生，不仅知道以刺刀和敌人决战，而且使他们明白怎样去运用他的刺刀!”强调：“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打成一片，即为本校生命之根本所在。”同时他又指出：“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要使以后每一个黄埔学生，都能把理论和行动打成一片，使他们在战壕中所得的胜利，成为完全政治和民众的胜利!”黄埔学生的成长，同实际磨砺有很大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不少优秀干部，以及国民党方面的许多将官，大都参加过援助省港大罢工和广东农民运动，经历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正是在联系实际、学用结合的过程中，他们迈出了军旅或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熊雄“两个打成一片”教育思想，不仅体现了黄埔军校的教育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中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推动了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并对其后中国军校建设、建军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军事与政治打成一片”是黄埔军校教育方针的“总原则”，以此统筹全校各科军事、政治的教学内容。步、炮、工等科以十分之七的时间学军事，十分之三的时间学政治;政治科则反之，十分之七时间学政治，十分之三时间学军事。这样安排的目的，是让军校学生兼学军事与政治，以期使步、炮、工各科学生懂政治，使政治科学生懂军事，从而成为文武双全、全面发展的革命军人。“理论与实际打成一片”，主要对政治理论学习而言，尤其是对政治科的教学活动而言，强调要贯彻列宁“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的名言，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空想与盲动。这几个字，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论教育中，似乎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早而又形象的一种言说。抗日战争时期，时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的林彪曾为抗大题词：“理论与实践打成一片”。他的这句题词，应该是受他黄埔军校的老师熊雄的启发、影响而题写的，其中的传承是不言而喻的。

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和相应规章。计划和相应规章，是军校对政治教育的总体设计和制度保障，亦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基本依据。为了对全校学生、学员、士兵及官长进行政治教育，政治部拟定了政治教育计划。在周恩来任主任时，制定了“政治课程训练计划，政治训练教授调查表”，对士兵则颁布了“革命格言”，进行了“日课问答”。政治部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外，还编写了大量通俗生动的辅导教材，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使军校政治气象焕然一新。一期学生徐向前回忆说：“在周恩来主持下，军校的政治工作相当活跃，革命性、战斗性很强，有力激发了师生的革命热忱。”熊雄担负政治部领导工作后，对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和相应规章极为重视，依据政治部职责和军校改组更名后的办学方针，配合相关单位，逐步建章立制，使一些规章得以完善，其中最重要的是制订了《政治教育大纲》。在军校改组之前，熊雄曾主持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初稿。军校改组后，熊雄又主持政治部对《政治教育大纲》作了多次修正，并于1926年11月15日第五期学生开学之始即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的名义正式颁布实施。该大纲分为总纲、第一二三四学生队(步、炮、工，即第一队至十二队)之教育、第五学生队(政治，即第十三与十五队)之教育、第六学生队(经理，第十六及十七队)之教育、备考等五个部分，关于政治教育之最高原则、训练方法、课程之分配规定极为完备，是军校政治教育的纲领性文件。总纲共10条，概述政治教育的目的，即使学生“彻底了解自己的责任，是要能够担负责任使一切已经与国民相结合的武力，渐进而成为真正的国民之武力”“彻底了解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以及“军队中政治工作应注意的事项”等。此为军校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这一政治教育目的要求，《大纲》共设置18门政治教育课程，作为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并规定了相应的学时。政治科在此基础上，增加国民革命概论、本党宣言及训令、近代国际问题、苏俄研究、中国民族史、各国革命史、宣传煽动问题、经济政策、农民运动、劳动运动、青年运动、商民运动等课程，总计30余门。

除《政治教育大纲》外，熊雄主持的政治部还相继制定了《官长政治教育计划》《政治教育计划纲领草案》《政治部服务细则》《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宣传队组织条例》《政治讨论会规则》《政治问答制度》《学生队学生遵守规则》等条例。这些制度和规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黄埔军校自改组以后，在熊雄的主持指导下，政治教育鼎盛时期的面貌，保障和规范了全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开展。

军校突出政治教育并将政治训练作为必修课，在中国军队史上尚属首次，表明学校的任务不仅要培养军事领导人才，而且要培养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战士。强调政治教育目的在于，使广大师生了解中国是如何受到列强和军阀压迫，以及解除这些压迫与痛苦的途径。这对于团结全体师生员工，提高革命热情，严明纪律，奋勇作战，以及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瓦解敌军，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主讲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课程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的主旨在于培养学生爱国、革命思想，振奋革命精神，提高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目标而英勇奋斗的自觉性，增强部队的作战能力。政治课是进行政治教育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手段。在军校改组更名后，政治课在全部学生课程中占很大比重，每期总数要在百次以上。凡任课教官都要编写讲义、谈话和课程内容。重要的讲义及知名人士来校的讲演记录稿，均由政治部整理出版。苏联顾问和中共党员在参与制订《政治教育大纲》并将其付诸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治教育大纲》规定政治教育各科内容，开设有：《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中国近代史》《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社会问题》《社会主义》《政治学》《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各国宪法比较》《军队政治工作》《党的组织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世界政治经济状况》《政治经济地理》共18门课程。后来又增加《农民运动》《劳动运动》《青年运动》《苏俄研究》等，计有30多门。通过讲授政治课，传播了进步思想，使学生了解到最基本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明确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及历史责任。

1924年5月13日，黄埔军校总理孙中山特任命汪精卫、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不定期到学校进行演讲，此为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之始。但孙中山指定的这三名政治教官，皆为国民党的高级幕僚，他们根本没有正式给学生上过政治课，且军校初期的课程表上亦没有政治课这一项目。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黄埔一期原定学制为三年，但后来改为半年，要在6个月完成3年的军事课程，政治不能再占用时间，致使政治教育只能在课外时间进行。二是政治教官少且均为兼职。针对这一问题，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后曾是煞费苦心，除了党小组每周一次(晚上自习时间)用于讨论学习政治问题外，又建议学生分队成立政治学习小组，每周开小组会一次(自习时间)，专门学习由政治部发下的讨论题，并扩大和充实书报室。每日午饭后的40分钟休息时间，将近500名学生涌向书报室，立足之地都没有。所订专供青年阅读的进步报刊为数不能算少，但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包惠僧在任后方政治部主任期间，遵照廖仲恺和陈延年的指示，根据周恩来所订的工作方针，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将政治课程加多，每天两次增加至四次，每次两小时，同时加作业量，减少开会讨论问题的时间。这一举措显著提高了军校学生的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1926年2月，黄埔军校改组后，由于规模大为扩张，政治教育的任务亦加倍繁重。对此，熊雄主持政治部在扩大机构和充实部员的同时，高度重视政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积极延揽各方英才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由此一大批共产党人进入军校，成为政治教官的主体和讲授政治课的主力。他们为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兢兢业业地工作，为提高政治教育的质量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共产党员是构成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的主体和讲授政治课的主力。如前所述，黄埔军校建立之初，未设专职的政治教官，政治教官基本由孙中山指定或由军校临时指派。后来，随着学生的增多和政治教育经验的积累，政治部开始“聘请常任政治教官”。在此方面，熊雄尽力颇多，成效也较为显著。他主持政治部工作后，开始延揽社会上各方英才，聘请他们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到1926年10月，聘定专职政治教官已达十余人，临时政治教官十余人，而且这些政治教官大都是富有实践经验和具备教学才能的共产党人。据不完全统计，黄埔军校第四期中，有共产党员政治教官、讲师十余人，包括恽代英、于树德、廖划平、安体诚、张秋人、李合林、陈启修、吴云、王懋廷、高语罕等。第五期后到军校任政治教官的共产党人有萧楚女、孙炳文、韩麟符、施存统、熊锐、张庆孚等。政治教官的职责规定：“根据党的主义与策略，授以近代社会科学的知识，使学生确定革命的观点，并趁每次群众运动的机会使他们组织宣传队，练习宣传工作的能力，并养成向民众宣传的习惯。”政治教官通过上政治课，向全校师生讲述国内外大事和革命发展趋向，解答一切党务上、政治上的重要问题，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受到广大师生的敬仰与爱戴。针对有的教官讲课多用注入式之教授法，学生多有不明了的情况，军校认真研究了改进措施：一是召集教官和政治部主任及主任教官谈话会，研究教授计划及教学内容;二是讲课后由学生提出问题，教师答辩;三是讲义须先作纲要，使学生明了教学内容;四是发给学生参考书籍。聘请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这在军校政治部工作史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也是全校政治教育中一件举足轻重的大事件：一是开创了聘任专职政治教官的先河，为军校向学生开展正规政治教育提供了人才保障，以前孙中山指定的是“政治部教官”，现在聘任的是“政治教官”，一字之差，内涵大不相同;二是在聘任的政治教官队伍里，共产党员是主体，这就为军校政治教育坚持正确的方向提供了重要保障。这些共产党员教官大多是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或推荐的，有的是由熊雄招揽进来的，虽然人数并不多，但这的确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同时，由熊雄主持的政治部利用军校改组这一契机，除了聘请专任政治教官外，还以军校的名义聘请了临时政治教官十余人，其中绝大多数也是共产党员，其余的亦是国民党左派或社会知名人士，如共产党人毛泽东、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吴玉章，知名人士何香凝、鲁迅，以及苏俄顾问鲍罗廷等。政治部通过不同方式，邀请他们到军校作过政治演讲，深受师生欢迎。

第二，中共党员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军校改组后，政治部向学校建议，新设政治主任教官一职，以负责全校政治教育的实施。1926年4月下旬，军校政治部始设政治主任教官。《政治部服务细则》规定：“政治主任教官受主任及副主任之指挥，督同各教官负有实施政治教育全部之权。”在熊雄主持政治部工作期间，军校从第四期起先后聘请了恽代英(第四期)、孙炳文(第五期)担任政治主任教官。这两人都是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国民党二大上新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内的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是军校最受欢迎的政治教官之一，他先后主讲社会发展史、社会问题、社会科学概论、国际政治、帝国主义侵华史等课程，被誉为“青年运动之师”。在讲授军队政治工作时，他强调：“我们军队中政治工作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要确定我们要引导他到哪一个地方去。”四期学生文强回忆：“恽代英同志在黄埔学生中的威信，与周恩来同志可以媲美，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恽老师。学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读过他在《新青年》上的文章，他平易近人，循循善诱，有慈母一般的心肠，严师一般的智慧，在他的身上永远都存在磁石吸铁的力量。”孙炳文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秘书长，北伐后奉命留守广州，任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设立政治主任教官后，军校的政治教育和政治训练即有了专人统一管理，政治教育的收效更为明显。

在课堂上讲授军校政治教育规定的政治课程的同时，上述共产党员政治教官和政治部中共人员，还充分利用课堂或政治部主办或编发的各种书刊对国民党右派违背新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反共言论进行揭露、批判与斗争。针对某些国民党右派分子篡改和歪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恽代英在他发表的《军队中政治工作方法》一文中，就借解释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谛来阐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指明两者并不矛盾，并引用孙中山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句话进行详细解释：“本党因为实行三民主义，所以最注重农工运动，而有些人一听到人家说农工运动，便说他是共产党员，他来宣传共产主义了，难道农工便只是与共产主义有关系的么?党的宣言、国民政府的宣言，都明明说注重农工运动，保护农工利益，帮助农工组织，大家偏偏不懂。国民政府的宣言甚至还说过，土地是用来养人的，不应该占为私有，地主不耕田而收租，这是不当之利。这些话有几人敢为党宣传呢?我们天天讲三民主义，却是有一批三民主义的信徒，思想上根本是与三民主义相反的。”因此“我们必须使一切士兵对三民主义有正确的认识，非此不能保证我们军队永远站在革命的战线上，为本党的主义奋斗到底”。这样就巧妙地把讲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宣传共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不仅得到左派的支持，中间派也觉得有道理，右派虽内心反对，却抓不到什么把柄，只好哑口无言。熊雄也十分注意用手中的笔与国民党右派作斗争。1927年3月初，蒋介石假左派、真右派的面目日渐显露，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日，熊雄借纪念孙中山的机会，在这一天同时于《黄埔日刊》《革命军》《民众与武力》刊物上发表三篇文章，题目分别为《黄埔同学应该怎样纪念我们的总理》《怎样纪念我们的总理和怎样做我们的工作》《怎样纪念总理》，三篇文章都愤怒指斥蒋介石之流的“老同志们”“只愿为了自己的私心行二民主义或一民主义，而竟反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心的民生主义”，提醒人们注意这种人会成为孙中山的叛徒及敌人，“他们哪有不成为反革命而被革命群众打倒的道理?”锋芒所指，直刺蒋介石之流的后背。通过这些对国民党右派反共言论进行揭露、批判与斗争，激浊扬清，正本清源，强化了正面教育，提高了学生、部队官兵的政治辨别力，辨明了大是大非，达到了政治教育的预期效果，左翼阵营的力量与声势在黄埔军校不降反升。由此也进一步提高了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威望。

四、创新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体系和教育形式

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在中共党员担任政治部主任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使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从而极大提升了军校政治教育的成效。这些政治教育的创新之举，使孙中山的办学宗旨得以实现，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黄埔军校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章。

第一，添设政治科，完善军校学科布局。黄埔军校前3期，有步兵、炮兵、辎重、工兵、宪兵等科，而无政治科(第三期办学中途，曾组办政治训练班，接受训练者仅50人)，由此基本还是一所单纯军事性质的学校。1925年底，中共广东区委提出在黄埔军校增设政治科，以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的建议，得到当时军校的教育长邓演达的积极支持。熊雄主持政治部工作后，曾与邓演达一起多次商讨，并向校长蒋介石反映交涉，最终得到蒋的同意。于是军校决定从第四期开始增设政治科，以专门培养军队政治工作干部。第四期政治科招生500人，约占全期学生人数(2000余人)的四分之一，这等于在黄埔军校内增设了一个二级学院——政治学院。政治科的学生编入政治科大队，先是由熊雄兼任大队长，后由胡公冕任大队长，下设3个队，分别由陈奇涵、刘先临、詹觉民任队长。政治科大队直接由军校政治部管理。共产党员在研制政治科的教学大纲及原则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1926年2月，政治科学生开始上课，学生大部分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依据《政治教育大纲》规定：政治科大队第一期教授课程共6门24次，其中：“社会主义运动”6次，“农民运动”4次，“劳动运动”4次，“青年运动”4次，“军队中政治工作”6次。上述课程的设置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多样性和针对性，使学生能得到全面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北伐时，该大队改为北伐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宣传大队，胡公冕仍任大队长。增设政治科，完善了军校的学科布局，是军校由“陆军军官学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一个重大成果。

第二，构筑多层次的政治教育训练体系。军校的政治教育是以进行系统的学习革命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着眼于提高政治觉悟，培养学生成为既熟练于指导作战又长于政治工作的全面人才。从第四期开始，军校制定了《政治教育大纲》，要求学生通过进行系统的政治训练，使学生彻底了解许多问题，其中包括：自己的责任;军队中政治工作的重要;对于农工运动的态度;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纪律是造成统一集中的力量所必要的，等等。

中共十分重视军校的政治教育，由政治部具体负责安排与规划。政治部经常召开研究政治教育的会议，研究解决政治教育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构建多层次的政治教育训练体系。在政治部主持下，军校的政治教育训练体系不断优化，共分为4种类别，即学生队、入伍生、高级班和官长。对各类政治教育训练提出不同的要求，如学生队“对于革命能尽忠诚的任务”;入伍生“拥护党纲，服从主义”;高级班“担任革命中较重要或专门之军事工作”;官长“以期教学相长”。通过开展多层次的政治教育训练，共产党员不仅加强了政治工作的力度，而且使政治工作内容更加多样化。“通过政治教育，学生们懂得了为什么从军，为什么打仗的道理，明确肩负救国救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只有练好本领才能在战场上呈强斗勇。”

第三，开办政治训练班。为了选拔训练党代表和政治宣传员人才，政治部决定开设政治训练班和宣传研究班，以适应军校迅速发展的需要。1925年6月设立政治训练班，从第二期学生队、第三期入伍生队、湘军学校、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及学兵连中选拔120人参加，分3班教授。1个班速成，以1个月为期;2个普通班，以3个月为期。1926年，军校继续组织政治训练班，加紧教育，预备校中的下级干部。政治训练班开设帝国主义的解剖、中国民族革命问题、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中国近代民族革命史、各国政党史略、各国革命史略、三民主义共8门课程。由共产党员高语罕、张太雷和苏联顾问担任训练，共产党员萧楚女、孙炳文、施存统、李求实等先后为政治训练班作过讲演或报告。

第四，举办政治讨论会。为激发学生政治兴趣，提高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政治部每周举办一次政治讨论会，分组、分专题讨论。该会由政治教官出题并负责解答学员提出的疑难问题。在讨论会上，畅所欲言，各持己见，引发大家认真的思考及浓厚的兴趣。政治讨论之余，还辅以政治测验，亦由政治教官出题，并作答案，测验内容既简单明确又注重实际问题。据统计，1926年3月至10月，学生“曾开过政治讨论会十余次，政治问答及政治测验十余次”。

第五，举行政治问答。每两周举行一次，对内容复杂的问题，由政治教官出题作答案。从1926年12月起，政治教官将学生平时所提出的各种政治上不清楚的疑难问题或重点问题，在校刊《黄埔日刊》上公开作答，深受学生的欢迎。之后，由政治教官恽代英、萧楚女、廖划平、张秋人4人将这些答案汇集成册，于1927年1月由政治部编辑出版《政治问答集》。这是政治部出版的政治丛书之一种，是一部通俗读物。全书共10编，10万余字，前六编的题目分别为：《关于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关系等》《关于马克思、列宁的主义、政策等》《关于各种主义学说》《关于经济、政治及社会问题等》《关于革命的理论、策略、历史等》《关于革命青年的修养、主义的研究及实际宣传的方法等》。

第六，出版多种书刊。军校政治部除公开发行《向导》《中国青年》及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书刊外，还大量印行各种书报期刊，在校内广为发行，影响很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安体诚主编的《黄埔日刊》、杨其纲主编的《黄埔潮》半周刊、蒋先云主编的《中国军人》、聂荣臻主编的《军事政治月刊》。此外，还出版《士兵之友》《革命之声》《革命画报》及特刊、文集、丛书、讲义等政治宣传读物。据统计，1926年3月至10月，“在本校出有《黄埔日刊》，由六千份增至二万六千份之多，尚有革命书报每期刊行万份，此外出有丛书、讲义各种纪念册及小册子等，综计八个月内共出刊物已达千万份以上。发行地点已有三四千处，几普遍全中国各省，和东西洋各大埠”。上述书刊的出版发行，扩大了宣传教育阵地，加强了革命思想、文化、理论的探索与研究，对于宣传马列主义、三民主义及其他革命思想，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外，军校政治部还通过成立俱乐部、剧社，编演进步剧目，编写和教唱革命歌曲，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举行军民联欢会等，寓政治教育于文娱活动之中。

黄埔军校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和政治人才，曾被当时列为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黄埔军校之所以名扬天下，是因为其卓越的政治教育和出色的政治工作。诚如蒋介石当时所言：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充其量不过只是“陆军中学”水平。可见在蒋介石看来，军事教育并非黄埔军校的强项。黄埔军校的强项，毫无疑问就是黄埔军校政治教育。这是黄埔军校办学见成效、出人才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不是在旧军校和国民党的传统中派生出来的，而是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经过艰辛探索并在实践开创出来的。对中共及其党员在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当事者也大都给予高度认可。当年参加筹建黄埔军校并任军校首席顾问的切列潘诺夫后来回忆道：“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里的工作是既热情又慎重的”，“当政治工作在黄埔军校开始建立时，我们的顾问和军队中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便在编写大纲并将其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共产党人在军队的教育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保证了军队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共产党人在政治部里起了积极作用，因而政治部的工作提高了学员的训练水平并大大加强了黄埔军校的纪律性。”曾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育长、代理校长的方鼎英认为：“清党前的黄埔，是国民党领导其名，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实的黄埔。”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深深打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印记，中国共产党为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政治教育顺利推进和成功实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