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得出的结论，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出的重要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和领导人民的过程中，把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转化为各个时期的政策，从而赢得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动员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回顾这一历史，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法宝;统一战线;党的领导

作者简介

欧阳淞，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全国党建研究会顾问，原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徐建刚，上海市社联副主席，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摆在重要位置，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力量。统一战线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也是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

坚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对百年奋斗历史的深刻总结。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

把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法宝，来自毛泽东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典故的引用。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应邀到延安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陕北公学师生们送行，发表了即席演讲。在讲话中，毛泽东引用了中国古典小说《封神演义》的一个故事作比喻，形象地说：“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送给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件宝物，姜子牙用这三件法宝打败了所有的敌人。今天你们也要下山了，要去前线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我也赠你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和革命中心的团结。”[1]接着，毛泽东生动地把姜子牙的“杏黄旗”比喻为统一战线;把姜子牙的“四不像”比喻为游击战争;把姜子牙的“打神鞭”比喻为革命团结，并说用这三个法宝可以将一切妖魔镇压下去。

当年10月4日，毛泽东为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写发刊词，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又将赠送给陕北公学师生的“三大法宝”重新作了定义，把“游击战争”改为“武装斗争”，将“革命中心的团结”改为“党的建设”：“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2]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正式成为党的“三大法宝”。

把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之首，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奋斗，不断取得胜利的历史。

一、“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

1922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李大钊和林伯渠，来到上海香山路7号的孙中山寓所，与孙中山会面。之前的6月，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因在广州遭到陈炯明的叛变，宣告失败，孙中山刚刚于8月初回到上海。

李大钊和林伯渠是受中共中央委托，带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新主张，希望同孙中山联合，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开展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屡遭挫折的孙中山一拍即合，正在苦苦思索中国出路的孙中山，深感依靠老气横秋的国民党、采用同地方实力派军阀合作的方法，根本无力改变中国的现状。李大钊连续几天与孙中山，围绕“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这个主题多次长谈，“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孙中山认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对充满朝气的共产党员李大钊极为赏识，表示愿意亲自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依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同意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几天后，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跨党党员。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之所以同意加入国民党，依据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久之前召开的中共“二大”和西湖会议所制定的革命策略。

1921年7月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纲，确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奋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展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是，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更多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照搬，简单地把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在会议期间围绕如何处理同中国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时，发生激烈争论，最后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3]

搞革命，首先要弄清楚革命的动力和对象。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共只有50多人，即使一年后召开“二大”时，也只有不到200人，要立刻在中国掀起革命高潮，并不现实。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开展革命，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搞清楚革命的动力和对象，进而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确需要一个探索的过程。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卷的第一句话，足见这个问题是关乎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分析：“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4]

1920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二大”，列宁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对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同盟军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列宁在大会期间，专门接见了参会的国共双方代表，希望国共两党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出发，联合起来，共同奋斗。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建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对中国共产党给予了直接的帮助。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提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阶级的联合战线。

为了贯彻民主革命纲领，党的“二大”通过了9个决议案。其中《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认识到“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此，“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5]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的规定。“二大”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发端。

“二大”结束后，8月29日至30日，刚从苏联赶来未及参加中共“二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在杭州西湖召开了特别会议。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张太雷参加了这次会议。马林曾经在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组织过工人运动，有着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马林最终说服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明确：中国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必须联合国民党，方法上采取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目的是使中国的革命势力团结，使国民党革命化。西湖会议奠定了中共实行国共合作的基础。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根据会议精神专程来上海拜访孙中山。从李大钊开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局面的最终形成，对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激烈的争论，最后统一了认识，决定采用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运动。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主持在广州举行。大会通过的宣言，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出新的解释，孙中山就“宣言”的宗旨作了演说，并说明通过的“宣言”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对内推翻军阀，对外推翻帝国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确认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会议代表165人中，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有23人。大会选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正式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进行了统一广东的战争，迅速肃清了广东境内的大小军阀势力，成立了国民政府，组建了新型的国民革命军。与此同时，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卅爱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列强在中国的统治，迎来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高潮。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以武力打倒北洋封建军阀。由于北伐军的英勇善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内就将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席卷了半个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胜利，北洋军阀迅速崩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响彻中国大地。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动摇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推进，国共双方的矛盾也逐步暴露。在国内外反动势力支持下，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随即在北方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了。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大革命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中国共产党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政治上是正确的，有了统一战线，才有大革命的高潮，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组织力量得到很大发展。但大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也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权，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组成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为实现革命的纲领和任务而奋斗。

二、“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

1935年12月，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精神，讨论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会议分析了面对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形势，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讨论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会议重点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以“人民共和国”(后来改称民主共和国)代替“工农共和国”，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进一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6]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共产党的催促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自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以红军第一、第二和第四方面军为主改编成的八路军115师、120师和129师，从8月底开始先后东渡黄河，相继开赴晋东北、晋西北和晋东南抗日前线对日作战。1938年初，在南方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归入革命政府军队序列，这就意味着红军改番号、换军服。特别是改穿国民党军服，要脱下红军象征革命的红五星八角帽，军帽上还要有国民党青天白日帽徽，对许多刚刚经历万里长征九死一生的红军来说，一下子很难接受，许多红军干部、战士想不通，不能容忍红军的红五星换成“白军”的青天白日十二角星：过去我们戴着红星帽徽为穷人闹翻身，如今却要摘下红五星，换上他们的帽徽，这是要干什么?打日本鬼子为啥非得戴国民党军帽，穿国民党军服?有的还说：我们打了十年，牺牲了千千万万战友，打来打去向国民党“投降”了，能说得过去?……

1937年9月2日，120师在陕西富平县庄里镇永安村举行誓师大会。八路军总指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在大会上宣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贺龙师长为了说服大家，在大会上带头脱下红军军帽，把它高高举过头顶，挥动了几下，充满感情地说：“红军兄弟们，我们现在改编为抗日的八路军，都要摘下红军帽上的红星。我们军帽上的红星，是革命的象征，我们一定要把它保存好!”他接着说;“为了团结抗日的大局，我们要换上国民党的帽徽。那帽徽是白的，可是，我们的心却永远是红的。不要忘记我们还是红色的军队。”[7]

9月6日，129师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冒雨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师长刘伯承讲话，针对红军战士中存在的思想问题，特意启发大家：“经过我们共产党的努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建立起来了，过去国民党是镇压和屠杀我们的敌人，今天成了我们的友军了，这怎么理解呢?我们共产党人要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看成是最高的利益，现在大敌当前，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我们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抗日救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我们要把阶级的仇恨埋在心里和国民党合作抗日。”刘伯承将头上的红军帽摘了下来，他缓缓地抚摸了一下红五星，说道：“不管戴什么帽子，不管穿什么衣服，我们的心永远是鲜红的。同志们，我们永远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现在穿的是当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穿的衣服，戴的是当年北伐军的帽徽，我们要保持红军的本质，也要发扬北伐军的革命精神，而且要比北伐军更好。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8]说罢，他将缀有国民党党徽的军帽迅速戴在头上，然后发出命令：“下面，我宣布：换帽子!”随着刘伯承一声令下，全师指战员一起戴上了准备好的灰色军帽。誓师大会总指挥、386旅旅长陈赓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此时大雨如倾，但精神奋发，口号震天，无有畏雨者。”“我们红军永远是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任他换个什么名义，戴上什么帽子，我们始终为了共产党的光荣而奋斗!”

为了民族的利益，能够同曾经殊死搏斗的敌人合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

三、“民主之花”开遍抗日根据地

熟悉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历史的人，都看到过这样一张照片，一大群目不识丁的农民，以豆子代替选票，用往候选人背面碗里投豆子的办法选举代表，这就是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特有的民主方式。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战略相持阶段。面对大片国土的沦丧，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到底，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从最初的陕甘宁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华中抗日根据地、华南抗日根据地等多个区域，面积和人口从12.9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00万，发展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民兵近260万。毛泽东曾经用“十个没有”来概括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气象：这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9]

在日本帝国主义逐渐将其注意力集中于打击和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不断掀起反共高潮的严峻形势下，抗日民主根据地能够在艰难的情况下，发展巩固、发展壮大。其胜利的密码，就是实现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人民的衷心拥护，特别是在政权构成上，充分吸收了各阶层的代表人士。

抗日民主根据地政权建设，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根据地的很多干部和群众开始时是不理解、不赞成;民主人士也是持怀疑、观望之态;到最终形成万众一心，共同奋斗的局面。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会议用民主办法，选举了边区参议会的议长、常驻议员和边区政府的主席、委员。但在选举过程中，许多代表因为边区是共产党建立的、实行的政策得到拥护，因此，理所当然把票投给了共产党代表，最终的选举结果，选出的145名议员中，中共党员有137人，党外人士仅有8人;选举的常驻议员9人、边区政府常委15人，全是共产党员。显然，这样的政权人员构成，同党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组建抗日民主政权的初衷相悖，不利于调动各抗日阶层的积极性，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和思考。

如何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落到实处，解决民主政府在民主选举中代表的广泛性，毛泽东注意到了延安县中区五乡的经验。1940年初，这个乡为突击完成征粮工作，乡政府改变了原来简单下达任务的办法，而是采用新的方式方法，先用民选方式，选举征粮委员会成员，再开展工作。选举产生的结果，全乡选出的27名征粮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9人，其余18人均系非党人士，非党人士中包括富裕户和绅士。结果，这个共产党不占多数的征粮委员会，由于代表的广泛性，兼顾了各方利益，工作中也注意开展宣传解释，因而难度很高的征粮工作非常顺利，不仅提前完成了全乡原定340石公粮计划，而且超额了11石。全乡参加交粮的群众都认为这个办法好，大家口服心服。

一件公认的难事办成一件非常顺利的事，毛泽东注意到其中的经验，看到材料后立即作出批示：“共产党员只有与多数非党人士一道，真正实行民主的‘三三制’，才能使革命工作做好，也才能使党的生活活跃起来，如果由党员包办一切工作一定做不好，党员也会硬化不进步。”[10]

1940年3月6日，根据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为解决民主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广泛性问题，由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发布了名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首次明确提出了“三三制”原则：“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1]3月11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重申了党中央的这一指示：“在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12]

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也是率先推行“三三制”的模范。1940年4月4日，边区政府在《关于新区行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新区建立统一战线政权时，“各级参议会与政府委员，必须包括各阶级抗日党派与无党派之成分”，“无论任何一政党之党员所占议员或委员之总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边区绥德分区、陇东和富县率先按照“三三制”的原则试行，分别建立了乡县两级的临时参议会和政府，许多非共产党员的乡绅也被选为参议员。谢觉哉在《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一文中曾这样评价：“绥德、陇东等地实行‘三三制’因为最早，并且创造了有益的经验，所以被称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试验区。”[13]

1940年7月5日，毛泽东为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发表《团结到底》一文，进一步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14]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隆重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三制”原则后，边区第一次选举。为了贯彻好“三三制”，毛泽东专门到会作了讲话：“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15]

大会正式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为边区施政纲领的决议，并按“三三制”原则选举了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会委员和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等人选。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当选为边区政府主席，民主人士李鼎铭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政府委员选举结果为：高自立、南汉宸、肖劲光、贺连城、刘景范、马明方、柳湜、霍子乐、那素滴勒盖(蒙古族)、毕光斗、肖筱梅、高步范、杨正甲、马生福(回族)、高崇珊、徐特立等16人。尽管选举前作了说明，但选举的初步结果，在包括边区政府正、副主席在内的18名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仍占了7名，超过“三三制”的要求，为了严格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由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自此，陕甘宁边区“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正式确立，也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树立了榜样，并迅速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推广。

“三三制”的实行，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真正成为最广泛代表各个阶层的民主政权，同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独裁统治形成鲜明的对照，为团结稳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了保障。

曾经向中共提出“精兵简政”建议的民主人士李鼎铭，当选后不无感慨地说：辛亥革命至今29年，29年来号称民国，但回头想一想，人民获得了什么民主权利?今天边区政府真正给予人民以抗日的民主权利，使大家有了参政的机会。

1945年12月，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三三制：一党专政的天敌》报道，指出：陕甘宁边区的“县长、科长及乡长、乡文书以上的各级行政人员，也有很多是非共产党员，统计起来，共3580人;参加经济、文化工作的，有2210人不是共产党员。”

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花了6个月调查研究后，曾在《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这样写道：抗日民主之花开遍了华北!模范的抗日的民主根据地，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它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头的深处，激荡着每一个爱国者，特别是鼓舞着年轻一代的希望和向往……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形!

[参考文献]

[1]《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1945年8月)同心同德一戎衣》，《人民政协报》2021年7月1日第7版。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05-606页。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第6页。

[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页。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39页。

[6]《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7]《八路军一二〇师誓师出征抗日》，渭南党史网，http://www.hsjycc.com/2018/1203/3830.shtml，访问日期：2024年2月6日。

[8]《危难关头挺起民族脊梁》，《解放军报》2021年4月25日第3版。

[9]《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8页。

[10]宋金寿，李忠金：《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第220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2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0页。

[13]谢觉哉：《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新中华报》1940年7月16日第3版。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0-761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8页。

【引用格式】欧阳淞，徐建刚 .“三大法宝”之首——中国共产党百年统战回顾之一[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