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持续拓展和推进。由此，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意涵是：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蓝图规划设计的重要参与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实施推进中的集体行动联盟，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主体力量，是克服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主观与客观间矛盾的独特力量。新时代、新征程，统一战线除了要继续坚持和发展领导-跟随机制、组织吸纳机制、情境同构参与机制等，更要创立或完善共识形成机制、创新孵化机制、政策效果反馈与促进变迁机制等。这些实践机制的有效作用将有助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统一战线;实践机制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法宝。其作用发挥、功能实现，除了依赖机构、规则等，还需要一系列实践机制。实践机制是统一战线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中介，是在学理上对各种具体工作方法、做法等的总结、提炼。统一战线实践机制与其工作重点一样，随着党的中心任务改变而发展、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统一战线不仅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法宝，而且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因此，发展、完善统一战线的实践机制，是一项重要课题。不过，前提条件是从学理上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意涵。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及其实践机制的学理分析，主要从团结政治角度展开。如：有学者梳理了党通过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经历的团结救国、团结兴国、团结富国、团结强国等历程，并总结了经验[3]，有学者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机理、逻辑与路径[4];有学者从团结政治视域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实践机制，包括政治领导、价值引领、体系整合、过程吸纳、政策包容等。[5]从团结政治角度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定位、价值以及实践机制等，富有启发。但团结政治只是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一个角度。从其他角度审视同一主题，也能提供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从国家建设、治理现代化[6][7]等角度出发的研究，仍有重要潜力。本文沿袭政治哲学[8]研究路径，从认识论角度，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长时期的整体加以审视，为准确把握其中的统一战线及实践机制提供新观点。

一、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理论意涵

认识论提供了一种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历史性视角。可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中持续拓展和推进。具体而言，党全面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是：首先，党以历史、实践为基础领导制定具有人类进步意义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蓝图、方案;其次，党领导全国人民实施蓝图、方案并产出成果，经过实践检验形成经验、教训等，然后完善方案;再次，再实践以产出成果;如此，“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向前，一代代人接续奋斗，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统一战线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意涵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蓝图规划设计的重要参与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这一“规律-使命型”政党属性的体现，是具有巨大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共产党以科学规律为指导而领导人民积极探索出来的道路，属于一种“规划政治”现象。统一战线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着力点之一是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蓝图的规划设计，即基于同心、同向而实现“同案”——共同谋划并接受的蓝图、行动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历史规律的把握，是一种主动作为、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具有人类进步意义的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9]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把握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发展历史规律，总结了各国现代化经验、教训，摒弃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脱离了后发国家“赶上”工业化道路的窠臼，实质是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改造中国社会的蓝图。中国共产党信奉“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0]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内涵是作为社会改造目标而存在的，是中国共产党把握社会发展历史规律而科学规划出来的蓝图。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实现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长远利益，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1]而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理性的现代化，有长远清晰的战略规划和分布实施的路线图[12]，是具有人类进步意义的蓝图。中国式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中国这艘巨轮的航行目标，再次锚定了中华儿女大团结大联合同心圆的圆点。

在时间尺度上，中国式现代化当前还处于理论初创期、实践初步开展期，接下来则是蓝图具体化即路线图、施工图的制定期，是原理到应用、战略到策略等的操作化、配套化、协同化等持续推进的时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随着实践展开而不断丰富、发展、完善的道路。

鉴于人口和国家规模、世情和国情的发展和变化等，中国式现代化蓝图的规划设计是一项内容广博、领域多样、纷繁复杂的认识活动，需要全体中华儿女等贡献智慧。因此，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蓝图规划中具有独特作用和功能。一方面，统一战线的成员，在深刻体察和高度认同中国共产党“规律-使命型”政党属性、深刻体察和高度认同中国式现代化改造社会和具有人类进步意义属性的基础上，在认识社会发展规律、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尤其是设计路线图、施工图、促进战略政策的操作化、配套化、协同化等方面均可大有作为。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带来认知多样性，而认知多样性将提升蓝图规划设计的质量。另一方面，统一战线的成员在参与蓝图规划设计的参与中，与中国共产党这一领导主体一起凝聚愿望与理想、确立共同方向与目标。这将有助于提升统一战线成员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方针、政策等的认同感。虽然主体多元，但经过参与，在目标和手段等方面形成共同认识，即“同案”。统一战线参与中国式现代化蓝图的规划设计，就是统一战线“政治生产力”[13]效能的体现。

(二)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实施推进中的集体行动联盟

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力朝一个方向发、劲往一处使，既同心、同案，也同向、同行。这内在地要求统一战线能够形成各政党、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海内外同胞的集体行动联盟。“统一战线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成的政治联盟。”[14]

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共同体，建立集体行动联盟、实现全体人民的协调一致的行动，是非常不容易的。从现代化比较视野看，一些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几百年间渐次形成和发展了市场经济、法治、政党、代议制等，构建了基于自发秩序的国民协同行动。但是，一则，发达国家现有集体行动的制度体制机制已呈现出不能适应当代社会特点的一面，如无力解决自发秩序导致的两极分化、民粹主义或极端意识形态流行、政党恶性竞争、否决政治等问题，社会撕裂、冲突严重;二则，西方式现代化促进国民集体行动的经验很难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复制，如西方社会中执政党和在野党间的竞争或对抗性关系、公民社会对抗政府等并不适用于所有社会。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思想中国化而形成的重要法宝，其包含的联盟政治、团结政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以情感认同、政治认同与团结为统领的贯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各领域的集体行动逻辑。一方面，这种集体行动的逻辑是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主要手段，首先致力于形成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的情感认同、政治认同;其次在政治认同和团结的基础上形成经济、社会、文化等内部的和谐关系。另一方面，这种集体行动联盟的形成，依靠共同体“大一统”文化传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根本特征，采取自觉地组织化方式。这种集体行动方式与西方那种自发方式具有比较优势。即，降低了不同主体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这一集体行动的社会交易成本，最大可能避免了不协调、恶性竞争、效率低下等现象。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方位的。统一战线在促进情感认同、政治认同以形成方方面面的力量协调行动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统一战线是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主体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15]当前世情、国情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将会更多、更复杂。统一战线是解决问题的重要的主体性力量。

一方面，在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时，统一战线大有可为。“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很多是具体的、局部的，如每个个体、家庭、邻里或社群，在生产生活、社会交往中遇到的麻烦、困难、障碍等，诸如教育、就业、养老、医疗等，以及地方或区域之间、阶层之间、党派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企业、政党、社会团体等共同参与。

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可以发挥促进创新、增强主观能动性、孕育企业家的优势。“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具有利益冲突、价值分歧、棘手性等特性，解决起来并非易事。有的问题涉及历史、文化、情感等，价值与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采取将问题从中抽取出来处理的办法往往治标不治本;有的问题是前进道路上难以预测的大麻烦，如源自自然界的黑天鹅事件、“未知之未知”问题，源自社会复杂性的不确定性，遭遇这类问题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理。此时，需要创新、需要能提出创新即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出现。创新意味着应对不确定性和共同体欲使事情变得正确的能动性。[16]创新源于人民群众的实践，而社会各界杰出人士、先进分子等，因为都拥有丰富的经验、知识，故更容易产生创新、企业家能力。

(四)统一战线是克服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主观与客观间矛盾的独特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规划政治”属性决定了其推进中存在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矛盾。统一战线可以发挥反馈中介功能，从而成为克服主观与客观间矛盾的独特力量。

前文已阐述，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主动作为、致力于改造中国社会的具有人类进步意义的蓝图。这反映了历史主体通过先进理论指导而把握规律、采取有目的行为的逻辑，从而不同于自发秩序那种行动逻辑。但是，历史与现实中，客观实际错综复杂、充满发展变化和不确定性，故有可能发生主观脱离客观、理论超前实际等问题，从而导致实践遭遇挫折。党的历史上所谓教条主义、主观主义错误，例如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大跃进”错误，是主观脱离客观的典型例子。中国式现代化前所未有，故其主客观间矛盾可能更加复杂。主要包括：其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与认知能力有限性的张力，即现代化在领域、时间等维度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而认识主体的认知能力不足，难以进行全面把握，从而导致规划失灵。其二，目标系统与物质要素系统间的张力[17]，即现有物质条件低于目标系统的要求。这导致科学规律因相应条件不具备而无法应用，无法产出功效。其三，统一性与多样性间的张力，即过度强调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或将抑制多样性。这将损害决策或认识过程，导致决策质量降低。其四，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与具体领域实践后果局部性间的张力。从长时段看现代化是整体前进的，但短时间中不同领域、不同层次推进进展不一，各领域相互交织的复杂性还导致非线性发展事件日益增多，有时可能导致重大不良后果，损害现代化整体进程。

统一战线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运动过程中，可以发挥反馈中介功能，从而成为克服主观与客观间矛盾的独特力量。统一战线工作所联系的群体，种类多样、属性多元，与社会现实、海内外实际联系紧密。统一战线效能的发挥，一方面，可以扩大信息和知识源，丰富对理论或规律的认识，增强对客观实际的把握，从而减少主观随意性;另一方面，可以解决实践后果的监测与评估难题，夯实实践检验理论真理性和政策有效性的基础，促进“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运动更好地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最终形成，必将经历漫长、反复的过程，甚至发生曲折。“认识规律，必须经过实践，取得成绩，发生问题，遇到失败，在这样的过程中，才能使认识逐步推进。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18]发挥统一战线克服主客观间矛盾的独特作用，将减少探索中的曲折、反复，有效助力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推进和实现。

二、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实践机制

实践机制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中介。一方面，一百多年来，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创立、发展了多种实践机制，成为统一战线的重要遗产;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不同、党的历史任务不同，促进了新的实践机制出现。

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统一战线作为蓝图规划设计的重要参与力量、实施推进的集体行动联盟、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主体力量、克服主客观矛盾的独特力量，如要较好地履行职责、发挥功能，需要坚持、完善和发展的实践机制包括：“领导-跟随”机制、组织吸纳机制、共识形成机制、情境同构参与机制、创新孵化机制、政策效果反馈与促进变迁机制等。这种对于实践机制的概括，与本文对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意涵的理解一以贯之，即主要采取认识论视角。“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过程，说到底是解决社会重大问题、课题的认识过程，故实践机制都涉及认识过程的某个层次或侧面。

图1展示了统一战线在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从认识论视域下解决问题的角度说明了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理论逻辑，凸显了统一战线实践机制。

图1要说明的理论逻辑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如前文所述，将不断面临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或问题，而重大问题既包含了利益冲突，也包含了价值分歧，还有棘手问题(wickedproblem)。重大棘手问题解决不好，轻则延缓现代化进程，重则导致现代化受挫、失败(图1中，现代化面临的重大问题呈“棱锥体”，任由其横冲直撞，有可能导致既有体系支离破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融入中国式现代化规划设计中、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中，通过实践机制发生作用，在处理重大棘手问题中促进大团结、大联合，即同心、同向、同案、同行，从而推动现代化进程滚滚向前(图1中，呈现棱锥体结构的现代化问题，在统一战线实践机制助力后，将转变为球体)。

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实践机制，具体内容包括：

(一)“领导-跟随”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统一战线中的“领导-跟随”机制，是出现最早也是最为根本的实践机制。“领导-跟随”机制要求，各党派、民族、宗教团体、阶层、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党领导制定的国家法律、政策等。“领导-跟随”机制的基点是认识上取得一致。具体机制包括：党的主张“号召-响应”机制、意识形态“指导-认同”机制、执政-参政机制、党的政策“制定-执行”机制等。党的主张“号召-响应”机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出现，如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口号”后，形成了民主党派积极热情响应的局面，并陆续前往解放区参加协商建国。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机制成为常态。意识形态“指导-认同”机制表现为各党派、民族、宗教团体等接受和认同社会主义，接受和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等。执政-参政机制、政策制定-执行机制，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并日益增加新的内涵，如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方针加入“互相监督”等。

“领导-跟随”机制是充分反映统一战线独特作用与功能、反映中国团结政治的机制，是中国政治“轴心-轮辐”结构关系的基石。发挥好这一机制的主要条件是：中国共产党正确行使领导权(不断提出正确的主张、战略、政策等);各政党、民族、宗教团体、阶层等自觉而坚定地践行。“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9]统战部门的主要工作应围绕这个机制而展开。

(二)组织吸纳机制

组织吸纳机制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人民政协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或指导各界群众从分散到组织，即形成组织化力量;党领导的国家机关、政府创办的企事业单位等吸纳党外代表人士担负领导职务，开展干部交流等;党员领导干部与党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制度;等等。具体来说，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中国共产党善于领导或指导各类群体形成组织化力量，如领导创建欧美同学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工商联、侨联等，通过宗教上层人士联系信众，及时识别新的社会阶层并推动组织化建设。而吸纳党外代表人士参加政权，抗战中即已存在，如陕甘宁边区抗日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目前，各级人大、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和高校等领导班子配备党外干部，已形成制度。

(三)共识形成机制

共识形成机制指中国共产党在大政方针制定、领导宪法和法律制定或修改、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领导遴选等活动中进行协商，包括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等，广泛听取意见、形成共识。协商制度已载入人大、政协组织法或实施办法中，并通过党内法规加以固化。就宪法、法律、大政方针政策来说，执政党通过统一战线与政协将其阶级性转化为人民性，并最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赋予国家性，实现了三者统一。[20]此外，还建立了政企沟通协商制度等，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等经常性开展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的协商。鉴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共识形成机制需要发挥更大作用。

(四)基于情境同构的参与机制

党外代表人士经选举、推荐等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形成基于中国特色代表制的情境同构参与机制。[21]该机制由以下具体机制或规范构成：其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及其领导机构组成中，对党外代表人士的比例作出规定。如，《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规定，人民政协中，“党外代表人士在各级政协中应当占有较大比例，换届时委员不少于60%，常委不少于65%;在各级政协领导班子中副主席不少于50%(不包括民族自治地方)”;其二，人大、政协采取短会期制，大多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非专职，既继续从事本职工作，也履行代表、委员职责;其三，人大、政协同时采取基于地区、界别的参会方式;其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提出的议案、提案等，可基于界别、地方利益考虑，但要求兼顾或考虑整体利益。上述具体制度安排，不同于西方议会基于地方、依党派等参与形式，也不是职业代表制，而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情境同构代表制。其特色是：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党外人士，大多数不脱离行业，有助于在职业、生活情境中直接感受并获取信息和知识等，而人大会议、政协会议制度平台提供了制度性传递信息、知识的渠道。其优势在于：在人大、政协等制度平台上能够实现群体间的广泛交流，能够平衡、协调群体间利益，从而有利于形成关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共识。

(五)创新孵化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推进中将遇到各种问题，这就需要创新。党除了通过实践而寻求创新外，另一项职责是鼓励创新、发现创新、总结推广创新。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创新。统一战线的有关领域是技术创新、企业创新、文化创新、社会组织创新等的重要策源地。可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是强化创新孵化功能、捕获各种自发涌现出来的创新因素或苗头，如通过建立健全参观、交流等机制，增强党外人士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创新潜能等。

(六)政策效果反馈与促进变迁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持续开展的过程，大政方针、基本政策、具体政策等都需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变迁、完善。具体事物非线性发展及其对现代化整体的不良后果，需要及时监测、预警，反馈给决策中枢。统一战线工作对象范围广，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联系紧密，还是政策后果的直接或最初显现地。统一战线工作应加强政策效果反馈机制建设，充分发挥统战成员“春江水暖鸭先知”特性，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行稳致远的重要力量。

以上机制都是适应中国共产党主要任务、要解决的主要矛盾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形成了“领导-跟随”机制、组织吸纳机制、共识形成机制;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时期，产生了情境同构参与机制。中国式现代化，更加需要共识形成机制，需要建立健全创新孵化机制、政策效果反馈与促进变迁机制——这在根本上由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性决定的。

上述六种机制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逻辑框架。其中，“领导-跟随”机制是统一战线首要的实践机制，是其他实践机制的基石;组织吸纳机制、情境同构参与机制促成了统一战线力量嵌入国家治理体系的格局，能够为认识上的一致创造条件，为统一战线发挥效能提供组织保障;共识形成机制、创新孵化机制、效果反馈与促进变迁机制等构成先后相继、环环相扣的闭环逻辑，是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着力点。

本文在认识论视域中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长时期的整体加以审视，阐述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理论意涵，总结概括党全面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的六种实践机制。但是，一方面，理论总结、概括总是难以全面的，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中统一战线实践将继续发展，统一战线工作必将形成更多成功经验。因此，本文只是一个起点，相关研究有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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