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胡厥文先生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杰出实业家。家国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少年时代，立志“实业救国”;大学毕业，先后创办上海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长城机制砖瓦公司;抗日战争时期，联合同业支援十九路军将士，牵头拆厂内迁，在大后方办厂继续支援前方抗敌;抗战胜利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关键词

统一战线;实业救国;抗战;民建

作者简介

潘真(1964—)，女，高级记者，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曾任《联合时报》总编助理、编委、副刊部主任，《浦江纵横》月刊主笔。

从清朝、民国到新中国，胡厥文先生(1895-1989)一路走来，见证了中华民族漫长、沉重的历史;他本人，则由杰出实业家蜕变为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成了历史的一部分。

在纪念胡厥文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王兆国给予高度评价：“百年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许多志士仁人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愿望，多方寻求探索救国救民之路。胡厥文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1]

家国情怀，贯穿了胡厥文的一生。

始于少年时代的“实业救国”梦

出身于上海嘉定殷实人家的胡厥文，负笈太仓念中学时，得到青年教师的进步思想启蒙。读“禁书”《嘉定屠城纪略》，家乡父老不畏外来强暴的事迹令他热血沸腾。辛亥革命胜利了，他和小伙伴们毅然剪除象征清朝顺民的辫子。

中学毕业，就开始考虑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列强的火车、轮船、飞机、大炮给他的刺激太深了，没有这些中国何以强大?!他决定，学习基础工业中的工业之母——机械工业，将来走“实业救国”之路。如愿考取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后，他选择了机械科，攻读机器制造专业。

那个年代的中国，念得起大学的青年凤毛麟角，北京高等工专毕业生面临很多做官的机会，同学中有当上县长的，有在铁路上谋得“肥缺”的。然而，胡厥文抱定宗旨“一不做官，二不从教”，而要学以致用，终身以“实业救国”为己任。

目标明确，他决心到工厂从最基层做起。在当时国内最大的工厂——汉阳铁厂，厂长按惯例让他任帮工程师(即助理工程师)，他却提出想当学徒工。摆出理由：自己刚出校门，缺乏实践，先得在实际工作中学好手艺，今后才能办实业。

就这样，堂堂大学毕业生放着月薪20元的帮工程师不做，而去了机械股报到，当钳工，月薪11.5元(还得扣除6元饭钱)，每天工作10小时，累得腰酸背疼。后又调到化铁股，高温操作，劳动强度更大，每天12小时，还经常上夜班。他却劲头十足，与老师傅们互帮互学、相处融洽，从夏天一直干到冬天，习得好多学校书本上学不到的本领。

春节，胡厥文回到家乡。岳父告诉他，同济医工专科学校机械、电器、木工三个实习工场的德籍主任回国了，工场亟需管理人员，希望他能接手。天赐良机，正好渴望锻炼管理能力的胡厥文欣然上岗。

有半年多工厂基层经验打底，年轻的胡主任胸有成竹，大刀阔斧地整顿工场。

先是抓纪律。自己每天提前一刻钟上班，等候大家报到，7点准时开工，很快扭转了原先懒散拖拉的风气。电器工场有个高级技师，自恃工场缺他不行，威胁说如非要他每天7点上班就辞职。不料，校长支持整顿工场的举措，批准这名员工辞职。此事无形之中提高了胡主任的威望，使各项工作的推进更顺畅了。

其次是杜绝假公济私。他发现，免费拿工场里的材料做私活，大家习以为常，工人不但给自家做，还给职位较高的教职员工做，这种贪公家便宜的歪风极大损害了学校、教师的形象。他打报告向校方建议，在工场内做私活须统一安排、按工料成本开具发票统一收费。校方采纳了建议。当时，他正好想送一套机器工场模型给家乡的嘉定教育馆，用以启发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便委托工场制造车、铣、刨、钻等各类机床以及蒸汽机、锅炉等全套模型，并照价付款。有一回，校长家里用工场的工料安装火炉却没付钱，他写纸条委婉提醒，校长立即如数补交。工场间照价付款的规矩，就此做出来了。

第三是增加工场收入。学校的实习工场原本仅用于学生实习，不生产任何产品，没有收入，由学校拨款养活。他提出：凭着现有机器设备、技术力量，完全可以造机床。结合实习制造德国精密车床，既可丰富学生在设计、制图、成本核算、节约用料、降低工时和提高质量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又能增加工场收入，逐步实现经济独立。短短四个月后，工场间果真诞生了一台精密车床!以后又陆续造了六台同款机床，为学校创造了可观的价值。

那一段意气风发的岁月，胡厥文作诗为记：

天未破晓着征衣，

踏雪提筐步如飞。

为何冲寒浑不顾?

只缘年少姓名微。

新民机器厂把洋货挤出中国市场

在同济医工专科学校实习工场独当一面的历练，使胡厥文打下了扎实的创业基础。他渴望拥有自己的工厂，早日实现“实业救国”理想。

1921年，这位26岁的创业者不惜悉数变卖祖传的土地，加上亲友资助，在上海虹口一带选址、购地，兴建机器工业厂房，同时向德国订购各种工作母机，招聘40多名职工，并购置20多台设备。

都知道，办机器工业赚钱不易，资金周转又慢。聪明如胡厥文怎会不懂?可他想得更多的是，机器工业能为所有其他工业的发展提供装备，可以说是一切工业的工业啊!他为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取名“新民机器厂”，就是“要走一条兴实业、利民强国的新路”。

次年元旦，新民机器厂正式投产开工。起步并不顺利。新民厂的主营业务，原是为纱厂维修机器、生产零件。维修中却遭遇种种刁难，而本身不景气的纱厂对零件的需求量也不大。胡厥文果断另辟蹊径，转向设计和制造机器。

想造彩色油墨机，没有图纸，也没有师傅教，怎么办呢?胡老板竟变身为“工业间谍”——设法潜入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工厂，偷偷靠近一台德国制造的彩色油墨机，心摹手追，回家仅凭画下的机器外观，反复琢磨内部结构……到底是机器制造专业的高材生，经过多次试制和修改，居然造出一台性能良好的彩色油墨机，填补了一项中国机械工业的空白!

从此信心倍增，一发而不可收。新民厂顺应市场需求，不断开拓业务，研制出不少新机器，逐渐积攒起信誉和市场。

胡厥文的实业家生涯与众不同，办企业、个人发展、富国利民三者在他心里始终是密不可分的。他提出“外国能造的，新民厂也能造”。

某日，新民厂对面英道洋行投资的蓝格子木行经理到访，四处转悠后说：“我们木行里倒是需要许多机器，可惜你们厂造不出来。”

胡厥文闻言，盯着他追问：“你要什么机器?我们都可以造。”

“我想要一部大型立式锯木机，你能造出来吗?”

“这样吧，我不要你的订金，机器造好后，我们负责为你安装……如果试用下来，效能和你那里的洋货一样，你可以照洋货的八折付款;用下来不行，就把这台机器砸碎了还给我。你看怎么样?”

对方从没遇见过如此自信的老板，而且开出的条件如此优惠，便当场签了约。

签约的事在厂里传开了，工人们纷纷说要好好干、为中国人争口气。结果，新民厂的大型立式锯木机性能极佳，日产量比进口机多5%，耗电量却少20%。木行经理心服口服，后来又陆续在新民厂添置了圆锯、断锯、行车及花边、插槽、吸木屑等设备。

追求新奇的胡厥文，就喜欢做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新民厂简直像一个研究机构，始终在创新之中，客户需要什么，就能造出什么。

附近有一家义昌橡皮物品制造厂(正泰橡胶厂前身)，原先机器都是从日本进口的，新民厂承揽该厂机器的修配和增添后，在国内最先仿制成功日式轧胶机、胶鞋车、模子等，促使国产橡胶机取代了东洋货，上海的橡胶工业因此迅速发展起来。新民厂还生产过八部精密度较高的绕钨丝机，性能可与进口货媲美，成本和价格却仅为进口货的四分之一。新民厂为大中华造船厂造过船用蒸汽机，仿制过多种柴油发动机，其中一款德式小型高速柴油机售价仅为德国货的一半，最终把德国货挤出了中国市场。

新民厂的产品品种多、批量小，以质量上乘、价格低廉驰名海内外。连南洋一些华侨厂商，也慕名前来订货。

胡厥文继而又建起合作五金厂、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等，摸索出机器工业与日用品相结合的道路，以机器制造工业武装日用品工业，以日用品工业开拓市场，发展生产。

1927年，上海机器制造业同业公会成立，胡厥文以其在业界日隆的威望被公推为主任委员。他的活动范围，从自己的工厂扩展到整个上海工商界，率领大家共同探索“实业救国”，前后长达10年之久。

为抗战奔波，蓄须明志13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同胞惨遭日寇蹂躏。胡厥文的嘉定小老乡、画家沈逸千绘《陷贼女图》，向他索题。他愤然题下：

不谓贼临门，

我父遭迫逐。

姊为釜底鱼，

我为俎上肉。

日本悍然入侵中国，破坏了胡厥文事业蒸蒸日上的势头，却激发了他抗战卫国的拳拳之心。

日军打到上海闸北、江湾、吴淞，蔡廷锴将军率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听说十九路军拿老式的汉阳造“七九”步枪对抗日军新型重武器，且弹药匮乏，胡厥文立刻联系驻守在吴淞口、虹口和闸北一带的十九路军熟人，并临时召集同业公会会员大会。

会上，他动情地说：“十九路军将士为保疆土而舍去身家，我上海人自应毁家纾难，与十九路军同生死共患难。我辈是搞机械工程的，理当制造军器供应将士们杀敌。”这番动员，赢得会员们的共鸣，大家研究如何进行弹药生产。小车床、钳工台等各种加工工具被运到南市，建立起临时工场，委托中华铁工厂组织生产。工人们日夜轮班，赶制手榴弹、地雷和穿甲弹。同业公会还组织40多名翻砂工人支援上海兵工厂承制迫击炮弹，使该厂日产量骤增五倍。随后，又响应“妇女捐助军用服装会启事”，筹集了大批慰军衣物、食品。

在工商界，有钱人听说要打仗了，大多会想到找个安全的地方躲避战乱，保护好自己和家人。像胡厥文这样临危非但不退缩，反而挺身而出、振臂高呼的极少。他全身心投入抗日救国，天天不是在同业公会就是在厂里，还要帮助逃难的亲友，废寝忘食忙得没空剃胡子，很快胡子满腮乃至长须飘拂。同仁打趣道：“要当‘美髯公’?”他肃然捋捋长髯，答曰：“蓄之以记国难，等赶走了倭寇时再剃须。”从此一任胡子疯长，人们渐渐习惯了这位年方37岁的“美髯公”。

上海沦陷后，新民厂无法继续制造承接的油桶、油池等备战物资，胡厥文决定把这些业务转移去香港。可当时他已是上了黑名单的抗战分子，长须可是暴露目标的标配。怎么混过轮船码头的搜查顺利上船呢?朋友出主意，让他假装下颚受伤要去香港求医，用白毛巾把胡须全包起来。就这样，包着下颚的“美髯公”混在各色人等中，乘船安抵香港。

发动对华全面侵略后，日寇看准了我国工业布局的致命弱点——新式工业基本集中于东部沿海沿江地区(上海更是集中了全国31%的工厂，达1235家)，计划进攻这些地区，以迅速摧毁我国的抵抗能力。

眼看要当亡国奴，胡厥文疾呼：不能重蹈1932年淞沪抗战的覆辙，必须赶在日军到来之前，把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国防上可利用的、民生所必需的、可在后方培植工业中心的和保护资源免遭敌人利用的工厂设备拆迁到西南、西北地区去，在内地建立新的工业基地，以利保存实力，持久抗战。这一设想，与当时想来上海做内迁试点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主张不谋而合。

可是，不少资本家瞻前顾后，舍不得离开上海，指望躲进英法租界避风头;而有的小厂根本无力承担内迁的费用。胡厥文及时召开上海机器同业公会执委会，作“工厂拆运内迁，共赴国难”动员，并当场表示率先将自己的工厂迁往内地，带动了好几家工厂表态。内迁路途遥远，盘缠是燃眉之急。因战事影响，许多工厂已停产多时，应收账款也收不到，有的连日常开销都捉襟见肘。胡厥文亲赴南京，游说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争取到了56万元补助迁移费。他又和同业公会干部冒着酷暑，日夜奔走在各会员工厂之间，耐心说服厂主。十多天后，决定内迁的上海私营机器厂超过了100家。

上海工厂联合会迁移委员会成立次日，日军就开始全面进攻上海。内迁工厂的老板与工人们一起，冒着生命危险拆装、搬运机器设备。两周后，21艘木船满载机器设备和物资，连同各厂职员、家属及160余名技工，顶着敌人的炮火，驶离苏州河，开始了艰险的内迁征途。胡厥文麾下新民、合作两厂的机器设备运到武汉，立即在预先租下的厂房内安装调试，恢复生产，成为首批开工的内迁厂家。两厂承接了大量的军需物资订单，有力支持了抗日前方。

内迁途中，历经千难万险，民生轮船公司16艘货船被炸沉炸毁，116人献出生命。最终，146家工厂、1.46万吨物资和2500多名技术人员，涉及机械、造船、纺织、炼钢、化工等重要行业，完成了这场空前绝后的民族工业大迁移。这些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

内迁成功带给胡厥文的成就感，足以抵消所有的辛苦劳累。沈逸千作《群马图》，万马奔腾的场面击中了他的心。他挥笔在《群马图》上题诗，形象总结内迁壮举：

朔风凛冽天初明，

群骥奔腾万里情。

丹毛动，白鼻鸣。

壮心天赋予，

千古此长征。

除了蓄须明志，他还找来一枚大炮弹头，写下“抗战必胜”，摆在写字台上。后来办新民机器厂湘厂，他又在自家门前的甬道上，用湘江的鹅卵石镶嵌了“抗战必胜，建国在政，民生惟勤”12个大字。

终于迎来抗战胜利的那一天，胡厥文欣然剃去留了13年的“抗战胡子”。拿着手中的美髯照和去髯照，他冒出个新创意：把前后两张照片摄在一起，看着像“父子昆季照”，戏称“二我合影”。他又乘兴写下乐府长诗《薙髯乐》：

悒悒十四载，一夕去长髯。吾髯何时长?敌氛方炎炎。

吾髯何时去?敌焰已消潜。九一八、一二八，敌据三省窥冀察。野心未戢再兴戎，侵吾淞沪肆贪滑。守土将士愤填膺，问天无语泪盈睛。矢坚贞，怒鸣钲。一片江潮杀倭声。吾心跃跃如花放，勇为见义宁多让。搜罗机械汇江南，集合同行与巧匠。地雷水雷手榴弹，劳形日夜成巨量。送军前，与敌抗。如醉痴，须髯长。

或怪吾于腮，吾云剃除还待失地恢。七七难忘事变起，八一三后战云开。万众流离两都陷，半生事业付尘埃。

长城砖厂首遭毁，石城黄渡剩殘灰。新民合作内迁存无几，重营湘桂两厂去岁再逢灾。抗战何时已?拂掉费疑猜。原子弹炸惊天末，真理战胜欢声动地来。昔年敌阀昂头笑，今日酋皇俯首哀。雪耻欢难已，除鬍亦快哉!有酒方新醅，愿与诸君狂饮三百杯。共庆和平彼岸同登乐，尤喜老大离乡少小回。

剃了胡子的胡厥文赶去开会，同仁们久候不见他的人影，直到看见他的拐杖，才发现人早已坐在会场里了。回家，夫人第一眼竟也认不出年轻的“去髯公”。大家开怀欢笑着，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

创立民主建国会，与中共肝胆相照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前途和命运的抉择。胡厥文意识到，工业界单靠办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敢于站出来发表政见，挽救自己的命运，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络工商各界，为民主建国而奋斗。

胡厥文在重庆见过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共领导人，听他们分析中国和世界形势，讲解党的建国方针政策。他后来在多个场合谈体会：“马克思主义我不懂，但共产党主张民主，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吸引了我。我原以为共产党同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势不两立的，但后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不惧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而且可以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2]

他与黄炎培商谈建立政治团体，认为工商界不能只埋头搞实业，还必须有一个自己的政党，取得应有的政治地位，工商界目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不多，且大都不擅长搞政治，要成立自己的政治团体，还必须联合社会上对政治研究有素的人士参加，把民间力量扩大起来，才能相得益彰。他俩商定，邀请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人参加筹备工作。在三个多月里，他们召开了24次筹备会议，完成了文件起草、人事协商等各项工作。

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爱国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自己的政党——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诞生了。《新华日报》专门报道了民建宣告成立的消息。

由于民建提出的政治主张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治纲领精神相契合，民建从发起筹备到成立，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派员和民建保持经常性联系。民建成立后，以民主与建设为宗旨，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积极投入爱国民主运动。

从当年新华社的报道可见，胡厥文对局势充满忧虑，也因此深感责任重大。

【新华社延安九日电】沪联合晚报五月二十八日载：民族工业家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对该报记者谈目前工业界的苦闷称：抗战期间，迁川工厂三百余家，辑转流蓄，损失惨重，仅在湘桂带即损失百二十万万元。胜利后，政府只允补助百分之一，现各厂因经济因难，只迁回一小部分，而原厂址多已毁损，无法复员。留川工厂则多变卖机器维持，精疲力竭，情况至惨。……胡氏继又感慨地说：“我办了三十年工厂，从没有碰到这么多因难，在抗战中什么苦也吃够了，总有一个目标，为了胜利，所以还有勇气战胜一切因难。现在感到八年的心血完全白花，苦也白吃了。”最后胡氏提出目前工业界赤忱希望称：“只有内战快些停止，多年来的苦难中国，这一点薄弱的工业基础，已经快消灭了，再打内战，这点基础就更扫荡无存。只有不打内战，政治民主化，才谈得到经济民主，才谈得到工业化。”①

那一年，胡厥文被推举为“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组织赴南京请愿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代表团”成员，同时冒险坚持参与领导民建活动。稍后，民建被迫转入地下，他在上海创办掩护组织活动的“中国工业月刊社”，领导民建的地下工作。地下活动地点经常变换，忽而在盛丕华经营的红棉酒家、上元公司，忽而在胡厥文、包达三、王艮仲等人住宅、同业公会会所。民建会员还以“星五聚餐会”名义秘密联络，交流情况、商讨工作。

【新华社陕北二十日电】沪报讯：沪工商界马寅初、俞澄寰、盛丕华、孙晓村、章乃器等百余人，于上月二十二日举行“当前社会危机检讨会”。由胡厥文主持，章乃器逐条宣读检讨大纲后说：“我们中年人再不说话，难道真的把一切说话的责任交给青年人吗?”②

1948年2月，黄炎培、胡厥文等携眷游杭州超山，在宋梅下合影。照片未及记录一个细节：胡厥文用砖片在地上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以寄托心声。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人民“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3日，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盛丕华等在沪秘密举行民建常务理监事会议，一致赞成中共“五一口号”，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被视为民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49年9月，胡厥文代表民建界，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选举产生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平生第一次直接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他沉浸在从未有过的幸福感之中，又被使命感压得肩上沉甸甸的。10月1日，政协全体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亲眼目睹象征中国人民胜利和团结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想着中华民族百余年来蒙受的耻辱终于洗净，从此再不受人欺负了，胡厥文的眼睛热了、湿了。不久，他在三弟胡叔常的画作上题诗，直抒胸臆：

秋山红叶斗霜妍，

锦绣江程意洒然。

新国光芒千万丈，

何愁蜀道上青天。

巫峡云何在?

啼猿谁则闻?

钟声帆影丽，

晓旭靖妖氛。

新中国的诞生，激励了胡厥文“实业报国”的赤子之心。一向不看重金钱的他，可以变卖祖上遗产创业，可以把嘉定祖传基业古花楼捐给县人民政府，当然也舍得把含辛茹苦办起来的工厂交给国家。1953年10月，新民机器厂成为第一批公私合营厂。先后兼并24家工厂的新民厂，主动承担了官厅水库、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和福建上猫水库等大型重闸门启闭机的生产任务，获国家嘉奖。到1957年，新民厂已发展成以生产动力机械设备为主的机械工厂，自行设计生产了400匹马力蒸汽机，试制了小型汽轮机，被上海市政府批准为汽轮机制造专业工厂。1958年，新民机器厂开始扩建，同时，试制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台3000千瓦汽轮机，并推广生产。出自新民厂的各种汽轮机，装备了全国几十个中、小型电厂，对中国电力工业发展贡献巨大。

胡厥文担任过民建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和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其位谋其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始终做得很出色。

“二胡一响，必有戏唱”，讲的是民建中央主席胡厥文、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子昂联名写提案促就业的故事。历经十年浩劫，我国经济濒临崩溃，劳动就业渠道狭窄，包括回城知青、留城待业青年，全国有2000多万青年找不到工作。1979年，“二胡”联袂82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关于广开就业路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有关政策和办法相继出台，各地想方设法广开就业门路，当年全国安排的就业人数达到900多万。到1982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把以前积累下来的待业青年基本安排完毕。

那年1月17日，先有过一场著名的“五老”火锅宴，即邓小平邀请“机械大王”胡厥文、“钢铁大王”胡子昂、“纺织大王”荣毅仁、“猪鬃大王”古耕虞和“水泥大王”周叔弢等民建、工商联领导人，商谈对外开放和吸收外资问题，并就经济建设中如何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征询意见。座谈无拘无束，气氛热烈。20天后，胡厥文递交了《关于怎样调动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意见》。开头写道：“我这个饱经旧中国忧患痛苦的老人，又经历了林彪和‘四人帮’祸国殃民的前后对比，更是无比感奋，心潮澎湃，千思万想，只求如何为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竭尽心力，协助党和政府把工商界的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为这个伟大目标服务。这是我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一个爱国工商业者的光荣和幸福。”[3]369接着，提出“原工商业者的技术专长不能发挥，统战部投降主义帽子没有摘掉，工商界心有余悸”“挖掘人力潜力，光靠统战部和民建工商联来做是不够的，需要党政主管部门共同来做”等具体意见，以及实行领导干部、职工和工商业者三结合，把工商界一切积极因素统统调动起来，所有的“明力”和“潜力”统统发挥出来的建议③。

正当他思考如何落实邓小平提出的“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准备去上海组织试点时，医生告知他的胃部有癌变，他坦然接受，留在北京积极治病，希望能争取三年时间，完成小平同志交给的任务。同时约见来京开会的上海、江苏民建工商联同志，提出“现在正是工商界为国家经济建设做贡献的千载难逢的黄金时代”，消除大家的顾虑，勉励大家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手术后不久，他利用到南方休养的机会，专程去常州考察，回京给邓小平、陈云、胡耀邦写信，报告那里工业发展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胡耀邦在信上批示：“厥老从考察常州市工业入手，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些好意见，指出了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厥老是党外人士，年近九十，关心国家兴旺发达之心，溢于言表，尤其值得我们重视。”[3]373

1985年，中国民主建国会40周年大庆，九旬胡厥文赋诗：

茑萝附乔松，生死相与共;

同建千秋业，前路自从容。

百折不知返，恢恢见大功;

我年尚未老，奋发犹若童。

好一个“尚未老”“犹若童”的“90后”!

“茑萝附乔松”，典出《诗经·小雅·頍弁》中的“茑与女萝，施于松柏”。茑与女萝，均为攀援植物，多附生于松、柏等乔木之上。在另一首五绝《长期共存》中，胡厥文也用了此典：

党派今何似?长松附茑萝。

百年生死共，痛痒互搔摩。

以“茑萝附乔松”“长松附茑萝”，譬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唇齿相依、相互依存。

直到生命谢幕前夕，厥老还惦念着国家大事。

家国情怀，贯穿了他的一生。

[注释]

①新华社，1946.6.9电，见上海图书馆馆藏报刊资料。

②新华社，1947.6.20电，见上海图书馆馆藏报刊资料。

③参见《疁城文博》第四十六期第二版“我的父亲胡厥文”，作者为胡世华。

[参考文献]

[1]胡世孚.纪念我的父亲胡厥文[M].上海：百家出版社，1998：1.

[2]孙起孟.矢志为公律己从严———深切怀念胡厥文同志[N].人民日报，1989-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