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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霞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冷雪雁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硕士研究生
摘 要
突破对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家认同的整全型认知,以国家认同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类型细分为主线构建分析框架,以“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数据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对该群体的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促进作用,但不能促进该群体的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少数民族群体对“普惠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该群体的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作用,但少数民族群体对“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不具有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论争,可为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精准发力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关键词
国家认同;少数民族;社会保障制度
阅读导引
一、社会保障满意度能否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相关理论及论争的文献综述
二、理性赞同、情感归属与身份确认:国家认同的三维面向及其形成逻辑
三、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变量操作化
四、统计分析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相关讨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时代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国家建构与国家认同高度相关,也自然成为近年来国内政治学研究密切关注的理论与现实议题。
认同性危机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时遇到的第一个阻碍,培养超越族群文化差异的共同体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认同具有层次性和情境性,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民族文化身份有其原生性,少数民族群体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在其成长过程中与生俱来的。因此,国家建构的中心任务,就是协调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关系,避免国家认同为民族认同所弱化。国家认同的层次和序位必须高于民族认同。
那么,如何处理各族人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增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呢?学者们从现代国家的概念中寻找到了共识性答案。现代国家不同于古代王朝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国家内的居民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现代国家从“王权国家”变成了“人民国家”,形成了一个由所有公民组成的基于政治原则和平等制度的统一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权,本质在于公民权利的保障。因此,现代国家的构成要素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结构,一个是国族共同体(nation),另一个是国家政权组织(state)。构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也对应着有两种逻辑:文化逻辑和政治逻辑。文化逻辑涉及国家共同体的建构(nation-building),重要任务就是塑造人们的共同身份或培育塑造共同的认同,本质在于强化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习俗而形成的国族认同。政治逻辑涉及国家政权组织的建构(state-building),任务是建立一个能够履行现代国家基本职能的政府,本质在于国家在以宪法为中心的制度框架下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体现,理应成为促进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的重要支撑。但是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由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较为复杂的关系,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其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较强复杂性和广阔讨论空间的议题。在现实层面,对于拥有超过1亿少数民族人口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我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任务仍然繁重而艰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依然是国家建构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少数民族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以全面深入分析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细致联系为基础,锚定少数民族社会保障制度及相关政策靶向,精准提升社会保障制度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的支撑作用,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任务的应有之义。
一、社会保障满意度能否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相关理论及论争的文献综述
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公民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满意度对国家认同有着正向影响。依据上述研究,少数民族社会保障制度满意度的提升可以增强国家认同。但是,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在促进国家认同方面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因此,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是否对国家认同具有促进和支撑作用仍需深入分析与澄清。
(一)治理绩效巩固国家认同的理论共识
国家治理绩效支撑巩固共同体成员的国家认同是讨论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经典理论逻辑。许多学者均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公众对治理绩效的认可是其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
在具体的实证研究领域,在经济与公共服务层面,许多学者认为政府整体的经济表现越好,公民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预期越积极;国内不同公民间收入差距越小,公民对政治体系的信任感越高。王明珂将族群认同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之中,分析了具体场景下族群之间对资源的争夺和分配,国家所提供的资源对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由此,国家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少数民族对政治体系的态度就越积极。在政治层面,学者们普遍提出制度设计、制度运行、政治制度优化和改革是影响国家认同的基础性要素。有学者指出,民族制度是影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关键。民族制度主要可以分为“同质化模式”“多民族联邦制”和“泛国家认同模式”,不同模式的选择会影响到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也有些学者提出,民主制度特别是比例代表制和议会制可以促进政治的包容性,从而有利于政治整合,但是,多元化的政党体制也可能导致政府的不稳定从而降低国家认同。在文化层面,许多学者认为,国家对民族文化的整合模式与整合程度会影响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总的来说,国民在各国内部所享受到的共同文化与共同价值观范围与深度愈大,则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认同感也愈强。此外,学界还从少数民族群体的个体特征、群体属性、所处的时空环境等方面分析讨论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限于篇幅与研究主题,在此不作赘述。
(二)满意度与认同感: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的理论论争
纵观相关研究,在宏观层面,国家治理绩效能够支撑并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这一理论观点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性结论。但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是否必然存在支撑与增强的关系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增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一方面,有学者根据交换理论的原则提出,国家的治理绩效越高,提供的资源越多,个人和团体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认同作为回报。威默提出,公共物品的包容性提供有利于国家获得跨族群的认同。谢和均等人在研究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过程中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五保补助和国家扶贫政策五大因素,亦即“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经济福利权利”成为建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认同进而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从认同的主体来看,客观的绩效需要经过主体的主观评判才能转化为认同。根据主观福利理论,与客观的福利指标相比,个体对自身福利状况进行的主观评价,更能反映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个体的福利状况。学者们研究发现,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越高,其对国家的认同度也就越高;民众对政府绩效的主观感受会对其政治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国家行为若能与公众喜好相符且达到其预期,则公众对于国家之态度较为正面;其中,对民生福利的主观评价在政治信任的提高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且,这种提升作用更多地基于对过往表现的满意度,而非对未来的信心。据挪威国民调查资料显示,国民对于基本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对于政府机构信任程度就越高。上述研究都为少数民族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正向关系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层面的证明。
然而,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正如林茨所说,有效性不等于合法性。有些时候,人们对政策本身很满意,但是并不会因此增强对国家的认同。一方面,对政策本身的“特殊性支持”不一定能成功转化为对国家的“弥散性支持”。有学者经过分析后发现,美国农民虽然对联邦的农业援助很满意,但是并未因此对国家有更积极的看法,因为党派意识会调节农业援助满意度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政策结果的归因也会影响到社会保障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反馈效应,如有研究者从传播学视角提出,信息不足、公共政策的解释对普通公民的感知、解释和认知捷径的塑造、改变或创造,都会影响这一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反馈效应。有研究发现,取消义务教育学校收费虽然可以改善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但是并没有改善民众对地方政府的态度,因为民众容易把成功的原因归于中央政府,而把失败的原因归在地方政府身上。
另一方面,即使对政策的满意度可以转化为政治认同,但是也不一定能够在总体上增强国家认同。人们可能在理性上认可国家,但是在情感上疏远国家。有学者研究发现,美国福利和医疗保险实行重大改革后,民众的政治态度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在获得社会保障过程中,与政府的互动所产生的不舒服感会削弱他们的情感归属。还有学者基于中国新农村养老金计划的研究显示,尽管领取社会福利显著改善了个人的幸福感,但是并没有增强他们的国家认同。
上述理论论争显示,关于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理论议题还有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分析,需要更为细致的解析与探讨。鉴于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家认同均为包含多个面向和维度的复合型社会现象,而既有学术研究对二者关系的讨论大多将其作为整全式概念纳入理论议题。因此,本文尝试对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家认同进行类型学分析,以概念细化为核心思路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回应学界对此议题的理论论争,力争深化并拓展对于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心理的理论观察。
二、理性赞同、情感归属与身份确认:国家认同的三维面向及其形成逻辑
国家认同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强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国家共同体可分为公民构成的“政治和法律共同体”与同胞构成的“历史命运共同体”两类。“认同”的概念也可区分为两个方面:归属方面的认同与赞同方面的认同。总的来说,国家认同可以区分为对“政治和法律共同体”的“理性赞同”和对“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情感归属”。在影响因素方面,国家认同是原生性与现实性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国家认同概念的复杂性与影响机制的多样性,决定了研究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的影响,应该寻求更为细致的解释路径。
(一)社会保障满意度应是少数民族群体理性赞同的强大支撑
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提升可以增强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理性赞同。具体来说,经济理性人假设认为,个体在行动和决策时完全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则。该理论包含两个核心要点:首先,个体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即其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具有自利性;其次,个体是完全理性的,他们可以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优化选择所面临的机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式。由此衍生出的交换理论、期望差异理论等假说都认为,给予少数民族群体更多的利益可以获得其更强的国家认同。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理性赞同层面有着鲜明的政治性,着眼于公民政治取向的赞同与否,指的是公民对国家政权系统的同意、赞同、支持。国家政权系统及其国家制度安排是国家认同的对象。在此语境下,公民被视为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而国家则是一个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治组织。公民与国家的关系被视为交换关系,也就是国家以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方式,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保护,以此来换取公民对国家的承认与支持。这一观点强调的是理性赞同的场景性、不稳定性和成员的理性选择。在理性赞同的构建过程中,利益是个人和群体选择认同的指南针。因此,在这一层面上,提高少数民族群体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可以增强其对国家的理性赞同。
(二)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少数民族群体情感归属的低度关联
虽然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提升可以有效增强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理性赞同”,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有效增强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情感归属”。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情感归属层面有着较多的历史文化属性。情感归属层面的国家认同强调的是个体对自身独特属性的确认以及对自我归属的确定,“历史文化共同体”是情感归属的对象。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而言,民族建构先于现代国家建构,因此,少数民族群体对自己所属族群的情感归属是原生性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情感归属来自先赋、原生的情感,更多地与生物性和文化性这些相对稳定、依靠传承而延续的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在短时期内很难随着社会境遇的变化而产生较大的变化。想要建立起少数民族群体对整个国家共同体的情感归属,则需要超越族群身份,建立起他们对整个国家领土、国家历史、国家文化和祖国同胞等基本元素的认同,即建立起他们对整个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因此,增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情感归属需要给予主观因素如集体记忆、传统、价值、情感、神话、符号和象征等以更多的重视,通过大众传媒、公共教育、文化传播、节日仪式等手段进行建构。根据以上分析,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情感归属主要与文化性因素相关,而与理性交换因素相关性较低。从这一逻辑来分析,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的提升并不能有效增强其对国家的情感归属。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不同方面的影响不同。
假设1.1: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正向影响其对国家的理性赞同。
假设1.2: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不能影响其对国家的情感归属。
(三)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少数民族身份确认的复杂联系
公民身份被界定为国家共同体的成员身份资格,核心是“权利”和“义务”,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拥有某一国家的公民身份,就会被认为是该共同体的成员,承担相应的义务,享受相应的权利。在多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可以建立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纽带,从而包容不同民族间的异质性要素,有助于国家的整合。
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一套在不断演进中逐渐完善的复杂体系,既包括对贫困线下低收入者或者受灾害影响生活困难者的无偿物质援助,也包括国家对社会全体成员物质与精神生活等方面福利保障的完善与提升。其中,前者的主要目标是向社会中相对贫困者提供救济,维持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因此被称为“救济型社会保障”;后者的保障对象为所有劳动者,具有强制性、社会性和福利性,旨在惠及全民,因此被称为“普惠型社会保障”。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置理念不同,因而,不同类型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的影响应有所不同。“普惠型社会保障”是基于公民身份对国家内全体公民权利的保障,在这一类型的社会保障模式下,各民族相对于国家的关系是通过“总体交换”的形式相联系的,通过这一模式,少数民族群体与国家内其他成员形成了一个共同体,由共同的利益和权利连接,从而促进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感。由此,“普惠型社会保障”更能增强少数民族群体与国家的联系,增强其公民体认,提高其对国家的认同感。
相对而言,“救济型社会保障”对少数民族群体的整合作用则比较有限。“救济型社会保障”遵循的并不是“公民身份”逻辑,而是“需求逻辑”。在少数民族群体接受这一类型的社会保障时,其对自身的定位并不是“国家共同体的成员”,而是“被救济者”。此外,“救济型社会保障”的领取资格也是十分严格的,往往伴有羞辱的社会烙印。因此,享受相应的救济可能会凸显他们与国家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不同,从而影响其对国家的情感。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不同。
假设2.1:少数民族群体对“普惠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正向影响其国家认同。
假设2.2:少数民族群体对“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不能影响其国家认同。
总体而言,本文力图在对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家认同内部构成进行细分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对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三、数据来源、研究方法与变量操作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根据核心研究议题以及前文提出的研究假设,利用SPSS20.0软件进行分层回归分析,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首先,对核心变量进行基本的描述统计分析;其次,本文分别以少数民族总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为自变量,以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和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研究假设1;最后,本文以少数民族对普惠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和对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为自变量,以总体国家认同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研究假设2。其中,为进一步检验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本文对数据库中的非少数民族成员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作为对照组以比较分析少数民族成员与非少数民族成员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的差异。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上述统计分析均将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主观阶层认同作为控制变量,并通过VIF值对模型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本文对核心变量的操作化过程如下:
(一)因变量:国家认同
关于国家认同的衡量,国内外的研究较为成熟。在国外,“国家认同”这一主题已被许多大型的社科调研纳入问卷之中。比如,世界价值观调查(WVS)、欧洲晴雨表、国际调查项目(ISSP)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等国际性调查中都有针对“国家认同”的测量。另外,很多国内外学者基于各自研究对象和研究主题,从不同视角对国家认同这一概念进行了操作化。
1.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的测量
理性赞同这一测量视角,主要是指通过测量被调查者对于自己所归属的政治共同体治理进程中所取得治理绩效的判断,从而测量调查者对于政治共同体是否认同。例如,国际调查项目通过询问受访者对所属政治共同体在各个领域的表现评价来测量其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包括民主运行方式、在世界上的政治影响力、经济成就、社会保障体系、科学技术成就、体育成就等。另外,我国学者刘涵慧对大学生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也是运用这一概念操作化的方法,从民主运行、政治影响和社会安全这几个特定方面对国家认同程度进行检验。也有学者将国家能力(主要指各国处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以及应对灾害和危机的能力)视为国家认同的重要部分。
总的来说,民众对国家的理性赞同对标的是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包括了对国家组织机构工作的评价、对国家政策绩效的评价、对国家体制制度的评价等。
2.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的测量
心理学家米勒提出,身份的实质并不只是心理现象,同时也涉及“群体”这一概念。认同,就是把自我看成群体中的一分子,是自我概念的扩展,这是认同的核心。归属联系视角则通过追问受访者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义来判断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认同感水平。世界价值观调查在测量国家认同时采用了这种方法。以2017年WVS在中国大陆的调查为例,该调查在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对以下几个身份归属的看法:“将自己视为全球公民;将自己视为本社区/村庄的成员;将自己视为中国公民;将自己视为亚洲公民;将自己视为自主的个体。”问卷采用“我非常同意,同意,不同意,非常不同意”李克特量表四级量表进行设计,探讨被调查者对自身归属感的感知程度。国际社会调查项目1995年及2003年的调查中,还通过对被调查者对“我更愿意做XX国公民而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这一表述的观点来测量受访者对国家的认同程度。此外,个体与国家的情感联系也是考察国家认同的重要维度。世界价值观调查通过对被调查者“你作为XX国人的自豪程度”的调查来测量受访者的国家认同感。有学者在实证研究中通过询问被调查者“当您看到国旗、国徽时,容易想到这是国家的象征吗”来测量被调查者的国家认同感。有学者通过调查受访者听国歌后有无激动情绪,来衡量被调查者国家认同的程度。国际社会调查项目通过询问受访者“有关X国有些事,让我觉得自己身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很惭愧”来衡量其国家认同。可见,对国家认同的测量和操作化模式会因研究者学术兴趣和研究议题的差异而略有不同。
综合国内外学界对国家认同的测量,本文以CSS2021数据库相关题项为基础,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和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进行测量,具体操作化如表1所示。在统计分析中,本文对各题项的得分进行加总处理,形成“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变量和“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变量,以及“国家认同”变量。
(二)自变量:社会保障满意度
社会保障满意度体现了公众对于国家社会保障供给的质量评估,涵盖了对于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就业保障、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诸多方面。因此,本文选取CSS2021数据库中的6个题项来测量少数民族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具体题项如下:“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政府提供的下列社会保障状况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分表示非常满意”,具体题项如表2所示。
3.控制变量
本文将性别、年龄、户口、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与主观阶层地位作为控制变量并纳入回归分析模型。在人口特征的控制变量中,本文对性别、户籍和宗教信仰变量进行重新编码,将“男”重新编码为“1”,“女”重新编码为“0”,即以女性作为参照组;将“城市”重新编码为“1”,农村重新编码为“0”,即以农村作为参照组;将“有宗教信仰”重新编码为“1”,“无宗教信仰”重新编码为“0”,即以无宗教信仰为参照组。
四、统计分析结果
(一)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分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CSS2021数据库。由于研究的需要,本文筛选了其中少数民族样本,并在数据处理的时候对缺失值和无效值用随机插补的方法进行了填充,最终的有效样本量为897。具体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此外,本文对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都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具体见表4所示。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受访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总体认同、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和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总体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受访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的情感归属在个体之间差异性不大,而对国家的理性赞同在个体之间差异较大。在社会保障满意度上,受访少数民族群体对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的满意度较高,平均值分别为6.66和6.60;对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的满意度则相对较低,分别为4.54、4.93和4.69。
(二)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回归分析考察受访少数民族群体对不同类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度的影响。为进一步验证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影响机制的特殊性,本文以非少数民族群体组为对照组,对少数民族群体组和非少数民族群体组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以对照不同组别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所有模型均控制了性别、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和主观阶层地位等变量的影响,以社会保障满意度为自变量,以国家认同度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模型中的VIF值均小于5,表明本文所关注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突出。“非少数民族群体组”和“少数民族群体组”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和表6。
非少数民族群体组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首先,模型2中的“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非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影响其对国家的理性赞同,非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越高,其对国家的理性赞同也越高。其次,模型4中的“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变量也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非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影响其对国家的情感归属,非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越高,其对国家的情感归属也越高。第三,模型5和模型6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均可显著影响非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非少数民族群体对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满意度越高,其对国家的认同感也越高。
从少数民族群体组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群体组与非少数民族群体组的回归分析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这说明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在少数民族群体这一组别中存在更为复杂的机制。
首先,模型1和模型2以“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为因变量,以“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为自变量。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2中的“总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可以显著影响其对国家的理性赞同,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的满意度越高,其对国家的理性赞同也越高。
其次,模型3和模型4以“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为因变量。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4中社会保障满意度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在统计学意义上没有显著作用。
第三,模型5和模型6以“总体国家认同”为因变量,以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为自变量,根据统计分析结果,不同种类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国家认同度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养老保障满意度和医疗保障满意度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其他种类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少数民族群体对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类的“普惠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总体国家认同具有正向影响,但是对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类的“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总体国家认同在统计学意义上没有显著作用。
上述统计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前文理论分析部分提出的研究假设。
五、研究结论与相关讨论
社会保障制度与国家认同均为内涵复杂的概念体系,这使得少数民族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有无或是否的简单理论命题。本文力图在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国家认同内部进行细致分类的基础上,探讨少数民族群体对不同类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与不同维度国家认同之间更为细致的关系,力争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理论界关于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论争。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并在具体政策实践领域提出可供进一步讨论的相关建议。
首先,从国家认同的不同层面考察,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其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不具有影响力。上述研究结论进一步证明,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心理,国家认同包含理性赞同和情感归属两个内在组成部分。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这两个内在组成部分的生成机理并不相同。与少数民族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理性赞同型的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作用,在一定层面上体现了个体经济理性人的特征。然而,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则更多根植于民族的集体记忆、文化传统以及自我认同等,其生成机制并非以“期待—交换”为核心的理性经济人逻辑可以解释。因此,少数民族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与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并无紧密联系。
其次,从社会保障不同类型层面考察,少数民族群体对“普惠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对“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不具有影响力。如果按照制度设置目标来划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大致分为普惠型和救济型两大类型。普惠型社会保障与公民身份密切相关,是对拥有国民身份的成员“社会权利”的保障,在理论逻辑上更能增强共同体成员的感知,也必然与国家认同具有更为紧密的联系。相对而言,救济型社会保障则与个体在社会体系中的弱势地位相关,在心理层面更容易映射其自身与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差异性,而非共同性,自然与蕴含共同体意识的国家认同心理关联度较低。
再次,与非少数民族群体相比,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和“非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关系有所不同。非少数民族群体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两种类型的国家认同均具有正向影响。而少数民族群体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则仅对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具有正向影响。这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争论。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如果突破社会保障和国家认同的整全式概念分析,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理论关系将有更为丰富的呈现。考察两个群体国家认同心理影响因素的差异性可以进一步发现,国家认同这一概念具有复杂性,少数民族群体在国家建构体系中具有身份特殊性。具体而言,与非少数民族不同,少数民族群体先在的历史文化共同体身份,即民族认同对其共同体情感归属具有重要影响,这使得该群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理论研究中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其国家认同之间的理论论争可以用细分类型的方式进行回应。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理论与现实关联,在此基础上推进二者和谐共融、相互促进,是所有多民族国家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
最后,本文的实证研究结论为提升少数民族国家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政策实践提供了可以进一步优化的方向。如果说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少数民族群体的理性赞同具有支撑促进作用,而对国家认同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情感归属却没有支撑和促进作用,那么,对于增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而言,单纯增加社会保障的投入可能并非最佳选择。国家在完善少数民族社会保障制度设置和服务供给的过程中,一方面,在关注社会保障供给的数量或者规模的同时,还应从意识培育、文化传统挖掘、民族文化融通等角度促进少数民族群体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体验,以此促进少数民族群体归属情感,提升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另一方面,如果从提升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视角出发,国家在推进少数民族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时应重点关注具有“普惠型”特征的社会保障服务供给,更大程度地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公民感”,进而增强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当然,上述基于理论逻辑的推断还需要更为全面深入和长时段的政策效应评估加以验证。
培育塑造国家认同是国家建构的应有之义,深入分析少数民族群体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机理,在此基础上精准施策,持续发力,乃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国发展建设的重要内容。
综上可见,理论研究中关于少数民族的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理论论争可以用细分类型的方式进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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