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共产党通过统战工作，实现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体现了统战团结精神。现代社会乃是有活力、有序的组织化社会或有机社会，社会学有关有机团结思想有益于理解现代社会的组织化与有机化。统战工作达到的团结，显然不是机械团结，而是强调一致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有机团结，是统战团结。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以尊重分工但又超越分工及其特殊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为理论基础，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致力于重建社会关系，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与团结，形成了优越于自由主义政体的现代社会动员及其组织化传统。新时代中国统战及其社会的组织化，特别体现为：国家民族的集聚与认同建构;吸纳与团结知识分子以推进社会的理性化;吸纳和团结新的阶层人士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以推进经济社会建设。

关键词：统战团结精神;社会的组织化;有机团结;社会团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1]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实践形成的即大团结大联合精神(其中大联合精神还是大团结精神的表达及其延展，是大团结所表现出来的实践效应)，本文以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团结精神实际上是通过对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过程体现出来的，值得展开一些专题探讨。

一、现代社会的组织化与有机化

现代社会有其组织化功能，组织化社会(organic society，或译“有机社会”)乃现代社会的基本样态，指有组织的、有活力的、有序的社会样态及其结构。在现代社会，个人与整体相当于细胞与整个生命机体的关系，个体积极主动的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系统性运转及其发展，呈正相关关系。与传统社会属于自然社会或机械社会、并呈现出无机性有别，组织化社会或有机社会本质上属于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传统社会主要属于封建等级制社会，社会结构中的绝大多数阶层或阶级并不从属社会的政治结构(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的二分结构，本身就反映了传统社会的基本的等级制结构，在那里，甚至于知识人也是依附性的——如果不是朝廷对知识人的笼络即“士化”，知识人甚至于是边缘性的或被边缘化的)，传统社会对社会进行组织化就较弱化甚至不需要。

在一定意义上，现代社会的组织化，与涂尔干所讲的有机团结及其社会类型是相通的。涂尔干正是以多样性的个体及其有机团结来描述现代社会类型，而以相似的个人及其机械团结描述传统社会，“前一种团结(机械团结)是建立在个人相似性的基础上的，而后一种团结(有机团结)是以个人的相互差别为基础。”[2]机械团结中，相似的个人其个人差异被限制到极小，以至于“个性却已丧失殆尽”。[3]而社会结构也呈封闭状态。机械团结总的说来是封闭、内卷和自耗性的。有机团结则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共同性减少，他们日益增多的个体性需要寻求一种新的系统性的整合，此时，基于分工及其开放系统便建构出一种新的团结：“整体的个性与部分的个性得到了同步发展，社会能够更加有效地采取一致行动，而它的元素也可以更加特殊地进行自我运动……有机体也会具有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它的各个部分的个性也会得到印证。借用这一类比，我们就把归因于劳动分工的团结称为‘有机’团结”[4]。

按照涂尔干的说法，有机团结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这实际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判断。从分工视野看，社会主义提供了比自由主义更大的社会团结资源。古典社会理论中，斯宾塞与涂尔干分别呈现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把握分工条件下社会组织化的不同类型。斯宾塞认为分工越细，社会整合及其团结越难，斯宾塞见证了自由主义(至少古典自由主义)对于社会组织化的态度，在那里，除了相信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既不相信也不强调社会的组织化，而认定所谓“自然社会”，实际上是放任自由主义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分工越细，则越能够带来社会的整合及其有机团结，斯宾塞式的自然社会，在实际的现代社会条件下，只会带来机械团结，而非有机团结。依涂尔干的见解，分工本身即可达到重建社会及其社会组织化的目标，即有机团结，有机团结规定了社会组织化。此外，涂尔干眼中还存在一种非组织化的反常社会(失范)，这是一种“集体生活的整个领域绝大部分都超出了任何规范的调节作用之外”[5]的状态，可以说，反常社会(失范)特别表现为一些群体难以适应社会转型的状况。

从某种意义上，自由主义(至少古典自由主义)因其设定的“自然社会”及其私有财产观念，无意于也无力于实现对社会的组织化，市民社会与市场社会及其原子化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社会的非组织化样态，以至于放任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多党制下的社会非建设状态，常常是为人们所忽视的。如果不是宗教的社会功能，人们很难想象西方社会的组织化，但通过宗教进行的社会组织化不可能传播，且宗教的社会组织化功能也未必可靠可行。反过来讲，正因为难以改变社会的原子化，所以放任了自由主义的政治与社会生态。也正因为这样，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组织化能力与程度总是心有疑虑与防范，但总的说来还是属于误解以及过度焦虑。

统战团结，显然不是机械团结，不是完全同一的、无差异的团结，而是一致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是指符合现代社会分工及其社会秩序的有机团结意义上的团结。值得指出的是，涂尔干的有机团结论存在着过于迷信社会分工而无视分工本身存在的利益机制及其导致的社会整合难题，既直面社会分工、又超越社会分工中的物质利益难题，寻求社会的系统性整合，则是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的优势。

二、统战团结精神促进了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下执政党促使社会各界人士形成有机团结的现代社会组织方式，具有中国特色与制度优势。统战工作的重心就是促进全社会的团结。2022年7月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责任。做好这项工作，要把握好固守圆心和扩大共识的关系，不断增进共识，真正把不同党派、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信仰以及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全体中华儿女都团结起来。”[6]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磅礴伟力”。[7]可见，推进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本身就是统战团结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百年统战史激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及其社会组织化资源。一是以尊重分工但又超越分工及其特殊利益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基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并以此来定位执政党与其他党派以及社会各界别的关系，执政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才可以获得诸党派以及社会各界的信任与支持。诸党派以及社会各界之从属于统战工作的合法性基础，其实还是社会分工及其利益诉求。只有尊重现代社会分工系统、但又超越了由分工导致的物质利益难题，执政党才能真正主导统战工作，在这一意义上，统战团结精神本身就是超越并在更高的意义上重新肯定党派利益的结果。二是重建社会关系有理由成为统战工作的核心目标。统战的前提是执政党之确立，本身是革命的结果。对马克思而言，革命乃是创造适合新社会的社会关系，具体而言是从作为旧唯物主义基础的“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转变为作为新唯物主义基础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8]。关键在于改变人与人之间是狼的丛林法则及其个人主义价值观，进而追求真正的人的本质，即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定义人和实现人，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实现人与社会关系的重建。社会的组织化显然是人与社会关系的重建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党外人士的工作，统战工作的要义更在于推进重建社会关系。三是明确“自由人联合体”[9]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规定(人类解放的应有内涵)，也有理由成为统战工作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不把人的本质看成是过去时，而是看成未来时，是“能存在”，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有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描述了未来社会的基本价值愿景。统战工作强调凝聚人心，注重人性化管理，与这一愿景也是相通的。统战工作对象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党派，但都是人民中的一员，因此也有理由使之感受到其是人民中的一员，并有可能超越自己的狭隘性与局限性。统战工作当然包含着相应的文教环节。考虑统战工作对象的利益诉求以及局限性，并不意味着一味迁就和让步，“社会主义新人”是统战教育工作的目标。四是深入理解阶级分析与斗争传统。统战斗争的一个基本经验，即“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有必要活化这一经验。近些年中美博弈加剧，国外敌对力量加强，有必要重提统战斗争传统。强调团结与斗争的辩证法，尤其是全球变局加速演进、面对国外强权国家及其霸凌，显然既要实现全社会的空前团结联合、意志统一，又要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争取发展主动权。统战团结并不意味着不要斗争，其显然不是一团和气，团结与“捣浆糊”是两码事。通过运用团结艺术与斗争策略，画出最大的同心圆，有益于实现全社会的组织化与有机化。

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是现代政治组织，其所实施的当然也就是现代社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而且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组织化方式。作为党的工作的内在组成部分，统战工作亦是如此。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是一个全方位、涉及到诸多环节的社会工程，统战是其中的重要环节。统战工作则特别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因应现代社会的组织与管理，对于推动整个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化功不可没;统战团结精神，特别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社会的组织功能。

现代社会之所以会形成有机化或组织化的形态，与现代社会广泛的社会动员及其组织化要求分不开。宏观地说来，这正是现代政党之所以生成的背景要求：广泛的社会动员催生了现代政党制度，而政党制度一旦确立，就要求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化，并使得社会动员保持在有序的方向上，避免受到无政府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困扰。对于现代中国而言，又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密不可分。广泛的社会动员，不应理解为对微观生活的全方位干预——既在现实上不可能，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而应理解为一种职能性的介入，是通过党派实践呈现出来的社会动员，这正是组织、宣传以及统战三大系统及其工作紧密关联的原因所在(因此有必要确证这些系统及其管理的现代性质)。组织与宣传系统，主要是执政党的建设以及通过执政党建设确认合法性，是合法性系统本身的建设，此外，执政党的建设也应当引领和发挥社会建设功能，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有机联系。要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实践，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意识形态建设，并诉诸诸党派及其社会团体的响应与广泛动员。

统战工作特别体现为社会各阶层的团结与联合。统战的工作对象实际上也是社会行动的主体，可以是、也应该是广泛的，实际工作层面是有代表性的非中共人士，这些人士不能简单地以精英或大众予以界分;他们之所以有代表性，就在于他们对全社会及其普罗大众的影响力(也包括作为社会阶层意义上的某些非中共精英对于大众的影响力)，因此，通过团结他们，就可以实现全社会更深更广的团结。统战团结不应仅仅理解为统战工作对象的团结，而是通过统战工作实现的社会团结。统战工作有其专业性及其确定的工作对象，且能达到广泛的社会组织化效应。

三、统战团结精神在社会组织化方面的若干具体表现

(一)国家民族的集聚与认同

中华民族与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涉及统战工作的各个方面与领域。其中的核心，是集聚形成爱国主义的强大主体基础。这里，无论域内中华民族还是海外中华儿女，都有一个朝向中国国家民族的集聚及其认同建构。这里，一般将拥有国籍的域内中国人称之为中华民族，而将海外居住的华人华侨多包含在中华儿女之内，并称中华民族与中华儿女。不过，这是否意味着将海外居住的华人华侨排除于中华民族之外，还是很有必要讨论的。依笔者所见，尤其是在国际大统战、需要凝聚海内外中华民族力量的格局与背景下，更不宜于将海外华人华侨排除于中华民族之外。依国籍而论民族身份，海外华侨本来就具有中国国籍，其就是中华民族，海外华人不具有中国国籍，但其祖国及其认同归属毕竟还是中国，正如嫁出去的女儿，其依然属于“娘家”的一员，加入别的国籍的海外华人，其依然还是中国人，身上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也是中华民族的当然一员。

无论域内中国人，还是海外华人华侨，其关键的归属还是国族认同。因而国族认同成为全体中华民族与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归属。现代中国以来，海外华人华侨的国族归属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抗日战争时期海内外中华民族的团结及其国族积聚，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海外中华儿女对中国经济建设的鼎力支持，再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快速发展过程对全球华人社会的普惠——迄今为止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强大国际支撑之一。今日，面对全球化变局下西方强势国家的霸凌，也要依靠全球华人社会的团结与支持。

在全球化时代，统战应产生一定的全球社会建设效应。统战主要是内治，其不直接干预域外社会建设，但会辐射并影响到全球社会的组织与建设。从理论上讲，在全球化时代统战应发挥争取域外人心、获得外部世界理解的作用。一般而言，在内外均衡且有效开放的条件下，获得域外人士人心及其承认，属于统战功能的自然外溢效应，且边际效应明显。在内外不均衡且受压状态下，统战仍有必要积极作为、有效拓展，尤其要注意发挥统战优势，推进民间交往与文明互鉴，争取域外人士对中国的理解与支持，勿使国与国的关系受民粹主义过多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化程度高以及功能明显的地区及其都市，要注意发挥这方面的作用。

(二)对党外知识分子的吸纳与团结

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做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这需要理解现代知识分子的有机化特征。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葛兰西干脆称为“有机知识分子”，其是“……随自身一道创造出来并在自身发展过程中进一步加以完善”的产物[11]。现代知识分子就是社会组织化的主体，这里既存在着重视知识与重视知识分子的基本的现代政治承诺(各国都是如此)，也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社会组织化功能的认同与重视。对知识分子的组织化本身，也变成统战的一项重要工作。知识分子中的中共党员，直接从属于社会组织化(也主要归口于组织部)，知识分子中的党外人士，如何更积极有效地发挥社会组织化功能，则主要取决于统战工作。

党外知识分子多为某一专业领域的专家，往往被寄予富于社会责任感，并引领社会成员追求进步的期望，他们不仅是社会问题的批判者，还要求是社会的组织者与建设者，葛兰西则要求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做一个雄辩者，而是要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坚持不懈的劝说者’”[12]。不过，传统时代的等级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边缘人状态，导致不少知识分子不仅难以成为社会的组织者(孔乙己之类)，甚至干脆被社会所遗弃。由于知识化技术化趋势，现代社会吸纳知识分子越来越多，知识分子也越来越趋向于实现对社会的积极建设。这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即社会的知识人越来越多，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阶层似乎难以容纳规模庞大的知识分子阶层，但这恐怕主要还是属于一种定义上的困惑或自我困惑，因为随着规模庞大的知识分子数量而来的，还是社会的理性化程度及其可组织化程度。中国近二十多年大学扩招带来数量庞大的知识人群体，如今，每年约有1000万大学生及研究生毕业，这一规模庞大的群体，既是新时代社会的人才基础，也应是构建社会理性化以及秩序结构的主体基础。

回顾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要求，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被韦伯把握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定，知识分子有理由被看成是现代诸人群中典型的理性化人群。不过，当今不少沉浸于网络生活的网红人物，从学识及其见识上也许是知识分子，但在理性化规定上可能要打折扣，网红人物很容易成为民粹主义的代表，而民粹主义无疑是反智的结果，一些知识分子沦为大众厌恶的“公知”，令人深思。

(三)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吸纳与团结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结果。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关注已经成为统战工作的一项重点，尤其是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更高的地区，也是社会组织化的重要领域。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并不属于既有的分工体系，按照既有的分工体系及其社会结构也难以定义和定位。因市场化空间大规模拓展，新兴职业越来越多，即出现既有分工之外的新阶层。在可比的条件下，当今时代新阶层人士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欧洲历史上“第三等级”的崛起。当时“第三等级”的增长也呈蓬勃之势(“第三等级”同样面临既有等级及其分工制下难以定义的情况)，这一变化使得欧洲社会快速进入“资产阶级社会”。但当今时代，由于科技、全球化、都市化、行业转型升级更替提速、新兴产业快速涌现以及人口流动等方面原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成长更为显著。最近二十多年中国的高速发展，同样使得新的社会阶层迅速成长壮大。新阶层人士持续创造社会财富，并且迅速跃升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体，显示出强大的流动性及社会活力，其存在必须要求得到社会结构的确证与承认。

在很大程度上，市场主体庞大，在企业总量中占比超过90%的中国民营企业，本身就占据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份额，这些市场主体同时也是社会主体，社会组织化必然包含着对这些庞大的市场主体的吸纳、组织以及认同建构。因不同于既有的社会分工体系，但同时又已经是社会结构的有机一员，因此，对于其社会组织与管理，不能照搬已有分工体系的管理方法，需要改革创新，在保持其社会活力的前提下，推进社会组织化，包括其本身的社会化及组织化。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对于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化与组织化工作作出了布置：“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他们践行新发展理念，弘扬企业家精神，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13]2023年7月19日，中央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振奋人心。因涉及一个巨量人口且在国家发展尤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社会阶层，其社会组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组织化与有机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概而言之，统战工作的大团结大联合精神，绝不自外于而恰恰体现了现代社会组织的有机化，不论是进一步推动国家民族的集聚与认同建构，还是以推进社会的理性化为目标吸纳与团结知识分子，或以推进经济社会建设为导向吸纳和团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都是为了实现统战工作“画出最大同心圆”目标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社会团结及其社会有序化的典型方式。可以说，大团结大联合精神，既属于认知现代社会本质基础上的实践探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团结思想的成功运用。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大背景，更有必要发扬和运用现代社会组织化思想，持续推进中国社会的团结与进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39页。

[2]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第91页;引文括号内容为笔者所加。

[3]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90页。

[4]同上，第92页。

[5]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第14页。

[6]习近平：《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第1版。

[7]同上。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40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9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11]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2页。

[12]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第5页。

[13]习近平：《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伟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3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