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 珏

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

摘 要

司徒美堂是著名爱国侨领，他较早提出了组建华侨政党问题，曾先后组建中国洪门致公党和中国洪门民治党，也一直被称作“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中国致公党著名元老之一”。1949年他以美洲华侨代表身份参加了新政协会议。本文拟对司徒美堂与这三个华侨政党的关系进行梳理，力求使司徒美堂组建华侨政党的长期努力呈现较为清晰的脉络。

关键词

司徒美堂;华侨;中国致公党;中国洪门致公党;中国洪门民治党

作者简介

崔 珏，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教研室主任。

司徒美堂先生是洪门大佬，更是著名爱国侨领、华侨楷模。1949年9月他作为美洲华侨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并参加了开国大典。司徒美堂作为华侨组织洪门致公堂、安良堂领导人，较早提出并积极参与华侨政党的组建活动，先后组建了中国洪门致公党和中国洪门民治党，也一直被称作“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中国致公党著名元老之一”。[1]然而这三个华侨组织因洪门内部党堂并存、堂口各异，虽是不同的组织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司徒美堂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史料依据也不完备。本文拟对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中国洪门致公党、中国洪门民治党这三个华侨政党的关系进行梳理，力求使司徒美堂组建华侨政党的长期努力呈现较为清晰的脉络。

一、较早提出组建华侨政党

20世纪初，海外洪门组织致公堂是华侨团体中实力和影响力最大的社团。1903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致公堂者……各埠皆有……全美十余万人中，其挂名籍于致公者，殆十而七八。”[2]可见作为“共济会”性质的组织，美洲的洪门致公堂对在海外谋生存的华侨发挥了重要的团结互助作用。

1904年1月，孙中山为了发动海外洪门支持国内民主革命，在檀香山参加洪门国安会馆。5月，孙中山受洪门致公堂委托，起草《重订致公堂新章》，新章程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致公堂的宗旨，使这一传统会党组织带上了民主革命色彩，也促使其逐步向政治性社团演变。

受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从洪门到致公堂，海外华侨一直有建立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组织的愿望。旧金山洪门大佬、致公堂总理黄三德积极发动华侨支持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陪同孙中山到美国各地进行宣传活动，也希望革命成功之日洪门组织能在国内立案，成为得到政府认可的政党，参与国内政治，维护华侨权益。关于这一点，他在《洪门革命史》中有明确论述：“洪门人士之有识者，亦知在民国时代，政治公开，洪门宜将秘密会社之行动，光正磊落组织为政党。”[3]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要求在国内立案组党的努力一直未能成功，孙中山也认为内部构成复杂的洪门立案组党条件仍未成熟。但洪门中有不少人一直致力革新固有组织，积极推动组党的活动，司徒美堂便是其中之一。

司徒美堂，广东开平人，1885年加入洪门致公堂。为改变致公堂内部组织涣散的状况，1905年，年轻的司徒美堂与阮本万等人在波士顿创立安良堂，后将总部设在纽约，司徒美堂被推举为总理。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的安良堂发展很快，被拥为“大佬”的司徒美堂在洪门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为日后成为美洲洪门组织的核心人物打下了基础。

安良堂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司徒美堂也开始受到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他曾回忆说：“1904年(光绪三十年)我在波士顿致公堂会见孙中山先生。他使我在政治上顿开茅塞，初步懂得要在中国进行‘民有、民治、民享’的革命道理。”[4]司徒美堂一生以团结华侨、振兴国家、追求民主为念，应该和孙中山先生的影响有直接关系。现代政治活动离不开政党，司徒美堂提出组建华侨政党问题，在致公党历史、中国政党历史的书籍中有不少记载。

2001年出版的《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致公党》大事记中写道：

“1920年，司徒美堂提出了建立华侨政党的主张。”

“1921年，司徒美堂从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进行组党活动，没有成功。回到美国后，继续酝酿组党。”[5]

2010年致公党中央组织编写的《中国致公党简史》中也有上述记载。[6]海外华侨和洪门成员多次要求民国政府允许他们在国内立案组党未果，于是产生了在海外成立华侨政党的想法。

邱钱牧主编的《中国政党史》中有这样的描述：“1920年，司徒美堂由美国到香港，联络当地洪门人士，计划建立一个统一的华侨政党。但他的正确主张因没有获得香港洪门人士的支持，未能实现。此后，司徒美堂返回美国，与美洲致公堂的一些领导人一起继续致力于组党工作。”[7]

虽然以上记载在时间上略有出入，但可以肯定司徒美堂是洪门人士中较早提出革新洪门组织、在海外成立华侨政党的人士之一。

二、关于中国致公党创始人问题

致公党中央编写的《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一书关于“中国致公党历届主要领导人物简介”的第一人就是司徒美堂，称其为“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创始人之一，曾长期担任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8]2016年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编印的《中国致公党九十年(1925-2015)》开篇写道：“历届领导人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司徒美堂、陈炯明、李济深、陈其尤、黄鼎臣、董寅初、罗豪才和现任主席万钢。”他的身份标签也写着“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在司徒美堂与致公党工作方面，具体表述为：“抗战胜利后，致力于民主运动，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声明，并表示支持陈其尤等改组中国致公党的工作，赞同中国致公党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司徒美堂始终未担任过中国致公党的主要领导，1949年9月司徒美堂参加新政协会议，是作为美洲华侨代表而非中国致公党代表参会。

对于司徒美堂作为致公党创始人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没有史实依据反映出司徒美堂曾出席发起成立中国致公党的两次重要会议，即1923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召开的筹划改堂为党的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和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后者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成立华侨政党“中国致公党”，这实际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样就很难确认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9]厦门致公党的王起鹍先生更是直接提出关于致公党创始人问题的特殊原因之一：“由于中国致公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受其领导人陈炯明的历史问题之困，直接影响到中国致公党的这一段历史。因此，中国致公党的历史，从不提及‘陈炯明’的名字，为了‘补缺’历史，只能以司徒美堂来代替陈炯明的‘位子’，自然也就产生了‘创始人’之说，以司徒美堂的抗日爱国精神激发党员的爱国热情，以司徒美堂的爱国主义形象来增添致公党在历史上的光环。”[10]中国致公党领导人伍觉天在回忆文章中则坚持认为：“司徒美堂老人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经长期担任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对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发展、改组，起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11]中国致公党中央出版的党史书籍也一直持这样的观点。我们发现，持各种看法的人都肯定司徒美堂在中国致公党的发展历程中始终拥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司徒美堂在洪门人士中提出建立华侨政党问题。1923年在旧金山召开的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各地代表开始酝酿组建华侨政党，参与国家政治以保护华侨、侨眷的权益。政党的名称，一为“民治党”，意为要求民主政治;一为“致公党”，意为致力为公。司徒美堂是极力主张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主要人士之一。

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第四次“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上，顺利通过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决议。这次大会被视为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司徒美堂并未出席。

各种材料显示，司徒美堂曾出席的致公党代表大会只有1931年的二大，除了伍觉天等人的回忆，他本人1948年响应新政协的声明也这样提及。1931年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致公党已经拥有遍及五大洲的300多个支部和近20万党员，与会代表多是各地致公党(堂)的负责人。大会既承认致公党中党堂并存现状，又决定党堂分家、党领导堂，逐步向现代政党发展。致公党总部由旧金山迁至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司徒美堂作为美洲负责人参加了大会并任美洲总部主席。致公党总部迁至香港，对致公党的发展影响十分重要，之后更好地参与到国内团结抗战的洪流，推动了致公党政治上的进步。

抗战全面爆发后，致公党中央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12]为开展积极募捐，组织华侨青年参加救国运动。作为美洲洪门领导人，司徒美堂积极为抗战出力，贡献十分突出。1941年国民政府聘请他担任华侨参政员。司徒美堂在海内外的影响力日益提升。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了活动。至抗战后期，开始努力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组织恢复工作主要由在重庆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陈其尤和黄鼎臣、伍觉天等人进行。他们当时主要活动地点在重庆林森路303号的黄鼎臣诊所，这也是中共重庆办事处与党外人士秘密联系活动的地点之一，中共南方局的连贯、许涤新、饶彰风等对致公党恢复工作给予了积极帮助和推动。在中国共产党“联合政府”主张的影响下，中国致公党开始走上与中共密切合作的民主党派发展道路。1946年初，陈其尤等人抵达香港，与坚持在香港的原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会合，为恢复组织做具体筹备。

1947年4月29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香港、广州的代表和美国旧金山、马来西亚等地代表40余人参加了大会。会上修改了《中国致公党政纲》《中国致公党章程》，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和《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告海外同胞书》，公开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会议选举产生了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韩毓辉、伍觉天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实际工作主要由陈其尤主持。

中国致公党在重庆、香港积极恢复组织的同时，司徒美堂也在积极尝试整合美洲华侨力量，组建华侨政党回国参政。1945-1946年他先后在纽约、上海成立了中国洪门致公党、中国洪门民治党。从抗战后期到抗战胜利后，与洪门相关的政党组织实际上出现了三个：中国致公党、中国洪门致公党、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先后建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中国洪门民治党未能实现组党初衷。最后，为了避免被国民党利用，分化海外洪门力量，司徒美堂发表声明，宣布脱离民治党。

1948年中共“五一口号”发布时，司徒美堂已来到香港。他在与中共南方局同志的接触和交流中，对国内革命的形势有了更加清楚的认识。在陈其尤提议下，10月8日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前写下《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这份声明10月底司徒美堂回到美国后在香港各报刊登。声明中表示：“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声明中也表明了对中国致公党的支持态度：“陈其尤同志等所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在港组织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亲自赞同。今能彻底整理，奋发前进，揭民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13]

1949年9月司徒美堂以美洲华侨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司徒美堂维护致公党的团结，关心和支持致公党的工作。1950年4月，中国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司徒美堂特地从北京来广州。会议期间，有人提请司徒美堂参加致公党的工作，表示拥护司徒美堂任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司徒美堂对此极为不满，表示：陈其尤同志是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签名的领导同志，那些另有企图的人，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精神，并且是企图陷美堂于不义。[14]他在侨界有着崇高威望更有高尚品质，这对致公党的发展实为幸事。之后司徒美堂没有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他继续关心致公党，对致公党的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2008年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0周年大会上，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高度评价：“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深受海内外人士尊敬的著名华侨领袖，是中国致公党卓越的创始人之一。”[15]“创始人”的称号不是出自历届领导职位，更多是精神层面的敬重和荣誉。

黄鼎臣认为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著名元老之一”，[16]笔者认为这应该是比较稳妥的，也更为严谨，既回避了司徒美堂能否确定为中国致公党创始人的疑问，又从致公堂与致公党内在紧密的党堂关系以及司徒美堂海外侨界的广泛影响肯定了他的重要地位。今天，在致公党中央机关院内摆放的唯一一座雕像，便是司徒美堂。

三、中国洪门致公党和中国洪门民治党的组建

在抗战胜利前后，司徒美堂曾经两次组党，即1945年的中国洪门致公党和1946年的中国洪门民治党。

1945年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社会各界充满着对战后国家建设、民主发展的期待。中国致公党正着手恢复因战争停滞的香港党部工作。毕竟海外华侨群体和洪门组织十分庞大，司徒美堂希望把美洲洪门同胞团结起来，组建反映美洲华侨心声的政党，战后回国参加政治活动。洪门致公堂在华侨社会根基深厚，始终是组建华侨政党的基础。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在纽约举行，美国、加拿大、古巴、墨西哥、巴西、秘鲁、牙买加等地致公堂代表40余人出席大会。会上通过了《洪门致公堂应改组政党案》，将洪门致公堂改称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美洲总部主席。大会通过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17]这次恳亲大会促进了美洲洪门的整合，也成为次年在上海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的先导。

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和其他华侨报纸，联合发出《十报宣言》，要求“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会议，成立民主政府”。[18]1946年元旦，中国洪门致公党发表对国是的主张，呼吁停战，各党各派，团结一致，共图建设，务期在最短期间，实现民主和平统一，并提出关于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财政公开、刷新侨务等意见，希望当局采纳。[19]虽然中国洪门致公党有积极参政的态度，但这次重建致公党并不成功，一方面没有提出适应国内形势发展的政纲，另一方面其组织实质仍是“党堂不分”。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决定召开有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出席的讨论和平民主建国的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初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以及通过的五项决议案，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带来光明前景，也再次推动了国内组党的热潮。

关于中国洪门民治党，学界普遍认为，“民治党与致公党有历史渊源，但没有承续关系。它是顺应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发展而在上海组建的新党。”[20]要说承续关系，可以看做是在1945年中国洪门致公党基础上进一步组建的政党。

随着抗战胜利后政治、经济中心的东移，许多民主人士陆续返回上海，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一些民主党派总部如民主建国会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迁到上海，上海成为政治十分活跃的地方。

1946年4月，司徒美堂率领美洲洪门致公党来到上海，热切期待在国内组建华侨政党。7月25日，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举行。8月1日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任主席，发表了对时局的五项主张。民治党内部实际上十分复杂，存在几股力量，政治倾向各异。民治党成立不久就改为执委制，由司徒美堂、赵昱、朱家兆担任执委，实际控制民治党的是长期居于上海、政治上倾向国民党的赵昱等人。之后海外部分致公堂、致公党改称“民治党”。

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党组织纷兴，中国致公党被认为是倾向中共的民主党派之一，而中国洪门民治党属于中间党派。除了民治党成立后内部构成复杂外，对外公开秉持的的确是“中间路线”。1946年9月，司徒美堂对记者发表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

1946年底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司徒美堂最初希望民治党以一个政党的身份参加会议(见表1)，但国民党却只给了司徒美堂个人一个名额和特别费3000美元，司徒美堂对此深感失望，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政治现实让司徒美堂抛弃了他曾坚持的“中间路线”，对国民党不再抱有幻想。1947年7月司徒美堂让其子司徒健庭执笔，起草了《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上海各报。1948年春离开上海，来到香港。返美之前，连贯等中共人士为他饯行，他当即写下《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与在港的中国致公党人士会面，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的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21]并号召洪门兄弟支持陈其尤等人组建的中国致公党。在他抵达美国后，声明在香港各报公开刊登。

回到美国的司徒美堂到各地演讲，介绍祖国解放形势，发动华侨支持解放战争，同时解释民治党组党失败的原因。他在《致美洲全体洪门人士书》中表示：“抗战胜利后，奉昆仲之命代表洪人回国组织民治党，其目的欲求促进祖国和平，实现民主政治。结果毫无成就，殊感歉仄。”[22]在国民党专制统治下，司徒美堂在国内组织华侨政党以参与政治的努力也未获得成功。

四、爱国侨领与华侨楷模

司徒美堂1955年在北京去世，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的何香凝女士为他亲撰墓志，其中关于华侨组织提到两处：“十四岁赴美，十七岁加入洪门致公堂，其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帮助筹款，并组织安良堂，被选任为总理，先后达三十年，对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都有良好影响。”“一九四五年三月，先生在美改组致公堂为‘中国美洲洪门致公党’，并选为主席。”[23]

从目前公开的各种史料中，我们看到司徒美堂较早就有成立华侨政党以维护侨胞利益、参与国内政治的愿望和努力。但中国致公党的组党工作和组织发展，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他是中国美洲洪门致公党主席，但这个组织并没有脱离传统会党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组织。他一度被推举为中国民治党领导人，这个组织在国民党控制下，实际上无法实现组党的初衷，他不久便宣布脱离民治党。可见，司徒美堂组建华侨政党的愿望最终也没有获得成功。但这无损司徒美堂作为爱国侨领、华侨楷模的光辉一生。从支持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司徒美堂的爱国精神和家国情怀为世人景仰。

抗战爆发后，司徒美堂曾亲自率领侨胞携带捐款和物资到上海慰问十九路军将士。后又组织了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把美洲侨胞的抗战捐款送往国内。《新华日报》文章曾赞扬：“旅美侨胞，洪门兄弟，在司徒美堂先生等侨领领导之下，数十年来，对民族解放事业素具热忱帮助。抗战以来呼吁团结，输财输力更不遗余力，老成谋国、劳绩昭著，吾人实深敬佩。”[24]1942年1月，司徒美堂抵达重庆，周恩来与邓颖超专程前往看望，并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为他举行百余人参加的欢迎大会，高度评价司徒美堂的爱国精神及其在美洲华侨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也向他介绍了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司徒美堂以爱国护侨为己任，为维护侨胞的利益、促进侨胞的团结倾尽全力，他一生所从事的活动对华侨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他提出“战后我国之侨务政策必须为积极的、前进的”，设立侨务机构，对侨胞实施保护政策。1950年6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司徒美堂提交了《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建议》，由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呈交毛泽东。司徒美堂就在侨乡如何进行土地改革，以保护广大华侨的利益提出了具体的意见建议。毛泽东亲自给司徒美堂复信。当年11月，政务院颁布的《土地改革中对华侨土地财产的处理办法》，基本上吸收了司徒美堂的正确意见。经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批准，年逾80的司徒美堂于1951年2月南下视察土改，以其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司徒美堂拥护、支持侨乡土改，也指出了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可见直至晚年司徒美堂仍然对侨务工作竭尽所能。

司徒美堂一生的政治活动，集中体现在爱国与护侨。由此观察他创建华侨政党的种种努力，以及追求民主政治、积极参与政治的行动，护侨应该是其中的出发点之一。

司徒美堂去世后，廖承志代表中央政府致悼词，对司徒美堂给予高度评价：“司徒美堂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的道路，也是一千二百多万国外侨胞所走的历史道路”。[25]

[参考文献]

[1]伍觉天：《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65页。

[2]李汉秋：《孙中山与洪门致公堂》，《岭南文史》1991年第1期。

[3]黄三德：《洪门革命史》，转引自陈昌福《“亦合、亦分;“亦堂亦党””——解读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4]司徒美堂：《司徒美堂文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119页。

[5]薛启亮主编：《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中国致公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202页。

[6]《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第4-5页。

[7]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第543页。

[8]《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第21、35页。

[9]陈昌福：《“亦合、亦分”;“亦堂亦党”——解读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0]王起鹍：《关于被历史误读的司徒美堂》，http://www.xmqs.org/old/hmyzg.com/2013-wqk/2013-stmt3.htm，访问日期：2023年11月2日。

[11]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第157页。

[12]1932年3月15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训令第三号。原件存旧金山洪门致公总堂。

[1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第82页。

[14]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第160页。

[15]《致公党中央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0周年》，《人民政协报》2008年11月15日第A01版。

[16]黄鼎臣：《心向祖国的司徒美堂先生》，转引自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回忆司徒美堂老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第138页。

[17]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第71页。

[18]《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简史》(1925-2009)，第18页。

[19]《中国洪门致公党发表对国是主张》，《新华日报》1946年1月31日，转引自杨力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中间党派文献资料选编》(上)，重庆出版社，2016，第170页。

[20]陈昌福：《司徒美堂与中国洪门民治党》，《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21]《回忆司徒美堂老人》，第87页。

[22]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第83页。

[23]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司徒美堂》，第87-88页。

[24]司徒丹桂口述，杨玉珍采访整理：《从洪门大佬到爱国侨领：爷爷司徒美堂的传奇人生》，《纵横》2018年第12期。

[25]廖承志：《在公祭司徒美堂先生大会上的悼词》，转引自司徒美堂《司徒美堂文选》，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