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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少情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摘 要
统一战线学的发展和理论影响力的扩大有赖于统一战线学自主概念体系的创建，有赖于统一战线学之标识性概念的出现。统一战线学目前还是冷门之学、边缘之学，但多年来，统一战线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和概念的创建中依然养根以俟实，焚膏以继晷，进一步增强了学科自信和学术自信。当然，比之其他成熟的学科，统一战线学在概念的学理性、解释力以及适用性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些需要研究者们继续强化统一战线学概念构建的主体性自觉。统一战线学概念的构建，不能从文本出发，也不能是哲学家的纯粹思辨和玄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立足统一战线的中国性问题，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更新、概念创建和概念家族的成长。
关键词
问题导向;统一战线学;概念构建;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
龚少情，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博士，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李承红，美国南卡大学政治学博士，共青科技职业学院教授。
概念的体系化构建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也是话语体系的核心，推动统一战线学的知识生产需要中国学者致力于统一战线学自主概念体系的创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1]这个精辟论断为统一战线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应当承认，多年来学者们在统一战线研究中概念的创建方面作出了诸多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说，统一战线学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影响力还比较弱小，其一个重要表现是统一战线学还缺乏时代化、原创性而又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的标识性概念，这大概也是统一战线学还不为人所广知的一个原因所在。可以说，在振兴统一战线学的学术使命中，科学概念的创建至为迫切。统一战线学是实践之学、经世致用之学，这就决定了统一战线自主概念体系的创建绝非坐在书斋里闭门造车、皓首穷经所可以达成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很显然，推进统一战线学的自主性概念创建，也理应遵循问题导向的原则，扎根于中国大地，聆听时代的呼声，直面实践中的难题，具有自主性的统一战线学的概念体系才能够真正长成参天大树。如此看来，如何从问题导向出发，推进统一战线学自主概念体系的构建，仍然是学者们继续深化统一战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研究缘起：统一战线学成长路上的学科自觉和概念供给的困顿
学科发展和学术影响的重要成果是构建概念，因为它是“一种学说或一个学派的特有标识和身份符号”。[3]大致说来，成功的概念构建，乃是衡量一种理论发展水平的标志。作为一门科学，统一战线学的知识生产水平，可以通过多年来统一战线学的有关成果中所出现的主要概念来作一分析。
多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为统一战线学的学科发展进行多方面的努力。统一战线研究的这种学科自觉，内含着两种逻辑：一个是政治的逻辑，统一战线学的成长受着现实政治发展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个是学术的逻辑，统一战线学的发展遵循着学术规律的基本要求，而不可能野蛮生长。这两种逻辑也就意味着统一战线学的发展受着两种力量的推动，即建制性推动和研究性推动。
首先是建制性推动。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领导机构积极地调动各种资源，协调制定相关政策，推动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并在学科组织、理论平台和学术制度上予以多方面的呼吁和支持。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结论》中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4]1979年3月16日，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统战系统干部大会上，重申了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提法，强调指出，“统战工作，包括民族、宗教工作是一门科学，我们要认真总结经验，摸到规律，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5]这些都推动了对统一战线学的关注和研究。
198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的中央统战部有关报告中肯定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6]1985年2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命题。[7]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以42号文件转发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8]。2000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9]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规定，要“把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10]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统战工作是一门科学，没有很强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是做不好的。”[11]这就可以看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由党中央多次发文予以明确的肯定，在进入新时代之后，又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这在全国其他学科的发展中确实是不多见的，充分表明了中央对统一战线学的重视，大大推动了统一战线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建制化发展进程。
2015年，中央社院和山东大学合作，在山东大学设立统一战线学，正式开始招收统一战线学学科博士生和硕士生，“统一战线学”在国民教育系列中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020年，湖南社院与湖南师范大学合作，设立统一战线专业硕士点，统一战线学的发展在地方社院层面也取得了进展。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初步纳入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学科建制中，走过了比较久长的时间，这当中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持久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是研究性推动。统一战线的研究比较冷门，但是这些年来有相当一部分的学者仍然坚持以统战研究为自己的职志，不去追捧所谓的显学，甘坐冷板凳，致力于拿出统一战线研究的理论成果。事实上，一种理论所具有的地位，一般取决于其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这就需要有高价值的理论成果。凡是称得上学科者，必有厚重的学术成果作为支撑，学科建制的认同与本领域的知识生产水平是一致的。
建制性推动和研究性推动的合力作用下，统一战线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进展。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统一战线学核心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命题的研究开始成为不少学者的学术抱负，其学术旨归乃是致力于一个统一战线学的理论框架的构建，可以称之为原理性的学术努力。这种原理性的学术努力，最能够体现概念创建的意图和水平，是统一战线学的基础性工作，也是统一战线学成长的关键。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搜索发现，在书名中直接标有“统一战线学”或者“统战学”的著作就有6本，比如1989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朱真撰写的《统战理论讲座——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这是第一本统一战线学原理性的专著。之后，相继有不少研究者跟进了这方面的研究，包括：1990年出版的北大阎志民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学说概论》、1993年上海王世豪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1995年天津蔡世藩、肖阳明主编的《中国统战学》、2004年中国矿业大学丁三青等人主编的《统战学》、2005年重庆罗振建等主编的《统一战线学研究》。还有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有关学者主编并于2002年出版的《统一战线基础理论研究》，虽然书名当中并没有出现统一战线学的字样，但其写作的取向是努力构建统一战线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所以，这本书仍然可以算在原理性学术努力的系列著作之中。这样，通过国家图书馆，迄今为止可以查阅到7本原理性学术研究取向的统一战线著作。
考察这7本原理性的统一战线著作中的主要概念，可以看出经过诸多学者们多年的努力，统一战线学的学科自觉显著加强，研究者的概念意识也在觉醒和强化。统一战线学的概念供给状况有了改善，取得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
其一，概念的概括性在不断加强。概念是关于事物本质属性的最为一般的概括，“概念不同于感觉、知觉等感性的反映形式。感觉、知觉等反映形式只能反映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外部联系，具有直观的性质;而概念所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内部联系，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种抽象，具有间接性和概括性”。[12]从现有的著作来看，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概括性呈现加强的趋势。比如，1989年出版的《统战理论讲座——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中提出了“统一战线根本问题”的概念，追问的是统一战线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意指无产阶级内部联合以及无产阶级外部联合是统一战线的两大根本问题，也即20世纪80年代经常讲的“两个联盟”。而200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的《统一战线学研究》则提出了“统一战线本质”[13]，这就比较好地契合了概念所具有的一般概括性，其追问的是统一战线的价值和使命，回答了统一战线的正当性和意义何在的问题，是有高度的一个概念。其锋芒所向，直指统一战线的底层逻辑，体现了较强的概括性。
其二，概念的学术性有所发展。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统战理论讲座——马克思主义统战学原理纲要》主要的概念源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范围，也是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乃至党的领袖经常提到的一些概念，比如领导权、同盟军以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这些都是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很管用的统一战线话语，政治色彩、战争色彩明显。如何在这个基础上结合学科发展的时代形势创建更富有学术性、学理性的概念，是众多统一战线学专家学者努力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些年，相继有一些交叉性学科的学术话语，通过概念移植、概念借鉴等形式，被改造成统一战线学的概念，例如统一战线系统、统战结构功能、统战心理，等等，这些都可以看出打上了政治学、社会学、系统论等学科的印记，政治性的话语在向更加富有学术性的方向转变，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其三，概念的包容性也在进步。概念的包容性也即适应程度、覆盖范围。一个概念创立之后，总是希望运用到更大的场域之中，如果一个概念，只是在特定条件下个性化的领域才可以使用，而到更大的范围内则失去了其分析工具的价值，那么这个概念包容性小，也就没有多大意义。概念的包容性越大，概念的有效性就越强，概念也就能在更大范围成为有效的分析工具。这方面，也可以看出，统一战线学的研究者们做出了不少学术努力。比如，统一战线发展等概念，[14][15]就具有更多的学术适用性。按照统一战线发展这一概念，可以从历史演进的进程维度来考察统一战线，也可从评价标准的维度来对统一战线进行研究，大大拓展了该概念的适应性范围，开辟了新的统一战线学的研究议程。
但是，仔细分析这些著作中的概念，我们还是可以发现，现有统一战线学的研究在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由于历史等原因，统一战线学的概念资源仍然显得不够丰富，概念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总体而言，统一战线学的概念供给还满足不了政治实践和理论发展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统一战线学概念的学理性有待进一步加强。学理性与政治性相区别，一个政治家可以凭着自己的政治需要提出一个政治性概念，而政治学却需要为一个概念按照学术规范和一定的学术理路进行系统的逻辑论证，被认为经得起证伪的考验之后才能够决定其成为学科发展中的一个概念。其要旨包括：概念形式上的学理性，即是一种学术语言的表达;概念论证上的学理性，即是一个去伪存真的逻辑推理过程;概念内涵上的学理性，即体现的是事物的普遍本质而非个别现象;概念边界上的学理性，即是其构成要素符合充分必要条件的要求;概念功能上的学理性，即是能够与其他既有的学术观点进行沟通互动并具有解释力。以此看来，现有的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在学理性上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比如，有的著作中提出了“统战权力”“统战权利”等概念[16]，不难看出，这是借鉴了政治学理论中极为核心的概念，即政治权力、政治权利的概念，很有新意。但什么是统战权力?该书的定义是：“统战权力是统一战线中维持政治同盟关系的存在和发展，制约同盟者的离散行为，实现统一战线预期的共同政治利益与共同政治要求的政治力量。”[17]统战权力的功能是防止统战成员的离散行为吗?我们说，统一战线解决的问题就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难道统一战线不是基于各个成员的自觉认同，而是依靠统战权力的支配性力量把他们凝聚起来吗?如此等等，还有不少疑问，有待于进一步学理化的论证。
“学理化就是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要讲清楚它的机理、机制，也就是要挖掘事实背后的原因。”[18]概念如何进一步学理化的问题，应该说是统一战线学研究中必须正视的问题。概念是一种理论体系的支撑，也是理论体系成熟的标识，如果理论阐释中的概念自身缺乏自洽性甚至站不住脚，这种理论何以能够让大家认同并得到传播呢?
第二，统一战线学概念的解释力有待进一步加强。概念是认识的工具，拥有解释力是概念的基本功能，也是概念保持生命力、影响力、传播力的关键。概念的解释力怎么来衡量呢?这当然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必须考虑的：一是概念的普遍性。有学者曾经谈到概念的解释力时，就特别强调了概念的普遍性的问题，“特殊性与普遍性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概念提出以后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如果只能解释一个问题，那是不够的。概念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其具有普遍性，我们从特殊性入手，但目标是要归纳出普遍性”。[19]这里讲概念的普遍性，主要就是指概念对于同类现象所具有的广泛的解释能力，可以认为，当一个概念能够对所有同类研究对象的内在机理进行鞭辟入里的解释时，概念就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反之，当一个概念仅仅能够对某一个特定的问题进行解释，而一旦脱离了这个特定的问题就不具有任何解释作用时，这个概念就属于缺乏普遍性的解释力。如上所述，统一战线学的相关概念包括上述所列7本统一战线学原理著作中的不少概念，逻辑证明不足，概念的普遍性不强，因而其解释力也就受到很大的限制。二是概念被专家学者使用的频次。如果一个概念提出来以后，长期无人问津，在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中不被人所引用或者运用，这个概念实际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当然也谈不上什么解释力了。比如上文所述的“统战权力”“统战权利”等概念，应该说是很有创意，但是，迄今为止，通过搜索中国知网可以发现，论文中运用这两个概念作为篇名或者主题关键词的，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可见，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受到学界重视。本文特意对上述7本统一战线学原理性著作中的主要概念，在中国知网论文篇名或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进行了统计，发现这些概念被使用的频次很少，有的为零。要知道这是几十年来全国的数据，可以说是不为人所知，其解释力确实是有待提高。
第三，统一战线学概念的可对话性不强，“概念旅行”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拓展。对话是概念功能发挥的重要体现，一个概念也只有在对话碰撞中才能够变得更加完善和丰满。概念对话的能力越强，概念旅行的空间越大，这个概念就越有价值。就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来说，其对话的渠道有三：一是与理论界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围绕不同的学科中某些相似的重大议题进行研讨和阐述，统一战线学的相关概念在共同的议题阐释中得到修正和理解。比如中国式现代化，各个学科都可以阐释，统一战线学如何作出自己的理论证明?能否让其他学科的人认同?目前来看，统一战线学相关的对话能力比较弱，一些人认为统一战线学的概念过于政治化，缺乏学术含量，不予认同。二是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对话。统一战线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统一战线学的概念不仅有着学术价值，也应该拥有实践价值，也就是能够与政府工作特别是统战工作进行互动。政治学专家学者经常说，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发展是一种相互给予，不少中国政治学研究中提出的概念比如“国家治理”直接转化为了国家的政治行动方案中的概念。统一战线学在这方面的互动成果，至今没有明显地展示出来，其与政府工作互动的能力存在不足。三是与国外理论界进行对话。有人说，面对国外有关人士，我们最好别谈统一战线，因为存在政治敏感性。我们说，统一战线学既然是一门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统一战线学为何不能进行国家间交流?现在国际上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政党关系问题等都很突出，很多都成为国家治理中的共性问题，如果我们的统一战线学能够运用自己的概念与国际对话，提供中国方案的统一战线学的表达，为国外学者所肯定，这岂不是对人类的贡献?真是功莫大焉。可惜，目前统一战线学的国际对话能力还远远不够，统一战线学还缺乏说服国外学者的概念能力。
由上可知，目前统一战线学概念创新的力度不够，概念及其体系构建尚在探索之中，这极大地影响了统一战线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亟需各方学者继续努力。
二、理论逻辑：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创建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
众所周知，统一战线学的理论研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产物，实践性是其鲜明的特征。它从当下的无产阶级政党所面临的问题出发，又是以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为落脚点的，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20]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但不是去发现彼岸世界的真理，而是为现实中的劳动人民找到通往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学术的根本使命在于揭示无产阶级解放的此岸世界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导向，也要求统一战线学概念体系的创建应当是对实践问题的关切和回应，在回应实践问题的理性思维中，统一战线学的概念获得自己的正当性和价值归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21]
第一，以问题为导向，能够更好地为统一战线学概念的成长注入强大动力。现实的问题，唤醒研究者的理论自觉，触发研究者的学术焦虑，让他们在问题面前夜不能寐，产生一种非解决不可的学术冲动。于是进行概念清理、概念反思、概念提炼，直至概念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22]一种理论总是以一定的概念形式及其论证过程表达出来，理论创建的过程，往往是概念构建的过程，统一战线学的理论构建包括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构建，也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正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问题，成为统一战线学概念创新的源头活水，问题导向是统一战线学概念构建生生不息的动力。
概念创建的过程就是问题发现、提出和解决的过程。什么叫问题?对此毛泽东回答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23]毛泽东说得很清楚，政治社会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就存在于各种矛盾之中，是各种矛盾的反映，矛盾不断，问题也不断，促使人们去思考，去解决。如此看来，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创建，其源头只能是现实中的统一战线的矛盾运动，只能是统一战线实践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统战实践中的问题是统一战线学概念创建的动力之源。一个学者，对统一战线的实践不闻不问，对统战中的现实问题熟视无睹，却在进行所谓的统战概念的创建，这可能吗?有学者针对西方思想中广为流传的天赋人权、经济理性等概念，提出“祖赋人权”“农民理性”等众多原创性概念，就是立足于中国漫长的宗法血缘性社会的问题和改革开放以后打工农民的现实问题基础上提出来的概念，引起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斯科特提出“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等概念，让人耳目一新又不能不击节赞叹，这并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对特定民族群体社会生活深层次的问题思考概括的结果，如此等等。可以说，离开问题导向，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创建就成为无源之水了。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曾经将问题看作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和终止”。[24]
不少统一战线学的研究者不太注意从问题中概括出学理性的概念，担心犯政治性错误，甚至把统一战线学的研究视为风险行业，研究过程中亦步亦趋，总是要等中央、领导讲话或者文件下发以后，才去开展研究。有这种思想的人，当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统一战线学概念的原创性构建。这是不对的，也是不必要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意。马克思说得好，难道真理探讨者的首要任务不就是直奔真理，而不要东张西望吗?假如我首先必须记住用某种指定的形式来谈论事物，难道这样我就会忘记事物的本质了吗?马克思又指出：“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25]马克思这里说得何等精辟!
第二，以问题为导向，能够不断增强统一战线学概念的解释功能。俞可平教授认为，一个好的概念通常要具备三个要素：(1)话题性，即能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运用该概念来构建理论模型、阐释政治事实;(2)影响力，即影响学术研究的议程安排和议题选择，或者直接对政治实践产生影响;(3)前瞻性，即这一概念具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具有可持续的理论解释力。[26]实际上这三点，归根结底就是在于解释力，强大而又具有普遍性的解释力是概念的关键所在。统一战线学的研究者，只有扎根实际问题，关注实际问题，回应实际问题，由此开发的概念，才能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和前瞻性，并引起大家的共鸣，为大家广为接受。
有的研究者喜欢搬用西方政治学的概念到统一战线学的研究之中，不是说不要借鉴别人的理论和学说，相反应该鼓励理论走出去进行交流互鉴。但是要创建指导我们中国人统一战线实践的理论，核心的是从中国统战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提炼，进行概括。概念基于事实，是在超越个别经验基础上对事物和现象所作出的具有普遍本质的概括。也只有基于中国统一战线实践问题上提炼出来的概念才反映了统一战线的本质与规律，才能够很好地去解释中国的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彪炳史册，堪称人类的创造，充满了理论宝藏，中国人应该最有资格对统一战线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面对中国大地和中华历史如此丰富的统战资源，我们弃之不顾，却在向西方世界寻找统战概念的学术资源，实在令人遗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27]
概念受欢迎的程度取决于其满足于实践需要的程度。中央编译局荣敬本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压力型体制”，这个概念较好地解释了基层和地方政府在上级层层分解任务、一票否决的环境下，所呈现的对上负责、不计成本实现赶超发展目标的内在机理问题，是一个立足中国实际、富有解释力的概念，多少年来在政治学界被广为使用。有学者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压力型体制概念起到了一种革命性的作用……这一概念后来被反复使用、被传承，这就是概念的力量”。[28]政治学如此，统一战线学何尝不是如此。
第三，以问题为导向，能够更好地提升统一战线学概念开拓研究议题的能力。概念的价值当然首先在于解释，但是又不会止于现实的解释，人们使用概念去发现未知的世界，预测未知的世界。也就是说一个好的概念，学者们可以由此及彼，进一步发现更多的研究议题，甚至产生别有洞天、豁然开朗的感觉，个中兴奋之情，外面的人是难以想象得到的。
而具有通约性的概念一经提出，往往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吸引人们来研究，这就开辟了另一片研究天地。比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制了大量具有原创性、自主性的概念，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其中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政党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新质生产力，等等。每一个概念都是掷地有声，让学者们眼睛一亮、心头一震，为之欢呼，为之跃跃欲试，重新站到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高点，以不一样的学术视角，急切地踏上了无限广阔的研究空间，生怕落后别人一步。概念创建对于学术议题的带动，其作用如此之大!
老实说，学术影响力、理论传播力，实际取决于提出研究议题的能力，而研究议题的提出能力又表现在一个学者对于普遍性概念的提出权、定义权、发明权。概念的发明权、定义权，对于学者或一门学科在知识生产中的地位具有决定作用。统一战线学为何影响力不大，传播力不强?这不得不说是与统一战线学自身创造议题、开拓新的研究议题的能力不足有关，与自身的概念定义权不足有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重大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层出不穷，热点问题、前沿性问题大量涌现，但是统一战线学的研究总是显得波澜不惊，找不到热点、学术兴奋点，研究议题很平，甚至有人认为党中央的这些重大创新与统一战线研究没有多大关系，认为没有什么统战题目可写，大有英雄迟暮，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感觉。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统一战线学研究的概念创建能力不够，提不出或者发现不了新的研究议题，无法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加强基于问题导向基础上的统一战线学的概念自觉，凝聚问题意识，在问题的求解中提炼统一战线学的概念，不断提高统一战线学构建概念的能力和水平。
第四，以问题为导向，可以更好地提升统一战线学概念的知识构建功能。概念是思维分析的工具，也是知识大厦的基石，概念具有构建知识体系的功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惊心动魄，感天动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统战奇迹”，称其为世所罕见也毫不为过。如此伟大的统一战线实践，理应产生公认的统一战线学，然而现实却是相反，统一战线学贫乏，甚至有人怀疑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是不是一门科学，缺乏统一战线学应有的学科自信和学术影响。这当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概念，特别是缺乏立足于中国共产党丰富的统战实践基础上的概念。没有精彩的概念，统战理论自然就难以形成丰满的知识体系，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传播，并形成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统一战线学是经世致用之学，统一战线学的知识体系只能是统一战线伟大实践的产物，是对统一战线实践活动中的突出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发挥着思维分析工具和建构知识体系的作用。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本身只有基于实践问题的提炼而成，才具有这样的解释统一战线的普遍功能。也只有面对时代性的问题提炼具有时代性的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才能够推动统一战线学知识体系的时代化发展。坚持问题导向，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创建也就具备了推动统一战线学知识体系在时代进步中不断发展的无限可能。
统一战线学概念的构建不能从文本出发，也不能是哲学家的玄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增强概念构建的自主性和主体性，立足于统一战线的中国性问题，紧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实践，放眼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概念反思、概念提升，进而推动统一战线学概念的原创性构建。
三、历史启示：从相关学科概念形成的历史来说，统一战线学概念的创建需要坚持问题导向
为什么统一战线学成长中的概念构建要强调坚持问题导向?这个可以从概念形成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概念成长的历史表明，问题导向是政治社会性概念在形成创建过程中共同具有的特征
清末以降，西风东渐，大量的政治社会学概念在中国大地扑面而来。这些概念可是在中国五千年悠久的历史辞典中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在近代中国能够生根发芽呢?王国维1905年说:“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29]语言学家王力的一段评论也有这个意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起了急剧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要求语言用工作上需要的新的词和新的语来充实它的词汇。”[30]随着国门洞开，东方社会面对资本主义的侵入，政治制度、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话语表达亟需新的表达方式，因之，民主、共和、科学等这些现代国家才有的概念，也就很快在东方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势不可挡地出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汉语出现了大量过去没有的新概念、新词汇。有作者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词汇概念的变化情况，发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由于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教卫生、科学技术、体育军事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词语、概念趁势而生。这十七年间新词产生的总数为3265条，平均每年产生192条。从新词反映的内容看，政治类1188条，如“人代会、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党支部、团委、人民公社、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等，占本时期新词总数的36%强;经济类721条，如“公私合营、粮票、自留地、统购统销”等，占总数的22%;科技类约158条，如“核电站、半导体、原子弹、人造雨、日光灯、氢弹、火箭”等，约占总数的5%。这些词都带有历史的印记，反映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征。[31]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逐渐转型为市场经济，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智能化加速推进，各种新思潮、新观念也不可避免地纷至沓来，新概念大量涌现，语言词汇则呈现出新词“爆炸”现象。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每年新增的汉语新词语，平均在七百个左右;20世纪90年代，每年新增词语约为三四百个;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进步、信息爆炸和网络语言的大发展，每年新出现的新词语都在增加，有时每年甚至上千条。[32]根据对《新语词大辞典》的统计，仅仅在1977—1990年间产生的新词总数就达4226条，平均每年产生302条，其中政治类648条，如“党建、两会、换届、选聘、特区、放权、涉外、一国两制”等，占1977—1990年间新词总数的15%强;经济类1128条，如“搞活、放活、创汇、集资、热销、外企、复关、开发区、三角债、菜篮子、专业户、承包商、钟点工、利改税”等，占总数的26%强。这些新出现的词汇，时代色彩明显，改革开放气息浓郁，是对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的一种回应。从增长比例看，科技类新词增长最快，已占新词总数的16%强，这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的反映。[33]
1998年末《文汇报》曾经选出改革开放20年来最流行的50个关键词。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知识经济、转换机制、资本运作、资产重组、乡镇企业、国债、股票、奖金、下海、白领、兼职、商品房、快餐，等等，这些关键词在计划经济时代闻所未闻，完全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真实写照。[34]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新概念、新词汇的历史过程表明，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一个特定社会中的一切，都会确切地反映到这个社会所使用的话语体系之中。反过来也可以说，关键话语的变化反映了社会的一切现象和一切活动。[35]概念史专家科塞雷克说得好，“历史和社会基本概念是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表征，概念生成和用词变化，被理解为特定历史挑战在语言上的体现。一种行为的意义已经预设在它的语言命名之中，并只有在其语言兑现中才能被理解”。[36]
(二)从概念成长的历史可以看出，能否坚持问题导向，决定着概念的生命力
概念的生命力在哪里?关键在概念对于现实问题的回应性。对此，以中国政治学为案例，其概念创建的经验和教训可能对于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构建，有着不可忽略的启示。政治学在建国后一度作为伪科学被打入冷宫，1979年在理论务虚会上邓小平指出，政治学等社会科学要赶快补课，中国政治学在赶快补课中也经历了一个大量译介西方政治学理论和借用西方概念的过程，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政治学研究的自主性和本土化的问题，后来又提出了中国政治学向何处去的追问。其中一个重要的症结在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身的治理优势和国家建设的生动经验并未充分地体现在中国政治学的概念建构中，“不容忽视的是，欧美政治学概念的使用频率要高于中国本土政治概念和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概念，特别是核心概念和常用概念，翻译自欧美的居多”。[37]
基于西方实践经验和历史文化上的概念，用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自然有一个解释力的问题，有不少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学研究遭遇概念的适用性危机，认为脱离概念赖以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背景，把西方的概念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政治实践，容易出现萨托利所说的“将这样一种概念外延覆盖面的扩展导致了内涵精确性的丧失的现象即概念拉伸(conceptual stretching)”。[38]的确，西方政治学概念，成长于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实践过程之中，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经验基本没有关系。因此，“这些概念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反映中国的事实、经验和价值。这样的概念自然与中国的现实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39]如果以其来描述和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难免不够准确、不够清晰，甚至似是而非。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较为突出的是“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其英文为civil society，这是一个源自西方思想史上的十分重要而又充满争论的概念，曾经“占据了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的文本文献”。[40]在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常常译作“市民社会”，改革开放后以“公民社会”的新译名被引入中国大陆。[41]华中师大教授、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徐勇认为，“公民社会”是中国政治学所引进的西方概念中最为失败的概念之一，“最典型的是‘市民社会’概念及其背后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随着这一话语被广泛运用、简单套用，甚至滥用，中国的政治学者开始反思，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根据‘市民社会’建立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框架是否完全适用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研究”。[42]云南大学周平教授也认为中国语境下“公民社会”的内涵与西方语境下“公民社会”的原初意义相距甚远，甚至发生对立。现在我们也知道，“公民社会”从原来的“爆屏词”很快就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学与社会生活的话语体系的幕后，无论是作为一个学术分析概念，还是作为一个社会政策概念，“公民社会”现在均已经退出曾经热闹的应用场景。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概念的适用性危机。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政治学研究如此，统一战线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坚持问题导向，从统一战线的中国实际问题出发，直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火热的统战实践和统战问题，经过比较、反思、概括而成长起来的统一战线学概念，才有应用于中国统一战线实践的生命力，也才能够真正推进统一战线学的知识生产，进而不断构建起统一战线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三)概念成长的历史说明，在实践问题的把握中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一个概念更新的内在逻辑
一些概念的内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出现概念再定义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呢?新的实践产生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引发新的思考，也推动着概念的再认识、再提升。概念成长的历史表明，对实践问题的把握中，对概念更新的逻辑也将会认识得更加清楚。对此，我们以大家耳熟能详的“民主”这一概念的演变为例，可能还是有说服力的。
众所周知，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直至19世纪中期，甚或更晚些时候，民主还被看作危险的、不稳定的低劣政治形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举足轻重的思想家都曾经批判过雅典的民主政治，大名鼎鼎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托克维尔、约翰·密尔以及保守主义的鼻祖柏克都曾经对民主的缺点予以抨击。美国1787年宪法可以说是对民主的反动，几乎不提大众参与国家政治，整个文本从头到尾都未见民主二字。原来美国1787年宪法初衷并不是民主，而是意在弥补共和制的主要缺陷，即，公民德性的缺失和相应的多数派系斗争频发的恶果，因此特别对民主持敌视态度。[43]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杨光斌教授评论道，“如果恢复到民主的原始形态，20世纪以前的主流舆论大都敌视民主”。[44]王晓光也认为，从古希腊到19世纪上半叶的欧美，社会上层精英一直把民主看作是洪水猛兽，1787年的制宪会议则是美国的国父反对民主的声讨会。[45]
但是，形势到了今天已然发生了明显的民主话语权的逆袭，“在此过程中，民主成了现代政治中绝无仅有的概念。时下，甚至就连民主的天敌贵族及其政治代表也都同意丘吉尔的看法，除了已经间或尝试其他一切政体外……”[46]对民主制度予以高度的肯定。从广受主流观点的排斥到现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宠儿，民主的话语生态在西方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出现概念更新的大转折，这是什么原因呢?
民主概念在现实中的地位逆转，根本的是西方政治实践的需要，这里体现的是问题推动概念更新的逻辑。有学者指出，“民主的流行及其意义的所谓蜕变过程，与我们的语言借以在政治活动中构成的过程是同步的”。[47]也即是说，民主概念合法性的广泛确立，要结合现实的民主的叙事过程予以考察才能够得到说明。正是在代议制、选举制、政党竞争等制度的不断实践中，民权运动在越来越大范围的普遍展开，建基于阶级区分基础上的民主认知让位于建基于无差别的政治消费者的民主理解，民主逐渐成为了一个从受到精英藐视的概念转变为一个广为接受的概念，但这是概念更新之后的民主了。
杨光斌等认为，现代西方民主的概念构建经历了三个节点的关键改造，第一个节点是从程序上定义民主，改造成“选举民主”，强调竞争选举对于民主具有至上性的地位，这其中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起了关键性作用。第二个节点是从价值上定义民主，改造成“自由主义民主”，强调民主的自由主义取向，罗伯特达尔、萨托利在其中居功至伟。最后一个节点是从合法性角度定义民主，提出未经自由民主选举的政府不具有正当性，把竞争性民主作为政权获得认同的基础，对此李普塞特等人在其著作中都给予了努力的证明。[48]应该说，这个关于民主概念改造的三个节点的认识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现代民主概念演变的思想认识上的轨迹，对于理解现代西方民主话语的本质具有较好的启示。
但是，难道仅仅少数专家闭门造车，经过语义上的修正和改造，就可以造成如此之大的民主的概念更新吗?民主在一定时期所形成的主导性定义难道取决于几个专家对于概念的主观性的提炼和修正吗?他们又为何会如此进行民主概念的再定义?
一定是这些关于民主概念上的再定义契合了当时的政治实践的需要，也就是说回应了一定社会结构中政治实践的关切，实现了政治理论与政治生活的有效联结。斯坦因说得好，“与此不同，我则试图避免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理论家身上，而是把目光投向这些理论家的著作所由产生的更普遍的社会的原因上”。[49]在斯坦因看来，理解概念形成背后的社会历史活动，才是准确判断政治概念本质的关键所在。
研究美国民主概念更新的专家特伦斯·鲍尔认为，民主为什么在美国会逐渐从遭受敌视到获得推广?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参考的是大量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珍惜民主并为获得它们所理解的民主而斗争”。[50]因此，“民主概念是在论证人们希望拥有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过程中得以实际表达的”。人民群众的民主抗争的实践推动民主话语表达的变迁，民主成为美国的一个普适性概念，是在政治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对一定政治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及其政治斗争的反映，是现实政治问题的政治学表达，而不是少数理论家关在书斋里随意创制出来的。
1787年美国宪法并没有提到民主，但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在美国这个移民与黑奴一度广泛存在的广袤社会中，却不断地提起民主的问题，要求在政治话语表达上做出改变。对此，特伦斯·鲍尔说道：“一部美国‘民主’史，清楚地表明了‘民主’修辞的支配地位以及随后对它阐释的激增。”[51]民主话语的转换，也就体现为民主抗争运动上的政治修辞的转变，要求在政治语言和表达方式上做出呼应民权运动和党争政治的发展。美国建国之后，平等选举权的运动、八小时工作权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黑人平权运动等等层出不穷，“绝不该忘却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正是1830年代由民粹主义运动破除了财产资格限制，才使得80%的美国白人男性有权参与总统选举以及其他各类选举。第二，直到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美国黑人才获得了平等的选举权，而《民权法案》显然是作为下层阶层的黑人运动推动的结果。可以说美国的共和政体产生于开国之父们的理性设计，而民主范围的扩大则是迫于下层民众运动的压力”。[52]而美国的民主政治运动的历史展开，则需要相应的政治表达，在一系列的政治修辞中，从表面上看，“民主失去了它的阶级统治的内涵，因为人民逐渐被理解为一群无差别的大众政治消费者”。[53]
这样，建国以来，美国的民主逐渐超越了阶级冲突的修辞，民主话语在形式上被一种更具有欺骗性的普遍性的话语表达所代替，精英们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大众形式上增强了所谓的民主感，民主的政治修辞让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形式上都乐见其成。“民主的阶级内涵逐渐被消除，而人们赞同一种更为普遍的民主概念，这种民主概念基于包含所有人在内的社会群体——消费者。随着阶级逐渐依据消费而非生产关系来理解，一个具有阶级区分的社会形象开始在美国政治语言中黯然失色。”[54]在形式上，人们看到了表面上一人一票的选举权，不再把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的关系，理解成现代民主的核心问题，民主逐渐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大众政治消费，这种认识直接造成了民主的概念更新，也就不可避免了。
美国的民主充满了缺陷和欺骗，背离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但是它的民主概念在美国政治话语体系中的逆转，却对我们认识概念更新有着有益的启示。一个广泛的政治概念，必有广泛的政治现实需求，政治与社会性的概念乃是建基于政治实践的推动基础上的，政治变迁与政治概念的更新有一个互动的关系。“概念变革和创新，体现出新变因素;并且，概念生成和用词变化，被理解为特定历史挑战在语言上的体现。”[55]实践中的问题推动，现实中的政治需求，才是政治社会性概念更新、概念重建的内在动力，这就是民主概念更新对我们的有益启示。
四、实践选择：坚持问题导向推进统一战线学概念创建的路径思考
随着统一战线学主体性的逐渐觉醒，以问题导向为牵引，推动统一战线学的知识生产，应当成为研究者的共同使命。坚持问题导向，促进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构建，要求我们进一步增强统一战线学的学术自主性和概念原创性意识，遵循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反对简单地照搬其他国家创建的概念，面向统战工作的实践需要，从统战活动的问题出发，推动统战概念生产的深加工，实现统战概念的有效供给。
(一)从中国问题出发，推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统一战线学概念的主体性构建
主体与客体相对，所谓的主体性乃是一定体系中的人是主体还是客体的表征。“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个人看法以及地位，即人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56]用哲学的语言来说，主体性乃是一定社会条件下对象性活动中行为的发出者和承担者所具有的自主自为、积极能动并主导发展过程的状态、地位和意识。[57]统一战线学概念的主体性构建，乃是意味着统一战线学研究特别是统战概念的构建活动中所具有的理论自信和学术自主意识的觉醒，它表明统战学人在概念构建的学术活动中从自身所处的政治社会条件出发，遵循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独立而创造性地开展相关学术活动，为统一战线学概念的构建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
主体性是统一战线学作为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当然也是统一战线学概念体系成长起来的必由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58]哲学社会科学如此，统一战线学又何尝不是如此?理论观点的提炼是这样，概念的构建又何尝不是这样?有学者谈到政治学曾经在某一个时期简单地追捧西方的政治学理论，盲目地套用西方的政治学概念的现象时这样评论道：“在学习吸收外国政治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照搬照抄、简单套用、盲目追随的倾向，在话语表达上属于‘套着说’，处于复制的状态。这种复制的状态显然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也难以产生原创性成果。”[59]他认为这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实际上统一战线学的研究情况也差不多，其研究中主体意识的缺失，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缺乏统一战线学主体意识的普遍自觉的情况下，也就不可能有统一战线学概念的原创性构建，从而也就难以促进统一战线学的自主知识体系的生产。
强化统一战线学概念的主体性构建，其关键在于从中国问题出发，立足于中国统一战线发展的实际，概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提炼具有普遍性的统一战线学的概念。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为问题而生，为解决问题而成长的。只有不断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才能显示出研究者的主体性。[60]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如果不加分析把国外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奉为圭臬，一切以此为准绳，那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如果用国外的方法得出与国外同样的结论，那也就没有独创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61]
(二)从原初性问题出发，推进统一战线学的基础性概念的构建
如何构建一种学科领域中的概念，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与社会互动的过程，更是一种艰辛的思维活动。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源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西方走在中国前面，西风东渐，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概念中国有一个选择性吸收、复制以及创新的过程。[62]有的学者从微观机制上将概念的界定分成三个步骤：对象分类、本质属性的抽象以及测量指标的设定。[63]也有的学者从概念更新的角度认为，概念抛弃、概念改造和概念创新，是概念更新的三种形式。[64]萨托利从本质主义对概念进行分析，以抽象的程度作为标准，将概念分成轮廓性的概念化、一般性的概念化和普适性的概念化三种层次，称之为概念的抽象阶梯。[65]戈茨则反对这种本质主义的概念分析，主张应当从本体论、实体论的角度对概念进行分析，提出任何一个概念都包括本体、因果关系以及指标性实体内容这样三层次的概念框架。如此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揭示概念成长的规律。
我们认为，从认识论上说，概念的形成只能来自实践，重大实践问题的分析和概括，是形成概念的科学途径。有学者认为，一个概念的构建包括“发现概念源、概念反思、概念建构、概念的学理化、概念延展”等环节。[66]这里第一个环节“发现概念源”，主要是田野调查，发现事实和问题，经过独立思考进而提炼成适当的概念。也就是说，从问题出发，实际上是概念创建的第一个环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67]而其中源头性的问题，对于统一战线学基础性概念的构建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源头性问题乃是关乎事物的源起、本质和根本目的等方面的问题，对于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因而其对于基础性概念的形成至为重要。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往往从国家起源与目的这一原初性的问题开始，进而构建其国家、阶级、权力等基础性概念。西方政治学往往从人的本性是什么、国家的目的和正当性是什么等原初性的问题进行发问，进而提出了国家、人权、权威、合法性等政治学的基础性概念。海伍德在《政治的密码》中解读的第一个概念便是权威，罗宾斯在《政治学中的重大问题》中最先探讨的三个概念便是权力、权威和合法性。难怪格伦·廷德会说，“大部分政治观念，也许所有的政治观念，都是以某些特殊的人性概念为基础的”。[68]与此相似，统一战线产生发展中的原初性问题，对于统一战线学基础性概念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通过考察统一战线历史之源的问题，促进统一战线学基础性概念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为什么会产生?当年毛泽东为什么将统一战线称为三大法宝之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说的无产阶级联合有哪些渊源关系和发展之处?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与历史上的所谓联盟合作，以及西方党争政治中的联合执政乃至议会中的政策妥协等政治行为有何不同?如此等等，乃可以在此一追问中思考统一战线学的基础性概念，比如，对统一战线本质、统一战线体系、统一战线功能等进行思考，予以界定。
也可以通过思考统一战线现实之源的问题，推动统一战线学概念的构建。实践是思想之母。统一战线是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制度优势，在新时代中共中央高度肯定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提出统一战线是百年建党十大经验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统一战线的一些本原性问题，仍然是深化统一战线基础性概念的基本渠道。比如，现代化进程中所催生的革命后统一战线与过去战争时代的革命统一战线有何区别?两者的作用及其机制难道是一样的吗?为什么说团结奋斗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有的学者对现代化建设时期统一战线与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目标任务、动力机制进行了比较，提出并阐释了“革命后统一战线”的概念。[69]如此等等。
还可以反思统一战线价值之源的问题，进而构建统一战线学的基础性概念。统一战线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一种策略吗?其根本的价值追求是什么?这些事关价值本原性的问题，无疑是构建统一战线基础性概念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话语体系中经常有最大同心圆、最大公约数等的统战表达，这些都是政治色彩很强的官方语言，但却是统一战线价值取向的最贴切最精辟的体现。如何转换成学术性概念?如何以学术界认同并可以得到论证的学理方式提出相关的概念，把政治性话语转换成学理性的概念?可否以提出统一战线同心圆、统一战线最大公约数等的表达作为统一战线知识体系之中的基础性的概念予以论证并传播?凡此种种，都是面对的问题。
(三)从体系性问题出发，加强统一战线学的关键性概念的构建
林尚立在一篇文章中说：“统战本质上是以党的领导体系为核心所形成的统战体系。”[70]所谓体系，乃是多个组织单元按照一定的制度原则围绕一定的集体目标而结成的一体化结构。政治体系是政治行为的结构性支撑，也是政治过程发挥功能的基础，其意义十分重要。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为着党和人民的目标努力实现的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是以体系的形式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统一战线体系体现着统一战线的宗旨意识，承担着统一战线的功能。体系的关键性决定着基于体系性问题上的概念构建的关键性。从体系性问题出发，也就是统一战线体系的各个要素及其整合机制，存在何种问题?其原因是什么?在此一反思中孕育出统一战线学概念构建的诸多学术机会。
一是面向统一战线组织体系的问题，进行概念反思，可以提出并阐释“组织性统战”的概念。组织起来是统一战线的有效手段，统一战线至今，已经发展起多种组织，包括党派组织、宗教组织、新的社会阶层组织等等，在分析这些组织的功能、环境及其运作机制的异同的基础上，可否进一步提出“统一战线组织力”这个概念?甚至提出统一战线组织文化的概念?等等，这些对于理解统一战线的体系及其运作具有关键作用。
二是面向统一战线制度体系的问题，进行概念梳理，可以考虑提出“制度性统战”的概念。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从制度设计上促进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使得统一战线有制度的保证，成为稳定的、可持续的统一战线，这就是制度性统战的功能所在。
三是面向统一战线政策体系的问题，进行概念创建，可以提出“政策性统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策性强，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关系、各种问题，很多都要靠政策来调节。”[71]可以说，“政策是革命后统一战线实现自身功能的重要形式”。[72]政策性统战的概念提出具有相当的针对性和正当性。
(四)从过程性问题出发，推动统一战线学的一般性概念的构建
统一战线的政治社会效能不仅仅体现在体系之中，更体现在统战体系发挥作用的具体过程之中。统战体系不是僵化、静止不动的，而是外化为一系列的具体的统战行为、统战活动，是一个众多统战单元所合力形成的具体统战过程。以问题为导向的统一战线，就离不开统战过程的考察。问题一定在运动中展示，矛盾总是在过程之中暴露。从统一战线的过程性问题出发，这就将概念的构建放在统一战线的运作活动中，放在各种矛盾之中，这样的概念才是鲜活的，才是充满生命力的。
在一个长的历史周期中，统一战线的过程必然会形成比较稳定的特征和行为特点，日积月累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据此有学者提出了“统战文化”的概念。文化是魂，是一种深沉的力量。“我们所说的统战文化，是在统战的实践中形成的并为统战成员所广为沿袭的行动模式，是统战体系及其过程中共同具有的一种统战情感、心理倾向和广为遵循的行为习惯的总和。统战文化是统战体系内部成员共有的风俗传统，必须放到统战体系及其运作的过程中，才能够理解统战文化。”[73]与统战文化相联系的，还有诸多概念，比如“统战角色”“统战行为”等等。
过程性问题展开了统一战线学有关描述性概念创建的广阔空间，因为过程总是具体的、可以描述、可以评价的，从此出发，“统战效能”“统战工作责任”这些概念也就呼之欲出。效能、责任外显于结果，实际则体现在过程之中。没有效能的统战是无效统战，不能追究责任的统战工作是缺乏动力的统战，统战效能、统战责任何其之重要!统一战线做得怎么样?如何提高统一战线的效能?统一战线工作责任如何划分?又如何追究统战工作责任?凡此种种都值得探讨。这些概念的论证都取决于对统一战线过程的考察，而这些概念的确立又反过来有助于对统战行为做出科学的解释，并为学者们打开进一步的研究议题，更好地体现统一战线学概念的魅力。
(五)从时代性问题出发，致力于统一战线学原创性概念的构建
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75]以问题导向推进统一战线学概念的构建，也就是要求统一战线学的研究者，紧紧把握时代的主题，审视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下，统一战线所遭遇的突出问题，从中进行概念反思，进而推动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创新。从时代性问题出发推动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构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是针对统一战线之使命所遭遇的时代性问题，进行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创建。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总是随着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服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是为顺利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服务。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拨乱反正，从根本上扭转了过去的“左”倾指导思想，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也随之发生根本转变，“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服务”。[76]时代的变化提出了统一战线使命任务的问题，这为统一战线的概念反思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有学者针对西方的民主治理提出了“统一战线治理”的概念。[77]这都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学概念创新过程中对于时代性问题回应、关切的结果。
二是针对统一战线之形态所遭遇的时代性问题，加强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构建。统一战线总是要以某种形式和样态发挥作用，可以从组织形态、制度形态和政策形态对统一战线的实践形态进行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新时代国际格局的调整，统一战线势必会在组织上、制度上、政策上遇到新的问题，比如，政党组织、宗教组织、新的社会阶层组织等等，从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说，存在何种问题?有哪些不适应性?比如，针对计划经济后，新的社会阶层脱离原来体制比较分散的现实问题，有学者由此提出新的社会阶层再组织化。[78]这就是针对统一战线之组织形式上在遇到时代性问题基础上所做出的概念创建的一种尝试。当然，制度上、政策上的时代性问题中也蕴含着统一战线学概念再定义、再创造的可能，这也是统一战线学概念创新的重要动力。
三是针对统一战线之运行机制所遭遇的时代性问题，着力推进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创新。统一战线内在的运行逻辑怎么样?统一战线发展的动力是什么?人们为什么能够加入到统一战线中来?有何规律可言?凡此种种，都是众多统一战线学的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问题。随着社会观念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日趋分化以及社会交往形式的多样化，这个问题似乎更加迫切地摆在统一战线学研究者的面前。有学者认为应该研究统一战线中的人的行为问题，认为统一战线中人的行为特征和共同的态度倾向对于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提出了“统战人的政治性格”的概念，[79]希图通过这一概念的分析开辟统一战线运行机理分析的新路径。这也不失为分析统一战线运行机制的新解释，诸如此类，应该说，新时代新问题，为统一战线学的概念创新打开了无限的空间。
要而言之，统一战线学的发展寄托着几代学人的情怀与梦想，其科学体系的发展和理论影响力的扩大则有赖于统一战线学自主概念体系的创建，有赖于统一战线学之标识性概念的出现。统一战线学目前还是冷门之学、边缘之学，但多年来，统一战线学研究者在理论研究和概念的创建中依然养根以俟实，焚膏以继晷，不断增强学科自信和学术自信。比之其他成熟的学科，统一战线学在概念的学理性、解释力以及适用性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些需要研究者们增强统一战线学概念构建的主体性自觉。统一战线学概念的构建，不能从文本出发，也不能是哲学家的纯粹思辨和玄想，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立足统一战线的中国性问题，不断推进统一战线学的概念更新、概念创建，如此，统一战线学乃可以长成参天大树，成为理论之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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