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专家，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媒介素质研究中心主任。

刘雅宁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摘 要

当前诸多文化矛盾源于矛盾的时间观：文化复兴被理解为“往回看”，而文明建设则是“向前看”。把文明和文化看作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则不同于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其体现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辩证关系。文明建设既扎根于微观的日常互动，也体现在宏观的交往秩序中，因此，作为交往实践的文化就是文明建设的基础。当前媒介与传播技术的发展，给交往方式和时空体验带来了巨大改变，深刻地影响了文化与文明建设。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文化与文明的新特征——“拼贴再生”与“交织并叙”，旨在阐释当下统一战线的新文化使命。

关键词

现代文明建设;文化使命;文化战略;新媒体环境;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战线

阅读导引

一、作为交往实践的文化：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

二、拼贴再生：新媒体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复兴

三、交织并叙：新媒体环境下的现代文明建设

四、重新定位：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文化战略

从表面上看，文化复兴与文明建设似是一对矛盾的概念，因为二者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时间假设：文化复兴意味着“往回看”，它似乎“悬停”了时间，把文化看作一种静止不变的实在物，人们可以从当下返回并重新获取;文明建设则是“向前看”，时光如箭，指向未来，“昨日之日不可留”，过去或被遗忘，或被替代，时间呈现出线性且不可逆转的特征。

这种矛盾的观念对于日常生活和常规工作的影响十分广泛和深远，通常不是以传统之名否定当下，就是以发展之名否定过去;不仅在思想上引起混乱，在话语上引发争论，也在行动上导致矛盾和冲突。例如，抗疫期间，张文宏医生倡导“高蛋白质”早餐以提高免疫力，他曾谈及传统早餐(如稀饭、馒头)的不足，结果招致大量网友攻击，指责其否定传统、“崇洋媚外”。在这场争论中，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等，多种二元对立观念纠缠在一起，无比混乱。

已有不少人撰文指出，应当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即“扬弃”的文化观)，而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不过，这些讨论中不乏“玄虚”之论，只是抽象地在话语层面进行“辩证”，而没有具体分析谁来扬弃、如何扬弃。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扬弃论”的背后，仍然预设了单一、线性的时间观，即以新换旧或以新改旧，实质上也是一种单线式的“向前看”。

这一矛盾观念对于当下正在进行的现代文明建设造成了潜在的威胁，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并且突出表现在社会交往与群体关系之中。在实践中把握文化复兴和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不仅需要讨论“扬弃”的具体内容和方式，而且应当深入解决思维图示和行为惯习的问题。这些微观层面的问题，正是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具体内容，也是文明的基础。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其扛鼎之作《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中，不厌其烦地描述了日常交往礼仪的变迁，并将它们视为文明的表现。不过，埃利亚斯主要分析的是面对面交往行为，而当前主导日常舆论的社交媒体不仅是各种片面观点得以广泛传播的加速器，而且社交媒体自身所创造的新时间和新交往体验，又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因此，辨析文化复兴与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还需要结合新的交往与媒介实践加以考察。新媒介环境乃新时代之“新”的一个具体表现，它构成了文化复兴与文明建设的具体场景与基础设施。

从交往与媒介的基础性层面考察文化，并非将其琐碎化。恰恰相反，基础层面的考察，是为了揭示文化的渗透性，为更为宏大的历史使命提供最有力的支撑。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已将文化和文明建设提高到“使命”高度：“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则是鲜明地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新的文化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讨论中，也不只是少数文化部门的任务。其实，当我们将文化与文明联系起来的时候，就已经背负了更为宏大而深远的“使命”。如前所述，文化作为文明的基础和动力，并不仅仅是某些语言符号、艺术创作或者人工制品，而且还是生活方式、思维图式。由是，文化使命应当贯穿、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成为各个部门和机构理应肩负的使命。使命之所在，也不仅仅体现在口号和文件中，而应作为反思和构建当下实践逻辑和行动路径的基础。

统一战线工作通常将政治性视为第一属性，文化建设作为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处于次要地位或承担“服务”角色，如某部门文化、某党派群体文化等。而且，其工作方式也通常如一般的文化宣传工作那样，将文化视为文化产品的制作和传播，而不是从文化使命的高度构建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和功能定位。这不仅限制了统一战线在文化领域的作为，也影响了统一战线在现代文明建设中的价值与定位。本文从更为广义的文化观念出发，尝试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文化与文明的新特征，并以此为基础阐释当下统一战线的新文化使命。

一、作为交往实践的文化：现代文明建设的基础

以静止的方式来看待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这种观念由来已久，究其根源，则与文化载体的媒介性质不无关系。埃利亚斯曾指出，与体现“运动”和“过程”的文明概念不同，德语中的文化概念通常指“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包括“艺术作品、书籍以及反映民族特色的宗教以及哲学体系”。从这一经典表述可以看出，文化与其载体密不可分。而书面文化产生以来，书籍的相对稳定性就成为文化稳定性的重要技术支持。而且，正是这种聚焦于“产品”的文化观念，将书籍、艺术品之外的文化现象排除在外，使得日常口语交往等生活方式未能进入文化的视野。同时，由于书面交往技术变化较为缓慢，其基本形态大体不变，以此为基础的文化显得较为稳定，也就可以作为群体认同的重要标志进行横向比较。

有趣的是，埃利亚斯把文明与更为日常的行为举止联系在一起，认为礼貌是“文明进程的表征之一”，因为礼貌恰好体现了人们自我意识的增强和对于他人反应的敏感性。从礼貌到文明，反映了一种交往秩序的发展。由此，埃利亚斯作出“文明论纲”的总结：“从相互交织的关系中，从人的相互依存中，产生出一种特殊的秩序，一种较之单个人所形成的意志与理性更有强制性和更加坚实的秩序。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行程，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

其实，无论是书面文化还是口语交往中的文明礼貌，都离不开传播的技术与媒介，而技术变迁正是文明进程的内容之一。加拿大学者伊尼斯以将媒介史与文明史相关联而著称，他曾指出：“我们考虑其他媒介对各种文明的意义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见我们自己文明的偏向。无论如何，这可以使我们对自己文明的特征抱更加谦虚的态度。也许可以假定，一种媒介经过长期使用之后，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它传播的知识的特征。也许可以说，它无孔不入地影响创造出来的文明，最终难以保存其活力和灵活性。也许还可以说，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也正是基于这种文明观，伊尼斯按照传播媒介重新对世界史进行了梳理：

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开始的泥板、硬笔和楔形文字时期;从埃及的莎草纸、软笔、象形文字和僧侣阶级到希腊—罗马时期;从苇管笔和字母表到帝国在西方退却的时期;从羊皮纸和羽毛笔到10世纪或中世纪的时期，在这个时期，羽毛笔和纸的使用相互交叠，随着印刷术的发明，纸的应用更为重要;印刷术发明之前中国使用纸、毛笔和欧洲使用纸、羽毛笔的时期;从手工方法使用纸和印刷术到19世纪初这个时期，也就是宗教改革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时期;从19世纪初的机制纸和动力印刷机到19世纪后半叶木浆造纸的时期;电影发展的赛璐珞时期;最后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在的电台广播时期。

这种说法似乎有点“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但如利剑一般，打破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文明观，从较为抽象的社会形态、组织制度等方面，转向了通常被忽略或等而下之的技术与媒介。而且，正是因为突出了媒介与技术，有关文化的思考才变得具体且可体验。英国学者库尔德利和德国学者赫普，把这种新的思考方式称作“唯物主义现象学”，现实因此被概念化为“中介化的建构”：

社会本质上的中介化性质——我们作为人类所必需的中介化的相互依存——不是基于某种内在的心理现实，而是基于物质过程(对象、关联、基础设施、平台)，传播和意义的建构经由这些过程才得以发生。这些中介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会的基础。

库尔德利和赫普的论述并非专门针对文化或文明，而是更一般化的社会现实。不过，其核心观点与伊尼斯一脉相承，都着重强调了媒介技术和交往方式的基础性作用。从他们的论述出发，结合埃利亚斯的观点，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媒介技术与文化、文明的关系。初步总结如下：

第一，文化与文明是理解现实的不同方式。如埃利亚斯所说，文化更侧重于精神产品，往往是特定空间中群体进行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因此较多地反映了共时性的比较;而文明则主要体现新的变化，是一种历时性的视角。但是二者并不能真正分开，文化是文明进程的基础，并展现、表象了文明;文明的发展反过来又逐步地改造文化，使得文化自身也体现一定的过程性、历时性特征。如果说文明进程是一种演化，是一种“纠缠的相互创造”，那么，文化作为纠缠于其中的特殊构成，与其他构成物(如其他生物、物质和社会要素)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强化，并且表象为演化的路径(记忆与历史)。

第二，现实的构建离不开中介化的媒介与技术，因此，随着中介技术的变化，现实构建方式的不同，有关文化和文明的理解也随之变化。在电子媒介技术之前，由于传播的物质技术与内容呈现不可分离(如书籍)，所以文化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状态，文明的进程也较为缓慢。而电子媒介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由印刷媒介所构筑的时空体系和经验方式，开始出现时空抽离的“脱域”等后现代特征，引起文化与社会进程不一、相互矛盾的局面，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紊乱。

所谓后现代，其实已经不是线性时间的概念，即并非现代之后;后现代概念本身蕴含着对于单向性发展观念的突破。如果说有关后现代问题的反思主要由电子媒介技术所促发，那么，当前新的数字媒介技术又将如何影响人们对于文化与文明的理解?

数字技术带来的现实建构变化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线上线下时空多轨重叠，人们得以在多个时间和空间中来回穿梭。过去可以被长期保存并随时调取，对未来的预测也可以在当下生成;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态并非单一线性，而是重叠交错。在同一空间中的人可能“分身”于不同的他地，而不同地方的人，也可以在同一虚拟空间相聚。其二，个体认同从原子式的相对统一转变为量子化的“叠加态”，而群体认同出现“离散式整合”现象，政治联盟形态则从传统的有机联系向复杂网络转换。

面对这样的变化，我们越来越疑惑：不同的现实状态，是应当视作不同的文化特质，还是不同的文明阶段?特定时空情境中的现实表象，是否可以作为文化产品在不同时空中重新嵌入，成为文明发展的新基础?更重要的是，由谁以及如何来回答这些问题?统一战线在新的媒介环境下，面对这些新文化特征，应该如何作为?

二、拼贴再生：新媒体环境下的传统文化复兴

近些年，年轻人庆祝宗教洋节的现象引起较大争议，被认为是崇洋媚外的表现，并担忧传统文化因此遭到西方文化的侵蚀。这种表述体现了矛盾的文化与文明观念：一方面，文化被视为民族或人群的固定表征，在横向对比中进行取舍;另一方面，文化又似乎是单向线性发展的实体，一种文化的进入则意味着另一种文化的消失或替代。其中的历时性问题将在后文详述，在此我们首先讨论共时性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如果把文化看作不同生活方式的表征，那么，传统交往媒介技术限制下形成的空间隔离和文化界限，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发生了极大改变，文化从平行并置的状态，转变为拼贴再生的新形态。这也就意味着，年轻人“过洋节”不一定是改变信仰、全面接受西方宗教，而是把洋节作为一种特异生活片段，拼贴、嵌入自己的生活场景，重新生产出一种复合多样甚至矛盾共存的生活样式。

如前所述，我们把文化看作一种传播现象，它由交往方式与传播技术所构建，也借助媒介技术得以具体化、物质化、现实化。传统文化的稳定性和清晰边界，深受当时交往方式与传播技术的影响，如语言文字和印刷媒介。进入现代社会，“印刷资本主义”促进了新的民族意识诞生，文化的空间特征发生重大变化，人们的认同范围扩大(如欧洲民族意识的形成)，而且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深刻。当然，在此过程中，先进民族的文化往往占据优势，甚至表现出替代性、侵略性的特点。这种文化特征，与大众媒介的大规模、垄断性传播特征相一致。但是，当前的文化传播面临一次新的“传播革命”，我们需要思考数字新媒体将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文化的空间特征。

第一，数字媒体的离散性、可编程性等技术特征，改变了书籍等传统物质载体的线性传播方式，使得文化传播呈现拼贴式、生成式特点。传统文化产品的媒介形式具有连续性，信息呈现为线性形式，如文字在纸张上的排列，一旦产生并固定在某一物理形式上就难以更改。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产品经历了数字化过程，信息被拆解为离散的数据单元，用0和1二进制代码的形式进行存储。这种对文化产品的数字化转换使得文化内容变得“可编程”：一方面，意味着文化可以被截取，被分割成任意片段，能够多次编辑、修改，如抖音等视频媒介的非线性编辑以及修图;另一方面，信息内容脱离了固定物理媒介的限制，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内容进行重新组合与拼贴，如将电影视频中的经典对白截取下来，以拼贴图片的形式在社交媒体中流传。文化产品不再是传统的固定的线性的模式，而是一种全新的解构与生成模式。正如弗卢塞尔所指出的，技术装置产生的图像与早期的图画具有根本差异，技术图像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图像，而是通过截然不同的方式生成了一种“全新的媒介”。数字时代的文化片段，可能是某一民族的历史产品，但并不意味着对其传统进行“回归”，而是碎片化拼贴后的重新生成。

第二，数字媒体的社交化、智能化等技术特征，使得文化传播由传统大众媒体时代的集中化、规模化、统一化转向分布式、碎片化、异质化。德国学者卢曼认为，现代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将它们的“自我观察”与“自我描述”委托给大众媒体系统，“大众媒体根据它们的系统逻辑来观察社会和世界，并据此作出它们的描述”。这意味着在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产品被大众媒体所选择，由大众媒体来定义流行与非流行、美与丑、高雅与低俗等多种文化标签。以新闻报道为例，由专业大众传媒组织对有新闻价值和无新闻价值作出区分，并将标示为“有新闻价值”的内容进行报道。新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这种传播结构，大众媒体从绝对中心的位置上跌落，以互联网、移动媒体为支撑的社交媒体，以及智能推送与分发技术的兴起，对专业的新闻机构造成极大冲击。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的自我观察与自我描述行为不再主要依托大众媒体系统，而是分布在多元、异质的网络之中。文化传播从集中的大众媒体转移到异质的网络空间，虽然传统的专业机构仍然占据网络中的主要节点，但是更加分散的个人或群体越来越多地承担了文化生成与传播的工作，定义文化的权力被稀释、分散，文化的统一性逐步被异质性所取代。而且，由于分布式的生成逐步取代统一化的生产，文化意义的变动与转换也越来越频繁。生产情境中“过洋节”的文化意义，与数字网络不同节点的情境中解读的意义可能相去甚远，由此产生的矛盾，与其说是传统—现代、东方—西方的差异，不如说是数字网络不同节点的情境差异。

总之，我们不能仅仅从“字面意思”解读当前的文化现象，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多变复合体加以考察：一方面，要尽可能充分地理解其“话语网络”的整体样貌，即不同的文化要素、话语材料是如何相互关联、相互参照的，形成具有更深层的“互文性”意义。也许我们可以发现，热衷于圣诞狂欢的青年人，也会在端午节穿上汉服，这些截然不同的文化元素是他们展现自我的特定“话语”，而多种元素组合形成了新的青年文化。另一方面，还要尽可能挖掘这一话语网络生产与传播的社会情境，以理解其社会意义。无论是参加圣诞狂欢还是穿汉服，也许都是某些人群构建自我认同的标志。基于这样的拼贴与嵌入，传统文化能够在当下以新的方式获得延续。

三、交织并叙：新媒体环境下的现代文明建设

批评“过洋节”现象，隐含的时间矛盾是以新代旧。而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特定历史脉络之中，西方文化又总是与其坚船利炮等技术文明密不可分，这种心理创伤成为警惕文化“入侵”的主要基础，即便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技术文明。小心翼翼地将文化和文明剥离开来，表面上避免了接受技术而拒绝文化的尴尬，实际上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文明观背后的线性时间逻辑。

然而，与传统工业时代生产流水线使用时钟计时，遵循线性、单向度的时间顺序不同，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流动打破了传统线性、顺序化的时间逻辑，展现为多重时间交织，即美国学者卡斯特所说的“无时间之时间”。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中的“线性、不可逆转、可以量度、可以预测的时间正遭到挫折”，而产生的新的时间是“各种时态的混合，而创造出永恒的宇宙;不是自我扩张而是自我维系，不是循环而是随机，不是迭代而是侵入：无时间的时间利用技术以逃脱其存在脉络，并且选择性地挪用每个脉络迄今可以提供的价值”。网络社会的新时间观，提醒我们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现代文明建设需要把握两大特征：其一，在多重并置的新的时间脉络中，重新比较和反思文明与文化问题，将现代文明建设视为立足当下的战略决策，是对比过去与未来所进行的不断调整与规划;其二，这种多维时间上的规划与反思并非一体化、一次性的，而是在多重交往与反复互动中不断协商、妥协与重构的临时性结果，呈现出多元化、复杂性特点。

现代文明建设是一个持续的进程，它总是立足当下，在过去与未来的差异中寻求定位。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作为文明演化的历史路径，标志了当下位置的特殊性;但是它不应是限制未来可能性的固有框架，而应成为丰厚而可随时调用的资源库，回应当下需求并积极地参与到现代生活方式的构建中，展示出新的形态与活力。比如，传统的家庭形态因为跨地就业等客观因素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传统家庭的伦理与价值，却在许多地方保持不变，成为支持“多点分居”等新型家庭生活方式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来自不同文化的观念或价值，则可以作为未来可能性的想象基础，在比较中成为规划的依据和参照。

将现在视为一种差异性存在，这是卢曼思想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贡献。在他看来，现在作为一个时间点，本身没有固定形式，只能在过去与未来的差异中存在，也就是说，现在只是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那么，我们如何获得现在的确实性?卢曼把决策(一种选择、决断)看作“现在”获得自身形式的基本方式。决策在以记忆为前提的递归基础上产生，这是决策的第一个特点。在一个共同体中，集体记忆多以文化的形式呈现。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文化与记忆已经过去、不可改变。“通常的时间观念认为过去是结束的，不可改变的，未来是开放的，可以改变……然而，过去和未来之间这种几乎不可争辩的关系往往会被决策所逆转，或者至少会被相反的原则所纠正。”为什么决策具备这样的能力?这就引出决策的第二特点，即决策总是指向未来，是关于未来行动的计划，并且通过选择行为而实际上引发改变，产生差异并导向新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决策的这两个特点只是分析性地分离，而在实践中则是联合地发挥作用，即借助过去/未来的“差异”而呈现。正如卢曼所说：“每一个决策都会开始一个新的故事……地形不断被重新覆盖，但这种方式不能被描述为线性过程(或者仅仅是非常粗略的简化)。下一个决策区分了另一个过去和另一个未来，即使考虑到同样的目的。它无法撤销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可以纠正它。”这是一种颠覆式的时间框架：过去与未来的关系不是静态、固定的，而是可以通过决策过程被重新构造的。也就是说，虽然过去被认为不可改变，未来又充满了不确定性，但通过当下的决策，可以改变对过去的理解与对未来的预期。

卢曼的论述看上去晦涩难懂，但是放在新媒体环境中就会变得十分清晰。在卢曼的解释中，组织机构的文件档案系统记载了组织的过去，但是每次决策总是策略性地选择部分内容，从而实际上重新撰写了组织的历史。但是这一“重写”现象在卢曼的描述中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而在数字技术条件下，却有迹可循、可感可视。数字技术使得过去可以被长期保存并随时调取，还可以进行修改与再创造;而机器学习和算法预测使我们进入“前馈”时代，能够在当下对未来作出预测。

需要注意的是，在卢曼的差异性现实观中，决策者本身也是决策的一个内容，即由什么人来作出选择的问题。因为把决策看作一种时间现象，它就是人与组织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并非某些人决策，某些人不决策，而是不同决策者的不同决策产生了迥异的现实性。如果说传统媒介(如书面文件)具有传播的垄断性、集中性，那么新媒体的分散化导致的记忆多样性，使得过去/未来之区分本身也变得多样。在“过洋节”的事例中，对于参与者本人来说，也许新的节日形式只是区分了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而对于批评者而言，新的节日形式则是过去创伤记忆的延伸。

参照卢曼的时间解释，我们可以如此总结：传统文化并非既定不变的固有物，而是取决于当下一次次的决策;每一次决策，都是一次对传统的重新叙述，并开启一个新的未来。由是，文明发展的过程并非单向、线性，而是充满了交叉和重组的可能。如此看来，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也不是彼此分离或相互矛盾的，现代文明是传统文化在时间维度上不断演变、分化、复杂化的结果。传统文化在碎片化、分布式的后现代特色的社会中被分割、裁剪，以多样化的方式拼接到当下情境之中，在不同的时空维度中被重新解读，表现为新的生活方式，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文明发展的新基础。

四、重新定位：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文化战略

如前所述，文化复兴和文明建设，是当前各部门、各领域共同的文化使命。统一战线说到底是做人的工作，而有人就有文化，文化是群体和联盟建立共识和信任的重要基础。传统的政治联盟大多以共同的利益诉求/价值追求为核心纽带，尤其是在战争年代，生死存亡的最大利益关系，构成了统一战线最为坚实的基础。纵观统一战线的百年历史，从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到工农民主统一战线;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及爱国统一战线，统战工作一直是党克敌制胜、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然而，进入新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敌人”的形象逐渐模糊，统战工作亟须创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统战工作不是过时了、不重要了，而是更重要了。”如何实现这种更为重要的价值与地位?笔者曾撰文提出，新时代的统一战线应积极参与城市治理，打造“数字化治理联盟”。应当说，打造治理联盟仍然是“器用”的维度，文化则是人的存在之根本。新时代的统一战线要获得新的发展，就应当主动担当起相应的文化使命，将文化建设置于战略高度，以期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大业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为此，统一战线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展开文化战略的规划与设计。

第一，深化统战工作的文化思维。早在1940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把文化力量与政治力量、经济力量相提并论，充分肯定其斗争价值。不过，在当前日常的统战工作中，却往往因为聚焦政治内容而忽略了文化内涵。虽然具体工作对象中也包含文化工作者，但多以利益群体待之，忽略了文化自身的价值和逻辑。从政治视角来看待统一战线，目标相对明确：以政治诉求为基础建立统一的联盟关系。而文化诉求则相对复杂，有些文化追求是明确表达的，甚至成为文化产品，而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现象则大多停留在“实践意识”而未进入“话语意识”，需要更为敏锐的洞察与深入的挖掘。即使是文化产品，在新媒体环境下，其形式与表现也与传统样式大为不同。统战工作者不一定要像专门的文化工作者那样研究文化，但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化思维。比如，如果并非仅仅从政治诉求或者利益关系来看待“过洋节”和穿汉服的行为，而将其视为后现代文化现象，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其目的与意义。当然，文化思维不仅仅要求从文化角度去看待问题和现象，更重要的是，文化本身具有不同的规律与要求。休厄尔将文化的特质概括为“相对矛盾、松散结合、易变与可渗透”，这是其作为符号系统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其实，正是需要从文化思维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理解连续性与创新性、统一性与包容性，理解这些看似相互矛盾又彼此关联的基本特征。

第二，加强对文化群体的识别与联系。统一战线是在现代社会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当前社会已经具有越来越多的后现代特征。新媒体的社交化、移动性、智能化特点，进一步复杂化了人们的认同方式与关系形式。在当下，文化资源更加丰富，文化群体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与多样化，既有传统的文化群体，也有在网络空间形成的新型文化群体，统战工作要把握数字移动时代的特征，建立动态的文化群体识别机制。而且，针对文化群体的工作也需要符合文化特征，能够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能够与人们的文化生产与传播方式相适应。尤其是在数字移动时代，不能简单地区分线上和线下，更不能将“新媒体人士”作为独立的群体对待，而是要从新媒体的“融合性”等新文化特性去理解并重构数字时代的统战工作。

第三，构筑文化传播网络。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与宣传工作不同，推行统战工作的文化战略不是直接宣传传统文化，而是要在具体的、日常的工作中为新的文化构筑社会基础，即文化传播网络。识别与联系新的文化群体，本身也是构筑文化网络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网络之中的重要节点。但是，由于新媒体时代的文化群体更加灵活多变，其生成、转化的速度也很快，守株待兔式的群体工作方式已然不适合当前新的交往技术与方式。因此，统战工作应当在发扬人际网络建设优势的基础上，借助新媒体技术，将传统的人际网络发展成为更具有生产力、创新性的文化网络。比如，发起或支持特定文化活动，建设线上线下的多样化交往平台，从而孵化出更多的新型文化群体或联盟，以新的文化自信和团结融合引领人们的社会活动。

当然，文化使命和文化战略都是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与实践。本文的讨论仅仅是一种初步探索，希望从较为隐蔽的时间视角出发，结合新媒体环境特征，重新思考文化复兴与文明建设的关系，为统一战线主动担当文化使命并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大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供新的思路与可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