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 3 月 2—6 日，在俄共(布)的积极筹划下，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宣布了共产国际正式成立。次年七八月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俄共(布)领导人列宁将世界革命的战略重心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明确提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相联合的方针。会后，为更了解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委派了马林，作为首位常驻代表。

马林，本名斯内夫利特，1902 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 年前往荷属殖民地爪哇参与革命工作，促使爪哇的社会民主联盟参加民族主义组织伊斯兰教联盟，结成反帝民族统一战线，从而推动了该地民族意识的觉醒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布。1920 年 7 月，马林应邀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与殖民地委员会秘书，最终当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共产国际选择马林作为代表，无疑是看中了他所具备的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亦表明所欲实施的“东方路线”中对于中国革命的异常重视。1921 年 6 月 3 日，马林抵达上海，随后与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一道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一大结束之后，共产国际产生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并委派马林负责组织远东各国代表组团赴会。拥有丰富的统一战线斗争经验的马林很快就萌生了联合并依靠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设想。1921 年 12 月，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前往桂林孙中山大本营所在地，与孙三次长谈，并与更多的国民党人沟通。此次考察，使他最终确定了要推动国共两党合作的想法。

面对资本主义列强之围堵，在马林看来，1921 年底至 1922 年初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使苏俄和中国处于同样的地位，从而决定了这两个国家必将互助合作以反抗四国同盟”，而“在中国建立一个坚强的真正独立的中央政府，并非纯属中国一国事务，它具有直接的国际意义”。苏俄政府应该坚决支持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基于同样理由，中国革命政府也应同苏俄合作。之所以中国革命政府必须是孙中山领导，而非陈炯明，是因为陈“从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北伐，……主张地方分权，而不愿意中国实行中央集权”;“他认为，在拥有三千万居民的广东省，有可能在经济上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遏制私人资本主义，政治上实行一种地方拥有最大自主权的民主政府形式”，“整个中国统一是不可能的”。马林这一联孙而不附陈的政治判断，最终说服了时任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陈独秀发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表达了与国内民主派联合的意愿，并在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后，第一时间向在上海的孙中山亲信张继表示：陈炯明现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与之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

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意向初步达成，而在合作方法上双方仍有不同看法。在马林返回莫斯科述职期间所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专项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表示“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但孙中山明确表态不能接受“党外联合”这一合作模式。

1922 年 8 月，共产国际发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选择走“马林路线”，发令支持建立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关系。是月，马林与孙中山抵达上海，于 25 日再次会面，商谈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国际合作事宜。

在获得孙中山的肯定答复后，马林于 8 月 29—30 日与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集中“讨论与国民党合作问题”，史称“西湖会议”。会议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令。尽管与会者中仍有人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点持有异议，但因为党的二大后中共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一个支部，当马林以“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时，“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可以加入国民党，而再没有遇到激烈反对。

西湖会议最后决定了国共合作的形式由主张“党外联合”转为赞成“党内合作”，比中共二大时又进了一步，成为党的主张发生重大改变的转折点。这是中共在初创时期的一次重大的思想突破，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在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上前进了一大步，因此西湖会议具有里程碑意义。

来源：本文选自《从联合走向胜利:上海统战百年百事》。转引转载请注明出处。限于篇幅，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