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越来越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对蒋介石丧失信心，他们站到中共和人民群众一边，积极号召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就经常接触，“谈过组织政党的问题”。抗战胜利后，进一步拟出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草案。1946年2月下旬，李济深委托蔡廷锴、李章达负责筹组事务。4月14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在广州李章达住宅正式成立，宣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内战和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不久，何香凝随其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团结和联络在港进步人士。

1946年5月底，李济深赴南京，多次规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蒋都置若罔闻。1946年11月，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李坚决反对，离开南京到达上海，拒绝参加。1947年1月1日，国民党颁布所谓“宪法”后，何香凝等九人联名致电宋庆龄、毛泽东、张澜、李济深等人，并通电全国同胞，指斥“所谓‘行宪办法’十条，乃预为中国之内战独裁作张本”。

在上海期间，李济深利用各种机会发表反内战、反独裁的演讲或谈话，并积极与民主人士相接触。他在新雅酒家与宋庆龄秘密会面，介绍了组织国民党革命派力量公开反蒋的设想，宋庆龄给予热情的支持，并嘱咐李济深多发挥作用。他又联络董必武，征求中共对于他去香港组织反蒋活动的意见，董必武表示完全赞成。1947年2月26日，李济深离沪转赴香港。3月9日，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造成内战惨剧的根源“就是违背孙总理遗教的中国反动派”，蒋介石作为“反动派的领袖”应负主要责任。5月，国民党中央以“有悖党纪”“诋毁蒋主席及政府”为由，开除李济深的党籍。

李济深、何香凝等人认识到，再与国民党统治集团讲团结，恢复政治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已不可能，于是开始商谈联合国民党民主派，进而推翻蒋政权的问题。5月4日，在李济深寓所里，成立民主联合组织问题正式确定下来，并开始筹备工作。李济深和何香凝联名邀请在上海的民联领导人谭平山、柳亚子等到港，共同策划民促、民联两个民主党派的联合与新组织的成立。

在组织命名的问题上，大家意见纷纭。宋庆龄从上海捎口信给何香凝：“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即《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想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经过座谈会和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反复商讨，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商定组织领导人也有一番曲折。何香凝认为，只有宋庆龄才能担此重任，因为民革继续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宋庆龄始终坚持孙中山的志向，而且在海内外有极高的威望。随后，李济深、何香凝等6人联名写了《上孙夫人书》，恳请宋庆龄来港领导工作。经过慎重考虑后，宋庆龄认为以她特殊的身份开展活动对革命更有利，决定不参加，但是对新组织的成立表示赞同和支持。1947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民主派联合代表大会开幕式在香港举行，出席的有李济深、何香凝等38人。大会选举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等22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推选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何香凝为大会主席团主席。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郑重宣布“集中党内忠于孙总理忠于革命的同志，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此后，由李济深领导，民革有组织、有计划地争取国民党内部实力派，加速了国民党的分化瓦解。与此同时，民革积极拥护中共，增强了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力量。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等代表民革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共同发表《致全国同胞电》，竭诚拥护中共“五一”口号。1949年初，李济深离港北上，明确表示民革“接受共产党领导”。4月，何香凝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等各项活动。

在民革成立和发展初期，上海是其活动中心之一。早在1946年，民联就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活动。同年底，民促也在上海成立了华中总支部。民革成立后，先后建立了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民革上海临时分会、民革上海特别小组、民革上海分会等组织。这些地下组织，运用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关系，策动国民党部队官兵起义以配合解放战争;积极收集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情报，送交中共地下党组织;筹组纠察队以维持上海市的秩序，协助人民解放军接管上海;设法保留地政档案免被销毁，为清查国民党在沪的官僚资产作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