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夏，中共在上海成立的反帝大同盟既是国内反帝运动的需要，也是共产国际所推行的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逐步建立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帝大同盟、苏区及红军反帝拥苏同盟的组织体系，并逐渐摆脱“左”倾思想的束缚，为全民族抗战做好了准备。

上海反帝大同盟是在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下组织起来的。1928年7月，中共江苏省委派专人通过刚回国的留日学生的反日团体“反日大同盟”，发起筹备反帝大同盟。8月，“反日大同盟”联络了思想社(原创造社)、大夏大学、新滇社、上海艺术大学、光华大学等，在上海艺术大学召开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第一次筹备会，决议由“反日大同盟”负责人黄鼎臣负责筹备工作。9月初，黄鼎臣等散发反帝宣传品等，被国民党当局发现而被捕，筹备工作中断。1929年5月，上海发生了英兵殴打老虎灶店张学良致死案件，国民党政府在处理该事件中对英人一味迁就，激起民愤。中共江苏省委抓住这个契机，发动群众抗议英帝国主义的暴行。5月24日，上海各界成立了张学良惨案后援会，激发群众的反帝热情。是月，东北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共中央向当权者提出了“武装保护苏联”“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口号，并要求上海等中心城市发动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八一”反帝大示威。

7月3日，任弼时根据省委指示，召开了上海反帝大同盟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推举青年反帝大同盟、上海工会联合会、张学良惨案后援会、英电、估衣业会五团体为常委。常委下设组织、宣传、纠察、救济四部门。4日，江苏省委常委批准上海反帝大同盟成立。5日，省委发出《关于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大纲》，对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工作路线和工作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反帝大同盟的一切工作，都应当尽可能采取公开活动的方式。不独需要有公开与群众团体有接洽的机关，并须派人参加各种公开的会议，尽量运用加入的团体做一切公开的宣传与活动等”;“反帝同盟的一切宣传与活动，应当与八一示威的中心口号—‘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相密切联系起来。他要继续张案的斗争，参加并领导反帝反军阀战争，反国民党争取自由的斗争”;《大纲》还规定反帝同盟的最主要工作就是如何扩大宣传鼓动和巩固本身组织基础等。8月1日，上海反帝大同盟正式向全市宣告成立并发表了成立宣言：“特联合组织反帝大同盟以重行整起反帝运动，誓必打倒帝国主义之统治而后已，愿我在帝国主义铁蹄下的同胞们一致加入本大同盟，向帝国主义进攻，推倒帝国主义的统治权，以自求解放!”反帝大同盟成立初期，省委意图建成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组织。

8月初，中共江苏省委正式委派扈楚一为第一任党团书记，并派任弼时参加领导工作。8月底，扈楚一被捕，党团书记由郑绍文接任。此后，党团领导不断因被捕而更替，到1933年9月，反帝大同盟基本上停止活动。上海反帝大同盟在三四年的时间里，主要开展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宣传活动，还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举行示威游行，特别突出的是组织了1929年“八一”大示威。此外，还积极发动和组织上海人民，尤其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进行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反帝大同盟由于政治倾向明显，不能公开领导群众的反日运动。1931年12月6日，根据党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指示，上海反帝大同盟召集全市反日团体代表大会，公开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此后，就以“民反会”的名义，开展群众抗日运动。尽管上海反帝大同盟不再活跃，但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一种组织形式，在此后的5年多时间，从上海一隅扩展到国民党统治区和苏区各地，推动了当地的反帝反日运动，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影响力。反帝大同盟从排斥中间势力的、反对一切资本主义的反帝统一战线，转向联合国内外一切反日力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纠正过程，既是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和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也反映了中共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