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俄面临着被资本主义列强围堵遏制的严峻局面，久久不能缓解，列宁在外交领域有意借助中国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呼应与支持。而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民主派在与北洋军阀的缠斗中，越来越感受到帝国主义的作祟才是自己斗争的阻力所在。孙中山在争取西方列强和日本的帮助频遭失败之后，也在探找新的可靠朋友。1918年夏，孙中山在上海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发电：“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奋斗。”列宁得到这封贺电极为欣慰，即刻复函，推崇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这是孙中山与苏俄的最早接触。

此后，孙中山一直保持与俄共(布)领导人的函电往来。苏维埃政府的声明，尤其是1919年和1920年的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完全废除俄国所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一切特权，使孙中山感到十分欣慰。后来，孙中山在上海致函列宁表示敬意：“你发表的对华声明，使我国人民充满了希望。中国人民愿将俄国视为中国友邦。”苏俄更是派出多位使者造访孙中山。1920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时，提出了与苏俄建立电台联系、希望苏俄提供军事援助的想法，并切实讨论到将中国南方的斗争同苏俄的斗争结合起来等问题。

但当时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孙中山对于联俄还是联美也是双向押注，多次接待共产国际代表，却并未给予清晰表态。相对于联俄而言，在陈炯明兵变之前，孙中山的联美倾向可能更大。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完成了世界观的重大转折。平乱之余，孙中山彻底改变了对苏俄若即若离的犹疑态度，正式转向与共产国际合作。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积极促进下，孙中山与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越飞就双方关系率先通过书信进行了诚挚的探讨。1922年底，孙中山还派出张继赴北京与越飞面谈。由此，两人之间加深了了解，增进了互信。

自1923年初，越飞同孙中山关于中俄合作的接触与谈判开始进入更为实质性的阶段。1月17日，越飞南下上海。次日下午5点多，越飞就前往莫利哀路(今香山路)拜访孙中山，谈话持续到当晚10点半才告结束。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眼线”探报，孙中山、越飞在上海进行多次会谈。双方就苏俄提供援助、迫使日本撤出东北、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在中国宣传共产主义等重要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

1月26日，双方会谈的结果形成了一份联合声明，利用上海媒体公布于世，首刊于1月27日的英文《大陆报》(The China Press)上。该报头版以醒目的大标题“孙博士说，俄国将放弃沙皇向中国强索的一切权益”发表了一个令世人瞩目的文件，后来它被称为《孙文越飞宣言》。

《孙文越飞宣言》不仅是苏俄、共产国际“东方路线”的重要成果，也是反映孙中山晚年思想的重要文本。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而联俄是孙中山晚年所秉持新三民主义中的核心要义。这份来之不易的联合声明既表现了双方的诚意，又去除了彼此的担心和疑虑，从而扫除了双方合作的障碍，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创造了历史条件，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产生实效的重要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