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9日,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诞生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90号(今淡水路332弄1号)。临委会一经成立,各项反蒋积极行动就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恐慌和仇视。邓演达遇害之后,临委会推举黄琪翔主持党务,继续坚持革命斗争。1931年11月22日,临委会正式颁布倒蒋抗日的十条行动纲领,声明要同“全国广大的农工平民大众推翻南京的反动统治,以抗日救国为己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黄琪翔将军亲临前线,协同蔡廷锴指挥作战。是时,十九路军急需援兵,临委会动员各方力量全力援助。福建事变失败后,临委会在国内活动基本中断,上海组织的活动也同时停顿。1935年11月,临委会“以民族解放为己任”,易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委派李士豪、何仲珉负责上海的组织工作。第二次淞沪抗战期间,黄琪翔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防守上海,后又临危受命,调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负责阻止日军前进,掩护友军安全撤退。上海沦陷后,解委会成员大多撤离上海,组织活动基本停止。
1946年5月,解委会中央机关重新迁回上海,并积极主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1947年2月3日,解委会在愚园路联安坊11号召开了该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决定将党名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会议选举章伯钧为执行委员会主任,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主席,丘哲为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会议发表宣言,谴责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扶持下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建国,呼吁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富强之中国,并提出发展民主政治,实现社会主义,实现耕者有其田,由工人参加国家的生产管理等主张。10天之后,即2月12日,农工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会亦在此成立,由农工党中央指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伟担任主任委员。
按照“四干会议”作出的“团结党员、扩大组织”的工作方针,农工党上海市党部把加强组织作为首要工作,在发展知识分子和进步分子的同时,在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郊区农村中发展党员。至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已有党员700人左右,其中产业工人125人、手工业工人232人,还有一些青年学生、职业青年、农民和文教界人士、工商界人士、军警、政府机关职员。
市党部成立后,编写或翻印了一系列学习文件和宣传资料。1947年3月10日,机关刊物《沪讯》创刊号出版,着重宣传市党部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揭露国民党政权的真实面目,积极声援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1947年11月,农工党中央由上海迁往香港,一部分负责人留沪设立中央驻沪办事处,由丘哲任主任。农工党在上海的活动转入秘密状态,继续坚持斗争。1948年,因“利群书报案”发生,许士林、赵寿先、焦伯荣等工委会、青委会、宣委会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市党部领导机构遭受重大破坏。1949年2月,农工党中央驻沪办事处改组为华东局委员会,领导华东地区农工党的工作。华东局委员会由连瑞琦任主任委员。农工党华东局与各地密切联系,注重思想领导,走群众路线,发展工作与实际斗争结合,尤其注重策反、情报和宣传工作。借助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关系,在东南尤其是沿海各省策反蒋军起义。华东局在思想路线上立场鲜明,并投入了当时农工党内展开的是否走和平改良的中间路线的问题争论,在纠正“第三条道路”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了促进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农工党华东局在上海的活动地点,也是农工党和中共进行联络、合作的重要场所。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人吴克坚等以及苏联朋友,经常在这些地点开展策反和交换情报等工作。华东局先后有五种渠道同共产党地下组织保持联络。其中最重要的是与中共隐蔽战线传奇人物、中共中央社会部情报部门负责人吴克坚以及中共情报系统的何以端、潘念之、徐大可、刘人寿等直接联系。经过农工党长期的统战工作,上海的洪帮头子徐郎西和青帮头子杨虎也时常来到这里与吴克坚碰面交换情报。当时,农工党中央委员严信民从石家庄传来周恩来对农工党的意见,要连瑞琦负责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工商界开展护厂工作。市党部指示工人运动委员会把“护厂”作为中心工作,调集一切可能集中的力量保护国家财产,迎接解放的到来。1949年5月,在上海解放前夕,曾伟、虞键、郭莽西、刘启伦等多名农工党员,与一批中共党员、革命志士一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宋公园(今闸北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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