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确立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形成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但国共合作之路并非坦途，仍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

为加强对日益高涨的中国革命运动的领导，回答所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1925年1月11—22日，中共四大在上海闸北的横浜路6号(今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召开。会场是一栋砖木结构假三层石库门民居，“在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边的华界地方，毗邻租界，是华界和租界警探均不注意的地方”，其隐蔽性恰恰是非常时期召开会议的场地优选。大会的会场也是以私人办英语补习班作掩护、经过一番精心筹备与周密布置的。

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出席大会，并作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准备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围绕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工作，会议通过了《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等议决案，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宣言》，并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9人任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5人任候补执行委员。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举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共四大全面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深入探讨，主要取得三个方面的重大历史功绩：其一，明确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其二，明确提出工农联盟问题。《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其三，拓展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形成更加完整的规定。明确要求，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又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指向，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明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这意味着其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取得重大进展。

大会指出，党在实际工作中暴露了幼稚的一面，疏忽了第三次大会“我们以国民运动为中心工作并同时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及国民运动中拥护劳动阶级利益的宣传”及“防止国民党妥协政策”之决定，现出了“左”倾或右倾的错误。右倾的错误比“左”倾的错误更危险，而且更普遍。与此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与国民党的关系上，要扩大国民党左派，争取国民党中派，反对国民党右派。

大会还对党的组织作出新的规定：关于基层组织，把党的章程中“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修改为“有三人以上即可组织支部”。关于吸收党员的方法，由“经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后入党”，修改为“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多应该直接加入本党”。这是中国共产党为迎接群众斗争高潮的到来，在组织上所作出的一个重要准备。

中共四大所作出的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把中国革命进程推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