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贯穿“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精神。国民党一大召开及其大会宣言，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实现，也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和实践的一座全新的里程碑。

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各系军阀却仍旧混战不止。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后不久，受革命思潮影响的直系将领冯玉祥于1924年10月23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一时间控制京津一带，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日，孙中山主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离粤北上宣言为统一中国”。

1924年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了不久前在《北伐宣言》中所提出的推倒军阀及其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第三次北上的政治目的和革命主张。他明确提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

关于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最早是共产党人提出的。当中共获悉孙中山此次北上坚定的反帝反军阀立场，决意推动关于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开始全力支持孙中山北上，不仅在舆论上给予此次北上之行以大力宣传，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国民会议的意见;而且在军事上积极支持东征，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以消除孙中山的后顾之忧。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促成国民会议的呼声。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抵达上海。21日，搭乘“上海丸”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天津。前后5日，拖着病躯短憩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宅邸，成为孙中山最后一段寓沪时光。到达上海时，中共发动和组织各界群众欢迎孙中山，计2 000余人。据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探报，“孙中山及其随行到达法租界码头时受到了大约五百名学生和手工业工人的欢迎。码头上悬挂着一些横幅和旗子，上面写着：‘欢迎大元帅’‘欢迎国民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据法租界捕房报道，欢迎孙中山抵沪的仅中国共产党人就有400多名，其中200名系上海大学学生，迎接领袖到来的同时“散发了一些传单要求对外国列强、中国军阀以及取消外国租界作公开斗争”。面对如此热烈的革命热情，租界当局展现出抵制态度，不仅阻挠孙中山在外滩码头登岸，巡捕甚至无理逮捕了4名欢迎群众。孙中山从帝国主义者和人民群众对待自己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中受到很大启示。他随后在上海、日本、天津，所到之处，反复强调这次北上有两个目的，一召集国民会议，是对付军阀的;二废除不平等条约，是对付帝国主义的。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发展中最具有光彩的论点，因而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的主张亦受到奉系、皖系军阀的极力抵制。北京政变后不久，冯玉祥即遭排挤，在张作霖的支持下，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抢在孙中山抵京前，于11月24日就任。他一面向列强保证遵守一切中外条约，以对抗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一面提出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以对抗孙中山主张的国民会议。面对政局突变，孙中山却未放弃原定行程，而是仍按原计划继续北上，一路宣传革命主张。激烈的政治斗争，加重了他的病情，数月后孙中山病逝于北京行辕。

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使孙中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坚定性，更使得孙中山生命最后一次北上之行成为了一场毫不妥协的革命之旅。虽然孙中山北上没有最终实现和平统一中国的预期目标，但他的亲临与呼吁无疑是更广泛促进了北方民众的觉醒，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孙中山北上成为规模空前的唤起民众的大宣传、大发动，最终导致大革命高潮席卷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