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及首任执行主席。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与毛泽东关系友好，自1921年春，他们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相识，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刘大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著名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1952年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历任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第三、四届副主任委员，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2018年上海市社联推出的首批68位“上海社科大师”中，周谷城、刘大杰都名列其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周谷城、刘大杰等人一起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与周谷城的交往一直很好，用周谷城的话说：“几十年来，没有半点隔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每当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或开会，或者周谷城因公务、开会赴京，常常接到毛泽东打给他的电话，约他叙谈聊天，有时一聊数小时。周谷城说，叙谈没有主题，也无拘束，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毛泽东常常留他吃饭，有时二人共桌，边吃边谈。领袖和学者，海阔天空，促膝长谈。与毛泽东个人接触能这样频繁的学者，在全国是很少见的。

1956年，国内学术界开展了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周谷城在形式逻辑方面的观点遭到部分学术界人士的反对，当时他有点消极。一次，毛泽东在与他共进晚餐时鼓励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同他们辩论就是嘛!你并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周谷城感受到了毛泽东对争鸣的支持。当周谷城将他就此问题写的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的时候，曾写信请毛泽东作序。1958年7月28日，毛泽东复信周谷城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毛泽东坚持百家争鸣方针，不作序是怕会影响争论双方充分地发表意见。

1958年，在酝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中提到，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1月5日，毛泽东在同周谷城谈论元旦社论时，周说归纳起来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认为这两个词提得好。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制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接见周谷城等一批知名人士。谈及争鸣问题，毛泽东鼓励周谷城在学术上要坚持真理。第二天，《解放日报》登载了周谷城作的一首词《“五一”节晋见毛主席》，词中写道：“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毛泽东看了，5月3日请周谷城单独叙谈，他们从下午3时一直聊到6时，由诗词转而谈政治，洋洋洒洒，天马行空。二人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纵论历史人文知识。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北京途经上海，在锦江小礼堂会见周谷城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那天的谈话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学术讨论、中国文学史、京剧现代戏、教育改革、《辞海》等多个学术问题。

关于学术上的争论，毛泽东对周谷城说：你们不要怕批评，要有批评才能进步。不是我们叫人家来批评你，而是群众自发地来批评你。这次批评了你一下，对于大家都有好处。目前你暂时且慢写文章，等他们不再批评你了，你再把他们的文章拿来好好地看一看，做一些研究。他们讲得对的地方，你应该接受，做些自我批评;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可以辩论，你还可以再写文章同他们辩论。在逻辑问题的争论中，我同意你所主张的要把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区分开来的意见，我倒不同意把两者混起来的论点。形式逻辑，讲的就是形式，那就是关于思维形式的法则嘛。

毛泽东问刘大杰是什么地方人，刘用不太重的湖南口音说：“巴陵人。”毛泽东听了，立刻朗声吟诵：“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背诵完杜甫的《登岳阳楼》，便就此开始与刘大杰谈论古典文学。谈到李商隐《贾生》一诗，毛泽东问：“能背出来吗?”刘大杰立刻将其吟诵了一遍。毛泽东听罢，喟然叹道：“写得好哇!写得好!”这首诗讽刺汉文帝召见贾谊这样有才能的人，不向他征询国家大事，却问鬼神之道，足见其昏庸。毛泽东对古代诗人作品如此连声赞叹其好，是很少见的。毛泽东对刘大杰说，要看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并说以后你再有书出版，一定要送我一部。可见他对文学的关心，已到了对文学史写作表示关心、关注的程度。他还对刘大杰谈到，柳宗元的文章思想性比较韩愈的高，不过文章难读一些。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的《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顶多可以说有些朴素唯物主义成分。刘禹锡的文章不多，他所作《天论》三篇，主张“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之说，他反对迷信。刘禹锡可以说是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宋朝的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在宋神宗时代，他搞变法，当时很多人攻击他，他不害怕。封建社会不比今天，舆论可以杀人，他能挺得住，这一点不容易做到。我们要学习王安石这种精神，不要害怕批评，要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见解。

刘大杰问毛泽东：唯心主义的东西要不要搞?毛泽东说：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要怕碰，不研究唯心主义的东西，唯物主义怎么能发展啊?研究过去的唯心主义著作，把它当作对立面，才有助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就是研究过去的东西也要留心去发现同一时代的对立面。刘大杰问：对清代乾嘉学派如何评价?毛泽东说：对乾嘉学派不能估价太高，不能说它是唯一的科学方法，但是它的确有成绩。雍正时代对知识分子采取高压政策，兴文字狱，有时一杀杀一千多人。到了乾隆时代改用收买政策，网罗一些知识分子，送他们钱，给他们官做，叫他们老老实实研究汉学。与此同时，在文章方面又出现了所谓桐城派，专门替清王朝宣传先王之道，迷惑人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像龚自珍这些人，出来既反对乾嘉学派，又反对桐城派。前者要知识分子脱离政治，钻牛角尖，为考证而考证，后者替封建统治阶级做宣传，两者都要反对。后来又出来康梁变法，都没有找到出路。最后还是非革命不可。

谈到京剧改革时，毛泽东说：京剧改革的事还是要搞下去，目前先搞出几个好的剧目来，到处去唱。唱来唱去逐渐使他们成为传统剧目，逐渐使现代剧占领舞台。《红灯记》《沙家浜》都不错，其中有些小地方可能还修改。关于教育改革，毛泽东强调要少而精和启发式的教育。刘大杰是《辞海》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关于《辞海·未定稿》，毛泽东说：我看了一些。关于过去的东西注解还过得去，关于现代的东西讲得要差一点，比如“共产党”“共产主义”这些条目讲得太简单，不能说明问题。

从这些事上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以至诚至真的平常心与亲友故旧交心交情，平等对待党外人士，同各民主党派人士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为我们留下一笔值得永远传承的宝贵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