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革命史一段被人传颂的佳话。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核心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建党初期，带动共产党发展的早期领导人也是陈独秀和李大钊。李大钊被害之后，出于著名民主人士杨杏佛之手的挽联特别醒目：“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可见“南陈北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是广为人知、为当时进步人士所认可。第一次国共合作之所以能够达成，来自苏俄与共产国际的意见固然重要，但到底这是中国两个革命党之间的合作，而合作双方之领袖—陈独秀、李大钊与孙中山如何看待合作、看待对方，是同盟关系能否真正落地的至关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关键因素。

1920年2月，从北京监狱中获释的陈独秀抵达上海，后入住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年3月31日，孙中山、陈独秀二人首次见面。孙中山在莫利哀路(今香山路)孙宅家宴陈独秀，胡汉民、廖仲恺等人作陪。但与孙中山相比，当时陈独秀与陈炯明交往更深。1920年12月17日，陈独秀离沪来穗，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全省教育，并指导广州的建党活动，其间甚至未能参加中共一大，是因陈炯明的邀请。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东政府内担任的职务，返回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开始疏远。但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确定了将孙中山作为主要联合对象时，陈独秀一开始还是表达过不同意见。1922年四五月间，陈独秀意识到孙中山、陈炯明两人矛盾不可调和。6月15日，陈独秀起草、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以此公开宣言为标志，陈独秀经过深思熟虑的“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之概念浮出水面，决定对于后续的国共两党合作给予支持。

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陈独秀曾派张国焘携带《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赴北京与李大钊谋得政治上的协调。李大钊当即表示同意。1922年8月下旬，李大钊受中共中央委派，在林伯渠的陪同下来到上海，同孙中山会谈，并在两党合作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西湖会议前后，李大钊又多次到上海孙宅中。两人常常是“畅谈不倦，几乎忘食”。李大钊后来在《狱中自述》中记述了这次历史性会见：“大约在四五年前，其时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亲赴上海与孙中山先生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曾忆有一次孙先生与我等畅谈此其建国方略，亘数时间。”在加入中国国民党前，李大钊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党员，不能脱去共产党籍时，孙中山回答道：“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8月底9月初，陈独秀跟进在李大钊之后，两人在孙中山亲自主盟下，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随后，更多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管鹏、茅祖权、陈独秀、覃振、田桐、张秋白、吕志伊、陈树人9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国民党改组正式拉开帷幕。这一事件被马林兴奋地认为是国共合作的正式开端，被他及时(9月7日)写入了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经过几个月时间反复讨论修改，并经由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及《中国国民党党纲》于1923年1月1日公开发表。而中国国民党这份新“宣言”与“党纲”浸透着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辛勤汗水。

除帮助改组中国国民党外，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同时还在舆论场上与一切敌对孙中山的政治势力展开论战。1922年9月，李大钊在北京接受日文《北京周报》记者访问时曾介绍他与孙中山的会谈，孙中山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决心要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这次谈话以《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为题发表在当月17日的日文《北京周报》第33号上。陈独秀在1923年1月18日《向导》第16期亲撰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对陈炯明的“反革命”本质予以揭发。诸如此类文章频见报端，有力推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走向深入，引领着国民大革命浪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