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后，反革命的力量大大超过了中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上海陷入白色恐怖。中共处于绝对守势、军事斗争转向农村地区的同时，文化战线却逆势而上，在中心城市，尤其是当时的全国文化中心—上海，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了另一种形式的激烈搏杀。这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其代表性组织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

聚集在上海的左翼知识分子原非一支团结凝聚的力量。1928年起，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太阳社等一众人曾猛烈攻击过鲁迅，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也大有人在。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很快就注意到了这场“革命文学论争”。为了便于对文化界斗争的领导，1929年10月，中共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由潘汉年任书记，随即做出了停止革命文学论争、与鲁迅等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的决定。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虹口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的中华艺术大学中举行，“加入联盟者有50余人，当日到会者有40余人”。鲁迅是左联的“盟主”。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都是它的组织者和积极筹备者，瞿秋白、茅盾、丁玲、周扬等是它的重要领导人。在成立大会上，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提出“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将“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作为战略任务，并提醒大家：“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

左联设有党团(党的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有时被称为常务委员会)和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领导开展日常工作的业务部门有大众文艺委员会、创作批评委员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小说研究委员会、诗歌研究委员会等。随着左翼文化运动不断深入，上海之外的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青岛、广州等地，甚至日本东京都成了左联的分支组织。上海总盟的左联基层组织有闸北区、沪东区、法(租界)南(市)区等，盟员按照住所划分在各区的小组参加会议与活动。

左联的成立，对于团结和组织进步作家、推进革命文学运动起过很大的作用，它标志着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文学斗争运动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从此一致对外，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拥护苏维埃革命的战斗旗帜，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苏联及世界各国革命文学。与此同时，对支持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等作了毫不留情的斗争;对“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等各种资产阶级流派以及一切左翼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展开了颇有力度的批判与回应。

左联不仅彻底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还在这场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在鲁迅等人带领与培养下，一大批“新的战士”，如丁玲等人，开始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熠熠生辉。他们一起创办的《前哨》(后改名《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报》、《文学》、《时事新报·每日文学》等刊物，发表了一大批内容新颖、风格浓烈的杂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电影等作品。鲁迅的杂文集大多在此时面世，茅盾的《子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夏衍的《包身工》、曹禺的话剧《雷雨》等，都成为风靡一时而且历久弥新的经典文艺作品。

长征后的中共中央在陕北举行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5年下半年，在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王明、康生指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写信回国，批评左联犯有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等错误，要求“取消左联”。鲁迅、茅盾等人一开始表示不解，反对解散左联，后来顾全大局，要求发表一个宣言，否则“无声无息地解散，则会被社会上认为我们经不起国民党的压迫，自行溃散了，这是很不好的”。1936年初，左联自行解散。

这场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是赓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个高峰。左联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和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指导下，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等兄弟团体一道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牢牢地掌握了中国舆论话语的主动权，宣传了中共的政治主张，大力推进了统一战线，使得“左翼”在当时社会成为了代表着前进和革命的一股力量，而“右翼”则沦为落后和反动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