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由职业人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文章以实证研究系统分析了自由职业人员的群体现状和内在思想特征,即自由职业人员群体规模扩大明显,年轻化、专业化、“多面手”趋势显著。经济压力带来的信心受挫与渴望归属相互交织,社会参与意愿高涨与政治效能感缺乏交互影响,以及网络参与的便捷化与表面化同时共生。分析了现阶段统战工作存在的现实困境,即群体数量难以理清、工作方式精准度不足、沟通反馈机制不够完善和代表人士作用发挥不够充分。文章从五个方面整体构建了推进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实现路径,提出以系统化思维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突出党组织在基层统战中的核心地位;细化分类分层工作标准,提高群体激励和思想引领的精准性;以链式工作机制形成网状工作渠道,扩大实践创新基地区域统战阵地优势;创新柔性化统战工作方式,提高教育培训的实效性;推动统战工作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形成工作生活一体化的网络统战空间。
关键词:阶级阶层理论;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动员全体中华儿女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一起来想、一起来干。”改革开放以后,自由职业人员因为拥有知识、技能、技术等市场迫切需求的生产资料而逐步从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中分离出来,丰富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使社会阶层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未来一段时间内,自由职业人员的群体规模将继续扩大,群体结构的不稳定性不断增强,他们没有隶属单位、游离在体制外,具有很强的市场驱动性和利益导向性,再加上缺乏体制保障,久而久之则会影响整个群体的价值认同,统战工作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自由职业人员是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者和创造者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做好自由职业人员这一群体的统战工作,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动员起来,支持他们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以凝聚共识、思想引领发挥他们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意义十分重大。
一、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视域下的自由职业群体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以阶级阶层理论考察统战工作,可将统战工作对象视为“一个整体、多层构成”,即爱国者作为一个具有阶级性的民族整体,其内部存在着多种阶层。他们既具有爱国的一致性,又具有利益诉求的多样性。[1]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是理解自由职业群体演变的重要理论工具。只有运用好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和方法论,才能真正理解自由职业群体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重要性,以及做好这一群体统战工作的时代紧迫性。
(一)社会变迁中自由职业群体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1. 体制改革为自由职业群体形成奠定基础
马克思对个体自由的论述总是与体制联系起来,比如他认为构成人与人之间不正义、不自由的关系,是私有制。同理,自由职业群体的形成也与社会转型时的国家体制密切相关。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显著特征就是高度自主性,而这些自主性必须依赖国家制度体系保障才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国家依靠“单位制”来整合社会,个体被纳入到“单位”中,单位则通过动员机制和资源垄断配置来控制个体。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人的独立性与个体性都被集体束缚,自主性更无从体现。而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单位制逐步瓦解,不少知识型劳动者脱离原单位,从“单位人”变成为“自由人”,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真正脱颖而出,以独立的经济主体身份参与市场交易,成为自身人力资本产权的所有者。
2. 经济发展为自由职业群体发展创造空间
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阶层关系是封闭的和缺乏流动性的。改革开放后,这种关系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打破,原本高度集中、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日益分化,市场机制促进了经济环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开放,导致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经济地位、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发生变化。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的重要性逐步突显出来,不仅成为了重要生产资料,也成为社会分层的自然标准。身处于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们因为拥有知识、技能、技术等市场迫切需求的生产资料而逐步从原有的阶级阶层结构中分离出来,成为自由职业群体。
3. 认知转变为自由职业群体壮大提供契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自由职业人士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是轻微的剥削。”[2]642改革开放后,邓小平认为,“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3]89。江泽民进而明确自由职业者“他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4]286的政治属性。胡锦涛提出“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工作方针[5]48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自由职业群体的发展,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的科学论断[6]。党的认知变化直接影响着自由职业群体的生存环境,从“两阶级一阶层论”到“新的社会阶层论”的转变,为自由职业群体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政治契机。
(二)自由职业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重要性
1. 自由职业群体的形成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冲突
马克思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7]705。伴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社会资源重新分配带来利益格局的激烈冲突,社会阶层显现断裂态势。在此背景下,一些拥有特定知识结构和技能的劳动者走上“前台”,他们顺应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需要,在“体制外”实现自我发展,找到了新的机会和空间,从而避免了因社会结构调整而导致的人力资源浪费。同时,自由职业群体的形成在社会转型时期为化解市场经济带来的贫富差距和阶层矛盾提供了新路径,一定程度上补救了因社会结构性调整而产生阶层落差和社会断裂。
2. 自由职业群体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流动
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很大程度源于阶层固化,阶层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融合和交流互动,因而产生难以消解的矛盾冲突。因此,消除阶层固化需要加强阶层之间的流动,使社会成员有均等的机会改变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地位。改革开放后,阶层流动的需求增强,教育、能力、业绩等后致性因素取代出身、政治等先赋性因素,在社会阶层流动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出现恰好适应了社会转型需求。一方面,自由职业群体的出现丰富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使社会阶层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新特征;另一方面,自由职业群体具有很强的社会适应性和包容性,在社会转型的刚性压力下,能够打破阶层固化的困境,促进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流动,减缓转型给社会带来的“阵痛”。
3. 自由职业群体的壮大有利于推动社会良性发展
马克思认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社会本质上看就是由不同阶层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中各个阶层之间必须建立在一种合作的、良性互动的利益合作关系之上,通过合作“共赢”而非对抗“共损”。另外,“社会利益多元分化,也有利于社会稳定”。[8]自由职业群体的发展壮大是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外在表现,这一群体拥有的特定专业技能和较强知识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软资本”,为这一群体赢得较高收入和市场竞争力,再加上这一群体比其他任何群体更需要稳定发展的空间,因此,他们的发展壮大不仅能够平衡社会的多元化诉求,为新的社会阶层提供了良好发展预期,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三)做好自由职业群体统战工作的时代紧迫性
列宁指出,要制定出正确的策略必须考虑“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9]77-78可见,做好自由职业群体的统战工作必须放在新的发展阶段这一背景中思考。当前,自由职业者群体已从“成长期”发展到“成熟期”,越来越显现出群体的新特性,因而需要更深层次地谋划未来统战工作的基本策略。
1. 新发展阶段需要维护好自由职业群体的根本利益
社会分层建立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并由此派生出不同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一旦阶级阶层利益受损,必然会带来思想意识和立场心理的变化,更有甚者会导致整个群体成为社会的对立面。自由职业群体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壮大起来的新的社会阶层,没有隶属单位、游离于体制外,有很强的市场驱动性和利益导向性,十分重视公民的产权保护,一旦权益受损影响到生存生活就容易产生激烈的负面情绪,再加上缺乏体制保障难以及时维权,久而久之则会影响整个群体的价值认同,产生群体性冲突和社会矛盾。因此,统战工作必须把保障自由职业群体的根本利益摆在重要位置,着力解决阶级阶层间利益矛盾和利益诉求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 新发展阶段需要做好自由职业群体的思想引导
习近平指出,“思想路线对不对头,对我们党和党的事业至关重要”。[10]58任何社会阶层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指导下,才会形成正确的社会实践活动。自由职业群体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变迁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普遍崇尚平等、自由、权利和效益的价值观,再加上年轻化、高学历的群体特征,导致他们的思想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另外,这一群体扎根社会基层,能够真切地了解本阶层利益所在,更具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因而,如果做好思想引领,则能够凝聚群体共识,在推动创新创业、促进共同富裕、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统战工作必须重视这一群体的思想动态,做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防范和思想引导,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3. 新发展阶段需要提升自由职业群体的组织化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11]134自由职业群体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定性,把这一群体有效组织起来服务于社会高质量发展十分必要。从社会分布看,自由职业群体独立性强、流动性大、规模不确定,对他们的管理难度较大,需要广泛覆盖的组织体系才能有效地动员。并且,打破这一群体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性困境也需要有效的组织方式。因此,提升自由职业群体组织化水平需要“建立起对接体制的组织载体、体系和格局”。[12]一方面,注重自上而下的政治整合,通过相应的组织和载体,将处于分散、原子化状态的自由职业人员凝聚、吸纳到政治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注重自下而上的社会整合,摸清群体规模,根据群体现实需求,建立相应机制,帮助和引导他们在新发展阶段中更好成长。
二、自由职业人员的群体现状与内在特征
自由职业人员是指不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固定的劳动关系,以个体执业为主要形式,凭借自己的知识、技能和专长,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并获取劳动报酬的人员。为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群体现状、行为特征和思想观念,课题组以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政策背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阶层理论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为理论基础,采取座谈会、问卷调查、个案访谈等方法先后在南京、苏州、扬州、淮安等地进行实地调研,累计召开专题座谈会5场,个案访谈32人次,发放问卷1 000份,有效回收823份。
(一)自由职业人员的群体现状
1. 规模扩张明显,构成日益年轻化
自由职业群体的发展反映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过程。新经济业态的不断涌现促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由职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办公设备的家庭化也为这一群体的迅速扩大创造了条件。[13]不同于老一辈自由职业人员从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发展路径,更多年轻群体认为自由职业是对自身独立性、专业性和个性化的彰显,他们离开学校后就直接选择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
从年龄结构来看,自由职业人员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江苏有近74.2%的自由职业人员年龄在45周岁以下,25~35周岁的年轻群体占到43.9%,群体的平均年龄在38.66岁。与网络相关的软件程序开发师、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作家等群体年轻化程度最为明显(平均年龄大体在35岁左右),这与传统意义上统战工作对象(如工艺美术师、自由书画家等,他们的平均年龄基本在41岁左右)产生了明显的分层,代表了全新的思想特征和行为方式,他们的成长会带来整个自由职业群体特征的转型。
2. “兴趣”主导性显著,“斜杠青年”增多
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不同,自由职业人员不完全跟随大众化的教育路径,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自由职业人员仅占到总人数的51.8%,低于整个江苏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62.8%。①他们更重视将个人兴趣和职业方向相结合,他们选择自由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兴趣”的坚持。例如访谈对象Z7表示自己从小就喜欢画画,单位倒闭后成为一名职业画家,灵魂上自由,创作不再受干扰。Z25表示心中一直有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所以从民营企业辞职,成为一名刺绣艺术自由职业人员。
自由职业人员的“自由”不仅是契约关系上的自由,同时也暗含了兼业的自由。很多自由职业人员都是“斜杠青年”②,他们往往具有多重身份,可能是策划师、设计师,同时又是文化传媒公司的负责人(个案Z2),也可能既在体制内也兼职体制外(个案Z19),也可能迫于生活压力不得不兼顾多份职业,以副业养主业(个案Z21)。这种多面手的生活方式说明他们大多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但也意味着个体对经济社会环境的高度敏感、社交网络的拓展、交流结构的变化和群体认同的再造。
3. 职业不断细化,经济压力明显
自由职业人员学科教育背景复杂,具体从事的专业方向也有不同的细分,彼此之间异质性强。调查中除了占比较高的工艺美术师(8.6%)、自由职业书画家(8.3%)、培训师(7.5%)等传统统战工作对象,一些新涌现出来的职业类型(例如游戏陪玩、调理师、网络主播等)增加了归类的难度。自由职业群体内部的差异和分歧带来个体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他们相互之间可能隶属不同的“小圈子”,在日常生活中缺乏交往渠道。
自由职业人员的生活充斥着理想与现实的交锋,生存压力与社会压力并存。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他们对于收入水平和收入公平的敏感与关注。调查显示,在过去一年中,10万元以下的收入群体占到半数以上(占比约为54.9%),收入水平在整个新的社会阶层群体中属于中下等(10万元以下收入水平的群体占比在整个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仅有28.2%③),收入不固定被认为是自由职业人员最担心的问题(有35.6%的受访者将其排在首位)。尤其是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不少自由职业人员表示自己工作量骤减,收入来源不稳定,生活压力很大(个案Z2、Z8、Z9、Z24等)。这就造成自由职业群体易受资本裹挟,理想化极易变为功利心,由兴趣、专业、理想出发最终变为受资本操控。同时,一部分自由职业人员迫于生活压力开始转向稳定,甚至主动向体制内靠拢。
(二)内在特征
1. 信心受挫与渴望归属相互交织
自由职业人员对自己的身份认知较为模糊,有39.5%的人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一类,有的人甚至不了解、不认同“自由职业人员”这一概念,他们认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称为自由职业,明明有工作的,听起来就像没有固定工作一样”(Z1),也有的表示“自由职业在社会中面临歧视”(Z4)。他们对与自己相关的统战政策了解不足,缺乏归属感,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其他类别群体相比,他们的流动性大,职业构成更为复杂,形成统一共识和身份认同的难度更大。
阶层认同是个体对自己在社会中所占位置的主观感知。[14]阶层认同下移的倾向被认为与制度环境变化所感受到的生存焦虑感相关。[15]在1~10(1为最底层,10为最高层)的主观阶层认同评分中,自由职业人员的平均得分为4.96分,属于中等偏下,其中有12%的人认为自己处于整个社会的底层。而高收入群体的认同下移现象最为明显(具体可参见图3,整体主观阶层认同的评分增长曲线非常平缓)。自由职业人员对自身的价值存在自我否定的倾向,对自身发展的自信心受挫。只有当个体被赋予更多的关注和期待,认为自己对组织具有价值和影响力的时候,个体的自信和自尊水平才会有所提升。[16]
2. 意愿高涨与效能感缺乏交互影响
受到疫情变化和经济形势的双重压力,自由职业人员对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各项政策都表现出高敏感度,希望通过参与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决策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调查中,有78.0%的自由职业人员都表示在平时会关注党和国家的方针和政策,其中,又以编剧(100%)、自由撰稿人(88.2%)、互联网营销师(84%)、网络作家(80%)的关注度最高,有34.75%的自由职业人员表示日常使用大众媒体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包括统战政策。
与饱满的参与意愿相对是政治效能感不足。政治效能感是“个体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可以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知”,[17]有54.7%的自由职业人员对自己的政治效能感评分低于3分,④其中尤以“我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提出建设性建议”“我觉得我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产生影响”这两项指标的评分最低,分别为2.93和2.51。这说明自由职业人员并未形成“意愿—表达—效能感”相互影响的良性循环,即使通过政治吸纳获得参与的渠道,参与行为也多是受利益驱使或组织要求的被动参与。
3. 参与便捷化与表面化同时共生
互联网技术发展对自由职业人员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化了群体内部的异质性和分层,将传统、老一代自由职业人员与伴随互联网技术发展成长起来的千禧一代分隔开来。二是社交媒体和各类互联网资源平台正在为他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便利,自由职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三是虚拟与现实的割裂进一步强化了他们行为上的“自由”,参与行为增加,正在不断输出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在1~5分(分值越大,依赖性越强)的媒体依赖程度评价中,微信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网站的得分远远高于其他(这两项得分分别为4.02和3.25,其他得分均在2.4左右),这是他们了解工作信息和国家政策的最主要来源。在谈到发表意见或建议最常用的方式时,有36.8%的自由职业人员选择通过网络,排在第二位的是私下交流(29.2%)。同样,他们更希望统战工作者通过线上平台与他们进行交流,这一比例占到52.3%。
尽管网络为他们的参与行为提供了便捷,但同时也将这种参与浮在了表面。自由职业人员大多脱离于传统的组织化轨道,他们即使表现出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关注,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疏离。他们中间有42.2%的人从没有参与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协商活动,有21.8%没有参与过社会治理活动,有24.5%从没有参与过统战部门组织的活动,有67.1%的自由职业人员认为目前在民意表达方面存在问题,其中有39%认为渠道不畅通是最关键的问题,其次是表达的实际效果不理想(有33.05%人选择此项)。
三、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自由职业人员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人数比重、重要性和影响力不断攀升,做好自由职业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已成为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中十分重要且迫切的一部分。从各地开展统战工作经验及研究来看,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一)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面临的现实困境
1. 身份和数量难以厘清
一方面,自由职业人员群体没有正式或固定的工作单位和职业身份,“斜杠青年”众多,受市场变化和疫情影响,其从事的领域和行业更换更加频繁,很难深入了解其经济社会活动轨迹。另一方面,基层行业协会、社会组织和统战部门存在定义标准和统计口径的差别,掌握的数据只能代表一部分自由职业人员构成,双重因素相互交织使得自由职业人员的统计数据多以“概数”形式出现,很难具有完整性和代表性,统战部门的分类施策面临诸多挑战。
2. 工作方式的精准度不足
自由职业人员内部思想状况、利益诉求、个人兴趣等方面的复杂性不断增强,90、00后的青年自由职业人员的交往方式和思维方式与其他年龄群体有明显差异,传统统战工作方法更为偏向追求“共性”,难以针对自由职业人员的独特情况与特殊需求采取相应措施。例如有近16%的自由职业人员表示“基本不参加新联会活动”,认为“新联会所组织的活动可能形式大于内容,对我们并不会发挥实质性作用”。
3. 沟通反馈机制仍不完善
目前传统的线下的座谈会、联谊会、培训班等传统渠道短期效果显著,但缺乏长效性和常态化。活动结束后大部分自由职业人员之间缺乏日常交流和联系,导致没法及时掌握并更新他们的工作、生活和思想动态,做出调整和反馈。另外,一些尚未纳入代表人士队伍的自由职业人员可能缺乏顺畅的沟通渠道(有约61%的自由职业人员表示沟通现状不太顺畅),可能将其观点诉诸网络,易发酵消极舆论,致使统战环境面临挑战。
4. 代表人士作用发挥不充分
自由职业代表人士作为行业精英与统战工作的生长点,其甄选与使用直接影响统战工作的成效。目前,代表人士的选拔标准较为单一,以行业成就作为评选原则,对于价值倾向、管理能力的考量则因指标难以鉴定而被忽略。同时,为彰显代表人士的示范带头作用,自由职业人员组织又常出现“因人设岗”“人岗分离”现象,一些代表人士虽然在自由职业群体组织中担任职务,但却未承担实际责任,发挥应有作用。部分访谈对象表示“新联会给了我一个‘秘书长’头衔,我仅仅是‘挂名’而已”。
(二)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困境成因分析
反思目前各地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现实困境,表象背后不仅涉及自由职业人员群体特征的变化,更涉及统战工作思路的转变。
1. 群体特征发生变化
自由职业群体“大分散”“强流动”的特征导致一些新近出现的自由职业群体还游离在统战工作的视野之外,统战工作对自由职业群体的阶层属性和思想特征研究仍不够深入,尤其是与新兴网络相关的自由职业群体的复杂性和个体性不断增强。
2. 组织合力显得薄弱
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各部分协同参与的工作合力尚未形成,导致传统的统战工作机制与方法在充分调动他们参与政治、服务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有所欠缺,面对自由职业人员在多重社会风险中出现的各种压力、诉求还缺乏高效、精准的沟通渠道和引导方式。
3. 配套制度仍然滞后
自由职业人员在职称评定、技能培训、个人保障等方面的现实问题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导致他们对自身社会价值和作用的认知仍然不足,在促进共同富裕、参与社会治理、团结社会各界、传播中国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力和贡献度不够。
四、阶层理论视域下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优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团结就是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就是大团结、大联合,就是解决人心和力量的问题。自由职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2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凝聚共识为根本,以爱国奋斗为目的,鼓励支持他们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积极投身改革创新一线,施展才华和抱负。”这是把握历史方位,画出最大同心圆的根本指针。因此,在这个新时代、新阶段,做好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必须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大统战工作格局为依托,以纵横交织的组织化网络为载体,以增强群体认同和政治信心为主线,以基层统战社会化工作机制为重点,形成重心下沉、分类分层、聚同化异的激励机制,保障自由职业群体的健康成长、有序参与和正向引领。
(一)以系统化思维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突出党组织在基层统战中的核心地位
要把自由职业人员这样一个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群体团结、凝聚起来,必须始终坚持大统战工作格局,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把统战工作纳入各级党建工作的总体布局,以党的各级组织作为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领导核心和组织依托,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必须树立“一盘棋”的工作意识,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生命力、优越性和执行力,特别突出统战部门在了解情况、协调关系、增进团结等方面的牵头优势,充分发挥会议成员单位及其他党政部门在指导监督、人才使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形成全党重视、统战牵头、共同合作的良好局面。必须以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科协等群团组织为桥梁纽带,以行业协会、新联会、网络自组织等社会组织为辐射网络,提升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形成体制内外相互配合、共同参与的统战矩阵。必须持续推动重心下沉,发挥街道、社区、园区、楼宇等基层统战工作方式方法“接地气”的独特优势,依托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责任明晰、条块结合、上下衔接基层统战工作网络。
(二)细化分类分层工作标准,提高群体激励和思想引领的精准性
自由职业人员群体结构异质性强,不同专业职业类别之间的差异和区隔明显,需要分类分层、精准开展工作。统战部门要持续跟进调查研究,及时把握自由职业人员的总体状况和变化趋势,细化不同领域、不同对象的分类分层标准,可在领域划分基础上依据统战工作对象熟悉程度区分“传统职业群体”(如自由职业书画家、工艺美术师)和“新兴职业群体”(如网络作家、网络主播、自由艺人),依据年龄标准重点区分“老一代”自由职业群体与“千禧一代”自由职业群体,依据组织化程度区分“组织归属群体”(如加入文联、作协的文艺两新人员或已加入民主党派)和“组织游离群体”(如程序员、游戏职业玩家等),依据网络依存度区分“弱关联群体”(如非遗传承人)和“强依赖群体”(如网络主播、网络作家)。在逐步细化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研判自由职业人员的内部圈层,按照其专业职业特征、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将大而分散的自由职业人员群体分类分层地聚集起来,形成各有侧重、多点分布的“小聚居”联系渠道,进一步完善不同类型自由职业人员在物质激励、思想引领、制度吸纳、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统战工作的精准方案。
(三)以链式工作机制形成网状工作渠道,扩大实践创新基地区域统战阵地优势
开展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最大困境是自由职业人员分布广泛、流动性强。各级统战部门要充分利用工艺美术界的“师徒制”、演艺界的“群头现象”、行业自组织中的“邀请制”等特殊职业群体现象,完善“人找人”“人连人”“人传人”的链条式工作机制,扩大统一战线的覆盖面。重点通过对“动员精英”的关注、吸纳和培养、锻炼,促进其成长为标志性、枢纽型人物,通过他们“以点带面”,以个人魅力和社会威望影响带动周边更多的自由职业人员,形成扁平化、社会化的网状联系沟通渠道。通过各种实践创新基地建设扩大自由职业人员“小聚居”的区域化、品牌化优势,将他们的特殊资源优势同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集中打造创新项目,形成“一地一品牌”“一点一特色”。要进一步完善实践创新基地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模式,以一个基地为起点,辐射多个区域、串联多个组织,形成自由职业人员创新实践的基地矩阵。
(四)创新柔性化统战工作方式,提高教育培训的实效性
自由职业人员具有双面性,一面是个体化、高流动凸显的“自由性”,另一面是缺乏保障、易受影响的“高敏感”。开展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要坚持柔性化的工作方式,充分利用日常化、私人化的交友或互动方式,增进情感联系和社会认同为目标,坚持“键对键”与“面对面”相结合,让他们愿说心里话、敢说心里话。重点关注自由职业人员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职称评定、荣誉争取等方面的具体困难和要求,把提供实际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作为工作切入口,在交流互动中增强他们对统战工作的信心,寻求双方思想共识。重点关注自由职业人员“经济理性人”的功利性特点,提高相关教育培训活动的收益性和实效性。要将教育培训与他们追求专业成长、职业发展的学习意愿相结合,与他们寻找群体归属、实现个人价值的目标相结合。既要对传统课堂教学、实践教学进行优化升级,开展“浸濡式教育”,又要打造各种网络“微课堂”,实现全天候全方位全过程教学。立足专业结构、年龄梯次、行业领域等实际情况,在教育和培训过程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建立一支思想和专业素养过硬的高素质自由职业人员人才队伍,结合其群体特点构建合理的人才综合评价体系,实现选人育人用人的科学化、常态化、长效化。
(五)推动统战工作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形成工作生活一体化的网络统战空间
要在多部门联动协作基础上,实现数据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共享。凡是与自由职业人员相关的户籍人口数据、就业参保数据、纳税情况数据、行业协会会员数据等,要在严格保密与合理使用的原则下建立统一机制和共享平台,进一步做好自由职业人员的动态分析和评价公正。要利用各种网络宣传平台推进统战工作,为自由职业人员提供全方位、宽领域、零距离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要借助在线直播、腾讯会议等技术手段扩大他们学习、交流和活动的整体覆盖面,邀请更多自由职业人员通过线上方式随时随地参与进来。打造PC网站、客户端、微网站、官方微博和微信等“五位一体”的融媒体矩阵,实现政策宣传、信息交流、议政建言、服务帮助等不同功能的网络整合与网上互动。充分发挥自由职业群体中互联网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技术优势和主观能动性,携手打造生活工作一体化的网络统战空间。积极发现、培养并支持一批传播正能量的“网红主播”和互联网大V,引导他们持续正面发声,巩固壮大意识形态主阵地。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2021年新的社会阶层江苏研究基地开展的“新的社会阶层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调查。
② 这一说法源于英文Slash,出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麦瑞克·阿尔伯撰写的书籍《双重职业》,指一群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而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群体。
③ 数据来源于2021年新的社会阶层江苏研究基地开展的“新的社会阶层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调查。
④ 课题组通过六个指标的五级量表构建政治效能感,指标分别为“我认为自己在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周围人的尊重”“我认为自己在朋友圈里有一定的影响力”“我认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我对政治和公共事务很有兴趣”“我有能力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提出建设性建议”“我觉得我能够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产生影响”。这六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仅能提取一个公因子。政治效能感评分值域在1~5,得分越高,效能感越强。
[参考文献]
[1]何虎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的“一致性”与“多样性”[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4).
[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N].人民日报,2017-02-25(1).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分析[J].中国研究,2008(1).
[9]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0]习近平党校十九讲[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12]张卫.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化:必然、应然与实然[J].江海学刊,2022(1).
[13]刘平,王仕勇.简论新时代自由职业者统战工作[J].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3).
[14]Jackman,M. &R. Jackman,1973,“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 38.
[15]陈云松,范晓光.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J].中国社会科学,2016(12).
[16]容琰,杨百寅,隋杨.权力感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自我验证机制的作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10).
[17]课题组.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研究——基于江苏的调查[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