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不到十多年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意外地再次遇见陈明忠先生。这实在是太巧合，太令人惊喜了!

那是9月15日中午，我与一批退休的同事参观金山区朱泾镇的一家养老院上海颐和苑。颐和苑的总经理，来自丹麦执事家园的熊亨利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在向我们介绍颐和苑的情况时，无意中说到有位台湾共产党也住在颐和苑。我一听，心情马上激动起来，脱口就问道：

“是不是陈明忠先生?”我想，除了他，台共还会有谁幸存在世，并住到大陆来呢?

“我记不清他的名字。待会我帮你问问。”

问下来，果然是他。工作人员说，他正在食堂吃午饭。养老院的周先生把我带到食堂。在靠近门口的一张饭桌前，一位老者，独自一人，坐在轮椅上，背正对着我们，宽大的脑袋上有些秃顶。我一眼就认出，眼前这位老人，就是陈老先生。

我快步上前，走到老先生跟前，握住他的手，自报家门。陈老先生虽然也很兴奋，在远离台湾的上海远郊，竟然还有人认得他，但是，他显然认不出我来了，毕竟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有十一年了。我跟他说起我们上次见面的情况，说起他的入党介绍人李韶东先生，说起他送给我的一本书。老人家记性还真好。很快他就想起我是谁了，也想起曾经给我写过信。我告诉他，我现在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工作。他一边点头，一边笑着说：“知道，知道，就是民主党派的党校。”

陈明忠先生1929年1月2日生于台湾高雄的一个大地主家庭，那时候家里每天就有牛奶喝。但是，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出身的人，后来却无怨无悔地走上了追求祖国统一、追求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人生道路，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家人牵累。促使陈先生确立这一终生信仰和追求的，是他在高雄中学读书时所受到的日本人的歧视。当时还是日据时期。他们班五十个人，只有十个台湾人，其余都是日本人。他在班上经常被骂是“清国奴”，动不动就挨日本人打。有一次，他和一个日本同学打架，事后来了十几个日本人打他一个，最后还跟他讲：“你可以和内地人(意即日本人)打架，但不可以打赢。”这对他冲击非常大。此前他还一直以为他是日本人，大家都是平等的，结果，在日本人眼里，他其实就是一个亡国奴。另外，他还看到，他们的村长，在乡下很有声望的人，在日本警察面前，叫跪下，就得跪下。由此，他深深地意识到，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无论他的身分叫什么，他终究都是中国人，因为他的血脉里流淌的是祖先的血液。

台湾光复不到两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陈先生时年十八岁，正在台中农学院读三年级。当时，他不仅参加了台中起义，而且担任了共产党员谢雪红领导的“二七部队”的突击队队长，在埔里的乌栏桥战役中最后一人离开战场。

之后，陈先生遭到通缉。由于在“二二八”事件中，他挺身保护了他们的学院院长周进三，所以，他最终没有被捕。周进三是陈仪的妹婿。他让陈先生在学校帮着写好的自新书上签个名(陈先生所受的教育此前都是日语，汉语当时还不怎么会。他的汉语是后来在绿岛监狱中跟同牢的外省籍政治犯学的)，然后就得以被当局准予自新，继续读书了。然而，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已经在他青春的心中确立。一年后的1948年3月，经李韶东介绍，陈先生加入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毕业后，地下党派他去雾社建立武装根据地，于是他就去了离雾社比较近的日月潭茶叶试验所做化验员。为此，他的父亲很恼火，一个大学生不去省政府，却去一个偏僻的乡下工作。他的父亲有所不知，他的这个儿子，早已矢志献身于社会平等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

陈先生虽然躲过了“二二八”事件之后的清查，最终却没能躲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大搜捕。当时，他已到冈山农校教书。被捕后，他受尽酷刑，包括灌水、夹手指、坐老虎凳等。陈先生现在身上的脊椎错位、膝盖损伤等种种病痛，都是当年遭受酷刑所致。十年后，陈先生刑满出狱。是年，陈先生三十一岁。从二十一岁，到三十一岁，人生中最为朝气蓬勃、风华灿烂的十年，陈先生都是在血腥、黑暗、污浊、逼仄、孤独的监狱中度过的。

出狱后，陈先生经朋友介绍到一家制药厂工作，并很快从化验员做到了厂长。在此期间，他还一直坚持地下政治活动。因此，这又导致他于1976年7月第二次被捕。这次被捕，陈先生遭受了比第一次更加骇人听闻的刑讯，除了老虎凳等，还包括冰刑、电刑、灌辣椒水、灌汽油、把牙签插入指甲等。台湾当局本来是要判他死刑的，幸亏他太太旅居美国的妹妹、妹夫得知他被捕的消息，迅速在华盛顿召开记者会，引起了国际特赦组织、美国人权工作者、在美华人留学生包括马英九等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声援。时任美国副总统汉弗莱甚至写信给蒋经国，要求立即释放陈先生，逼得蒋经国破天荒地在电视上向公众解释为何关押陈先生。迫于外界压力，台湾当局最后改判陈先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并没收财产。1987年3月，台大教授王晓波找到时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在马的疏通帮忙下，陈先生得以保外就医，从而结束了十一年的第二次牢狱生活。

陈先生一生两次入狱，前后坐牢二十一年。二十一年自由的牺牲，二十一年的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二十一年间亲人受尽牵连，父亲母亲至死也没有见到他一面，这些，都没有让陈先生有所动摇和屈服。无论命运如何千磨万击，陈先生始终坚贞不屈。这是因为，他有着强大的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去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取名为《无悔》。在回忆录中，他这样说道：“希望中国统一，希望中国富强，希望中国人拥有自尊，不再被人歧视;并且希望在这基础上实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永远不要再出现人欺负人、人歧视人的不正常现象。总而言之，这都是我自己选择的路，这条路就是要提着脑袋走的，坐牢和牺牲都不能埋怨。假如人生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同样的路。”

大凡饱经人间苦难的人，都有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尝尽二十七年铁窗生涯的曼德拉是如此，系狱三十三载、蹲过五十所牢房、受尽七种酷刑的《太阳城》作者康帕内拉也是如此。陈明忠先生蹲了国民党二十一年黑牢，第二次出狱后，他却并没有想着如何向国民党复仇，而是积极致力于社会的和解和两岸的统一。2005年2月27日，作为“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最惨烈的受害者之一，陈明忠先生和他的太太冯守娥女士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表了《二二八：被扭曲的历史集体记忆》。他说：“我今天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个人家庭的悲惨遭遇来讨什么公道。我只希望同样的苦难不要再发生在任何一位台湾人身上。”他对时任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说，希望他能代表国民党前往大陆，“与共产党的领导人进行历史性的大和解，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让类似‘二二八’的悲剧不再重演。”演讲结束后，陈先生将一把象征两岸和解的钥匙交给连战。两个月后，连战首次访问大陆，成为两岸之间永载史册的“破冰之旅”。苦难没有让陈先生沉沦，而是让陈先生内心更加高贵和慈悲，精神更益升华和博大。

我认识陈明忠先生是在2003年。那年8月18日，我奉调上海市台联挂职。9月23日，陈明忠夫妇访沪。因为我刚到台联，不熟悉情况，台联顾问李韶东先生特地给我手写了一份有关陈明忠夫妇的三页纸的介绍。9月28日中午，台联在鱼塘公宴请他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先生和冯女士。冯女士作为政治犯也坐过十年牢。她哥哥冯锦辉是台湾共产党罗东区委委员，跟陈先生是狱友，后被台湾当局枪毙。

2004年7月，陈明忠夫妇再次到访台联，我们又见了一次面。我跟陈先生以及他太太第三次见面，则是在2006年1月10日的晚上，地点在建工锦江饭店。这次见面，缘于我们一年前在电话里的相约。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台联。除了陈老夫妇和我，当晚聚会的还有郑励志夫妇、李韶东夫妇。饭后，陈先生送我几盘光碟和一本书《我们要告诉全世界》，这是台湾原住民控诉日本统治者暴行的书。

2007年1月，我收到陈先生、冯老师从台北寄来的贺年卡。里面说到他们大概一月中旬来上海，届时希望再见见面。然而，这一次，我终究没能见到陈先生，也不知道这次他后来有没有成行。

就这样，我跟陈先生暌违了十一年之久。去年，看到他出版了回忆录，赶紧在网上买了一本，一口气读完了它。读其书，更想见其人。也许天怜我心，这次在金山，我与陈老先生竟然不期而遇。唯一遗憾的，是这次见面，没有见到冯女士。她因为身体染恙，正在颐和苑医院接受治疗，不便见客。

2017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