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主体性”原则的确立，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来，使得“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问题凸显出来，这是历史前进的大趋势。恩格斯晚年提出的“历史合力论”，回答了“一致性和多样性”在历史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形式，涉及历史创造与人的活动、人的活动的目的与利益、历史活动与历史规律、“无数交错的力量”与“总的平均数”等问题，满足了爱国统一战线“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哲学要求。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基本形态有三种：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人类主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积累了许多政治智慧和经验教训，需要用“历史合力论”加以总结和升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从“求同存异”发展到“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是历史的继承和创新，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需要。个人参加到历史活动中，需要解决“身份认同”问题，“自我”不是“唯一者”;需要切实处理好“我”与“他者”和“一”与“多”的辩证关系;摒弃极端个体(个人)主义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爱国统一战线以“历史合力论”为哲学基础，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就能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关键词：爱国统一战线;“历史合力论”;“主体性”原则;人类社会发展三大阶段;“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求同存异”;“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战略和策略。在百年奋斗的战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凝聚起共同奋斗的人心和力量，推动历史的前进和发展。毛泽东很早就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 “我们要学会这门科学。”[1]我国统一战线的现状大致可以概括为：地位更加重要、基础更加坚实、作用更加显著、创新更加迫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革命统一战线转变成爱国统一战线，历届党中央越来越反复强调，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工作方针。在党的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所作报告庄严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笔者认为实现这一伟大历史任务，必须进一步发挥好爱国统一战线的“法宝”功能，需要更好地学会和驾驭“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工作方针。为此，本文将对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一致性和多样性”问题在历史发展中是如何被凸显出来的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根本变化就是“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始的简单统一(同一)性，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到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来。这就是社会“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问题被凸显出来的客观根据。

迄今人类社会已经从原始的狩猎-采集社会、农业社会，一路演进到工业社会，一些国家又相继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是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寻求主体自由的社会存在;没有人的实践活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人是实践的主体，实践主体的能力又是在历史发展中生成的。哲学上所谓“主体性”指的是：人在主体与客体关系中的地位、能力、作用和性质，核心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2]532为此，马克思将人类存在的三大历史阶段分别揭示为：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中“人对人的依赖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则是“以个人全面发展为基础的自由个性”[3]。上述思想马克思在不同的时候又曾分别表述为：“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再生的社会形态”，并认为“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三大历史阶段理论，贯穿其中的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大方向大趋势是由“自然共同体”，经过“经济的社会形态”，最终向“自由联合体”发展，共产主义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未来。

在古代“原生的社会形态”里，人们生活在封闭的交往状态中，“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这种“自然共同体”中，人将自然界视为神灵虔诚地崇拜和敬畏，只存在着“人的依赖关系”，社会“多样性”表现得十分原始、低级和简单，常常还会被赋予贬义。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生产本质上是共同的生产，消费也是在封闭的共同体内部的分配，这种生产和消费的共同性都是在极其狭小的孤立的范围内实现的。德国哲学家石里克认为：“在科学思想发展的初期，在不同中发现相同被解释为发现常量，即不变量———一种其自身保持同一的东西，它一方面是一切多样性与变化的基础，另一方面却不参与这种多样性与变化。这一常量被称为实体;人们设想它以多种表现形式出现，能经受各种不同的过程而不改变其基本性质。”[4]自从工业革命以后，欧洲一些国家陆续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自然联系占优势”转向“社会因素占优势”，从“地域性”的历史转向“世界历史”。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这种社会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共产党宣言》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现代性根本的一个标志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确立，强调个人应当从一切限制人和约束人的机制和桎梏———宗教的、精神的、等级的羁绊———解脱出来，转向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这是一种历史进步，亦使得社会多样性发展和丰富起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停留于此，他们批判性地深刻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废除了等级制和宗教束缚，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使得“人民的每一成员都是人民主权的平等享有者”，然而它在消除人对人依附关系的同时，却强化了“人对物”(私有制)的依附，实现的只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只有从政治解放进展到人的解放，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人类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以上这些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一致性和多样性”呈现出来的基本逻辑。

旧中国长期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形态，从事的主要是农业生产，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变化缓慢，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依靠“三大法宝”，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国家建设走了一条充满曲折的道路。理性反思这段历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呈现出的特点就是：单一性为主，缺少多样性，社会生态同质化。这就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发展，束缚了社会的发展活力。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我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开辟出一条新的符合“世情”和“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其中重要的一条举措，就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我国进入“一致性和多样性”呈现的新局面。主要表现为：其一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明显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现今经过长期艰苦努力，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一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如马克思所说的“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其二是随着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随着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分配方式是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些都体现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其三是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通过改变职业成长起来的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成员在职业阶层之间和在地域之间的社会流动明显加快，随着传统社会身份对社会流动限制的减弱，人们的生活地域、工作单位、职业身份的变换频率随之加快;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他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的组成部分。其四是社会结构组织的显著变化。绝大多数的从业人员脱离“单位制组织”的管理，转到在“非单位制组织”就业;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不断地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各类民间社团组织快速增长。其五是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人们的发展意识、效率意识、平等意识、民主法治意识、自我权利保护和自我价值实现意识不断加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各种思想文化间相互激荡，人们受到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增多、程度明显加深，呈现的信息网络性、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

可以发现，无论从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三大社会形态规律来看，还是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来看，“世情”和“国情”的历史进程都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的“同和异”发展成为“一致性和多样性”。这种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是必然的，是客观规律性的体现。爱国统一战线的基础理论建设和根本工作方针谋划，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社会的“同一”，不能只满足于追求“纯粹”，必须跟上历史前行的步伐，以主动创新加以适应。

二、“历史合力论”为何成为“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重要哲学基础

那么“一致性和多样性”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形式是什么呢?这就是恩格斯晚年明确提出的“历史合力论”。1890年9月，他在给布洛赫的信中系统论述道：“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形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2]697这段论述的理论内涵十分深刻而丰富，代表了恩格斯晚年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完善。

其一是历史创造与人的活动。历史的创造是由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使然。毛泽东指出：“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6]恩格斯提出“历史合力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马克思逝世后唯物史观受到了来自保尔·巴尔特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的严重歪曲，他们将唯物史观曲解为“经济史观”“社会宿命论”，将人看成是历史的“玩偶”和“棋子”，完全否认人在历史创造和发展中的能动作用。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不是由“神意”或者抽象的精神力量创造和支配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历史越是向前发展就是群众队伍的日趋扩大。列宁指出：“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8]爱国统一战线，对象就是做人的工作，特别需要坚持“以人为本”，强调人对历史的主体性地位，发挥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内在要求。

其二是人的活动的目的与利益。“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里揭示了每个人参加到历史活动中的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意志”，并体现为“目的”，人的活动都具有目的指向;另一个是形成“意志”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观察历史首先被发现的是许多单个人的意志的互相冲突，历史唯心主义由此断言，这些意志就是历史创造的最终根源。“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2]248“历史合力论”追根究底揭示出，每个人的“意志”和“目的”都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形成的那样”，最终都植根于他们自身的物质利益。这种历史生成中的人的活动的“目的”与“利益”的关系，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一把钥匙。做好爱国统一战线“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工作，需要以这两方面统一为主要“抓手”：一是要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凝聚人心，使其“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2]232，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二是要重视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并推动多样化的利益表达、利益平衡、利益协调、利益共享机制建设。

其三是历史合力与历史规律。“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每个人的活动都具有主观能动性，都会选择促使事情向着自己设定的目的发展。然而，每个人又都是一种被规定的社会存在物，其活动始终会受到一定的客观历史条件(或是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所制约，所以这种活动总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历史结果“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由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历史规律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本质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既包括历时性联系，也包括共时性联系。“历史合力论”告诉我们，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关系，需要合理解决好“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不能只管“目的”(动机)，不按规律办事。

其四是“无数交错的力量”与“总的平均数”。历史的构成存在着“无数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每个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人的活动创造历史的样式，并不是某种简单、机械、无序的方式，而是构成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合力，按照客观规律创造人类历史。“总的合力”，是从许许多多单个意志的相互交错、相互矛盾中产生出来，它却不会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整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含在这个合力里的”，都会对“总的平均数”的形成起着或大或小或者性质不同的作用，都会对社会发展作出推动或阻碍、加速或延缓的独特作用。“历史合力”作为创造历史的动力，它具有客观性、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做好爱国统一战线工作，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既要强调共识，又要尊重个人和群体的特殊性，通过细致的统筹兼顾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的同心圆。

“历史合力论”是破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问题作出的精彩论述，充满着唯物辩证法，根本区别于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历史活动的最终结果，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所形成的一个整体性的合力所致。这里所言的“无数交错的力量”和“一个合力”的形成，满足了爱国统一战线“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哲学诉求。

三、如何看待从“求同存异”到“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方针的发展变化

“历史合力论”表明，历史的创造是在人们活动的“合力”作用中形成的，这种活动是由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组成的。人是历史的主体，从主体的社会构成来看，大致可以划分成个体主体、群体主体、人类主体三种基本形态，每个形态的表现又是多样和变化发展的。个体主体在实践中具有相对独立的活动，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前提;群体主体是以一定的组织形式进行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人们参与历史活动的主要形态;人类主体则是相对于自然界的人类整体，是最高的历史主体。个体主体虽然在直接形态上呈现出独立性，但本质上个体主体在任何时候都必然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群体主体是相对于个人主体的社群组织，其具体形式相当繁多，例如有氏族、部落、家庭、阶级、政党、民族、宗教、国家等等。人类主体作为区别于自然界的“类”整体，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活动方式，面临着共同问题、共同需要、共同价值。上述三种主体形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存在着个别、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便是在这种辩证法中呈现出来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其根本实践是与“历史合力论”的客观逻辑相符合的，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智慧和经验教训。马克思曾经指出，他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西欧其他一切国家正经历着的资本化运动，是有范围的，“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因此不能教条地、无限制地把它应用于东方社会。如果这样做，是一种对他的“侮辱”[9]。中国共产党将这一基本要求，从具体的“历史环境”(时代条件和民族特点)出发，选择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的路径开辟了不同于西方或苏联的新路径。这些选择都呈现出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与这种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自觉选择，从党的二大会议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开始，统一战线就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发展长期坚持的三大“法宝”之一，并且从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发展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政治形式既不同于西方国家实行的多党制或两党制，又突破了苏联长期实行的一党制模式。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也都体现出“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要求。对于我们过去的历史创造活动，今天需要站在时代的新高度，进一步从“历史合力论”的理论大视野进行诠释和升华。

我国统一战线的发展历史，始终在“变”与“不变”的结合中与时俱进，工作方针经历了从“求同存异”到“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这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创新。统一战线产生于革命年代，服务于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设面临“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总的来看，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求生存时期，社会利益主体是相对单一，生产和消费的共同性都是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很难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这时候的统一战线，它是以社会的低分化为基础的，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组织，重要工作原则就是“求同存异”。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面对世界的多极化、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民主化、文化的多样化、社会的信息化，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类紧密联系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与此同时，中国发展更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构成和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态势，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呈现出复杂性和变化性的趋势，人们的主体性和流动性得到空前的释放和发展，人民创造历史的队伍越来越扩大和积极性不断提高。随着这些新变化和新成果的全方位出现，我国都明显地呈现出“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特点。为此，党中央作出“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新概括，十分及时和重要。

比较“求同存异”与“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工作方针，它们在发挥统一战线“法宝”功能方面具有许多相同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原则性包容性;坚持尊重和照顾同盟者的利益;坚持广泛交朋友等。但是，若将这两个原则加以比较，又可以发现一些内涵上的时代区别。“求同存异”作为汉语成语，意思是指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意见;主张共同点是基本的，分歧是局部的，有时又称“求大同存小异”。我国长期处于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战胜敌人、争取胜利，采取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改变经济文化落后的情况，主要是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利益主体都比较单一，涉及的统战工作对象比较常态稳定，在这种条件范围里，区分“同”和“异”，是发挥革命统一战线政治功能所需要的，因而确立“求同存异”的工作原则。问题是“异”所指称的，往往带有某种贬义。当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到一定阶段，越过上面所处的特定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确立，社会主体就会逐渐呈现多样化的态势，社会结构呈现出复杂性和变化性的趋势，简单地将其划分为“同”和“异”两类现象，就显得过于简单化，有时显得苍白无力，落后于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千丝万缕的客观社会呈现。相反，“多样性”的指称，常常充满褒义，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比喻，象征着世界的复杂多变和生动活泼。还有，革命统一战线对待“同”的态度是“求”，对待“异”的态度虽然没有“恶异”，“存异”体现了有一定的包容性，但“存”只是把“异”“悬置”起来，而不是主动积极地解决矛盾，实现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转化。新时代的爱国统一战线提出“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工作方针，就是要求更加重视对各种交错社会矛盾的及时处置，不能简单地回避和搁置起来，防止矛盾的积累和激化。

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征程，是一部前后相继不断开拓的历史，革命统一战线已经与时俱进地发展成爱国统一战线。“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原则，它既承继了“求同存异”中的历史合理性，更是对“求同存异”的扬弃和创新，具有时代性、本原性、准确性的特征，更加符合新时代“世情”与“国情”的客观实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怎样正确将“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形成创造历史的“合力”

中国古代哲学家方以智就睿智地认识到，“一是多中之一，多是一中之多，一外无多，多外无一”。然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里，要想真正做到“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这关系到对以下问题的追问：“多样性”是否会破坏人们的“一致性”，人们在“异质性”的社会存在中是否需要“一致性”(“共同性”)的东西，如何才能构成“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的“合力”。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常常会发现两种极端的态度：一种是对“多样性”抱抵触无为态度，否认和低估多样性的作用，抽象地追求离开“多”的“一”;另一种观点则是否认和贬低“一致性”(“同”)的重要性，盲目追求脱离“一”的“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撕裂。将“历史合力论”自觉运用到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就要学会将“一致性”和“多样性”都培育并纳入社会构成的必要因素，达到二者的和谐“统一”，形成创造历史的“合力”。

现实个体是历史主体构成的细胞。个体的人所具有的参与历史的能力，并不是天生具有的，而是从后天的实践和社会规定(自然规定和社会规定)中获得，真真切切地生活在许多交错的平行四边形之中。个人参加到历史活动中，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这里存在着一个“身份认同”问题。西方学者往往将“主体性原则”加以抽象化和泛化，主张行为“个人自由”，使之更多地包含个体(个人)主义传统，造成社会的“自我”与“他人”(群体)的二元对立，产生深刻的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矛盾，导致社会危机的不断产生。唯物史观认为，“自我”不是“唯一的”，个人的身份绝对不是“原子化的个人”，现实的个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结合体。由此便产生出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这种主体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协同的关系，既保留个体的特殊性，同时也具有共同体中的普遍性，必然发生个别与整体的相互关系。“合力”之所以能够形成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共同体”，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维度：一是经济利益的需要和互补;二是社会的共存共荣期盼;三是价值观追求的普遍认同;四是生活时空的共同拥有。由于这几个维度，人们才得以“相向而行”结合成“共同体”。任何共同体的得以形成和维护，需要有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摒弃“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避免陷入两极对立的渊薮之中，切实厘清“我”与“他者”“一”与“多”的辩证关系。同时要注意到，共同体的构成永远不会是均质的，合力“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既存在斗争，也存在同一，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一般会产生三种结果：或双赢、多赢;或彼输此赢、少数人赢多数人输;或两败俱伤、皆输。爱国统一战线在这种博弈中的作用，就是选择好对各种力量“整合”的路径和要实现的目的，解决好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最大限度争取达到好的结果。一方面，要通过周到的工作来确保“合力”不受到削弱和破坏;另一方面，要通过细致的工作引导“我是谁”的身份定位。

在新的历史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立足“国情”和“世情”的结合，自觉运用“历史合力论”，善于实现“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可以致力于形成两类“共同体”：一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时代要求，其最大政治功能就是“凝心聚力”，实现把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最广泛的政治包容性的民族，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爱国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前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的团结统一;后者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指明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爱国统一战线对多样性的“整合”，需要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重视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知识分子工作，加强和改善新媒体和网络空间工作，加强海内外华侨、归侨及侨眷工作，围绕牢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越是包容多样性，越是能够做大做好社会的“同心圆”半径，增强每个人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和贡献感;使我国成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中国梦包含的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其次，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立足“世情”，爱国统一战线的国际功能，集中体现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充满着多样性，各国社会性质不同、国家大小不同、经济水平不同、文化呈现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民族结构不同，矛盾、对立、冲突甚至对抗频频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企盼相通，面对全球性的挑战也是共同的。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势必会融为命运共同体，民粹主义只是一股逆流。为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坚持合作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倡导合作共赢，坚决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切实做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类美好的未来在于破除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宗教民族、不同文化习俗之间的隔阂，建构起一个让多样性良性互动、借鉴合作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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