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器”原指用来容纳或储藏东西的器皿，可引申为人的度量、胸怀和仁德的高低，还可喻指人的技艺和才用。在《论语》中，孔子以总量言器，将人分为“小器”与“大器”，意指德性的大小之分;又以功用言器，告诫君子要“不器”，即超越具体功用的局限。这表明，孔子借“器”喻人，以“小器”“大器”“不器”说明人相应的价值追求和德性意涵。

“小器”：有才无德之人

在《论语》中，“器”首先指人的能力和专长，喻指有用之才。孔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论语·子路》)意思是，君子使人做事，是根据这个人的能力、专长等实际情况来衡量，而不拿完美的标准作要求。这里的“器”与“备”(完备、完美)相对，指的是有限性，即人的特质、特性与专长。

孔子认为，虽然有才能的人可以做出功绩，但若没有内在的仁德则为“小器”，这是孔子“器”论德性意涵的第一层含义。他说：“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管仲虽然辅佐齐桓公，建立了非常大的功业，但生活侈靡，僭越君礼，可谓既不知俭又不知礼，所以孔子认为管仲仍是“小器”。

“大器”：有才有德但德尚未至臻之人

与“小器”相对的是“大器”，孔子用“大器”比喻能行大学之道的人。“大器”指能够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这是孔子“器”论德性意涵的第二层含义。在《论语》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大器”，但与之相对应的是“瑚琏”这样的国之重器。“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据《礼记》记载，“瑚琏”是祭祀用的礼器，非常贵重且华美。这里孔子用九鼎“瑚琏”形容子贡，说明其认为子贡是治国安邦之才，是国之“大器”。据考证，子贡确实才能超群，擅长辞令、理财经商和外交。最难能可贵的是，子贡不仅才能卓越，还有仁德，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德才兼备之人。

然而，孔子只评价子贡为“大器”，未至于“不器”，原因是子贡在仁德上未至于完备。《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多次批评子贡仁德不足的例子。首先，子贡喜欢议论他人长短是非，故孔子委婉地批评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其次，孔子批评子贡不知礼、不重礼。子贡认为告朔之礼已废，用于祭祀的羊有些浪费，建议取消“羊祭”环节。孔子认为子贡不爱惜礼，“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再者，孔子认为子贡不能实行忠恕之道。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最后，孔子评论子贡精神境界不够高尚。“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子贡认为做到无谄无骄即可，但在孔子看来，无谄无骄仍在自守之中，还没有超脱贫富的限制。

总得来说，孔子既看到子贡有德有才的一面，又看到子贡仁德不足的一面，所以称他为瑚琏之器即“大器”，但还未至于“不器”。

“不器”：有才有德、德达至善之人

孔子用“不器”喻指君子，这是孔子“器”论德性意涵的第三层含义。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不器”是说君子不应该像器皿一样，只有一定的用途。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植五谷、蔬菜之事，孔子嫌其专致之事太小，批评樊迟为“小人”，言其识量之狭浅。同时，“不器”也不是提倡君子应“多知多能”。孔子明确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孔子说自己少年多能于小艺，又说君子不必多能。可见，孔子并不将技能或才艺放在首位，但并不是说君子不要具备技艺。“不器”强调的恰恰是君子既要能器，又要不器，能够超越具体功用的局限，致力于仁道的境界：“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

因此，“不器”所追求的是理想的人格和道德的完善，能觉知内在的仁德;对内“行己也恭”，修身立德，对外自然能够孝养双亲、恭敬兄长、为人谋能忠、与朋友交能信，从而将其仁德推至家、国乃至天下，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子能将人的内在善性顶立起来，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理想和价值标杆，承担着教化民众的重大使命：“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论语·卫灵公》)这已然超出具体器具所衡量的界限，所以孔子说君子贵在“不器”。

综上所述，孔子借助“器”的概念，区分“小器”“大器”“不器”三层德性意涵或道德存在境界。其中，“小器”喻指有才无德之人，“大器”喻指有才有德(但德尚未至臻)之人，“不器”喻指有才有德(德达至善)之人。同时，孔子也借“器”论阐发了学人德性修养的路径与层次。首先，孔子怕学人不成器，建议初学者要藏器于身，具备某项技能才能，如具有儒家六艺之学、治国安邦之术。其次，虽已成器，但孔子又怕学人器小，无仁爱天下的情怀，像管仲行霸道，黜仁道，格局狭小，无法将福祉推延至天下，故孔子提倡人要成大器，成为像子贡那样德才兼备的贤能之士，仁爱众人，为国家和民众谋得利益;“大器”仍有德性未尽之处，故孔子倡导学子要“不器”以成君子。如此，君子才能超群，道德隆盛完满，真正达到儒家“修己以安人”的理想道德境界。总之，“小器”“大器”“不器”都强调才能的重要性，但同时三者更强调仁德充盈、精神完满的价值追求。这可以为协调教育中德育与智育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并为德育的进阶发展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