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陈丹燕

　　主持人：在关于上海的纪录片、影像资料里，总能见到外滩的身影。外滩，是上海的一张名片，也是上海眺望世界、世界观察中国的一扇窗。接下来要演讲的陈丹燕女士，她用20年的光阴和6本书，将自己与上海、与外滩联结在一起。欢迎她演讲！

　　■我还是非常愿意成为一个上海作家，因为上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

　　我真的很高兴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交流。我大概跟很多上海人差不多，在幼年的时候跟着父母来到上海，所以我觉得我家应该算得上是一个上海移民家庭。

　　父母告诉我，来上海的时候他们在火车上教我认“上海”这两个字，那时候我才大概三四岁的样子。火车到了上海，上海火车站的霓虹灯上就写着“上海”两个字，我跟他们说“这是上海”。我妈很高兴，说孩子认识这两个字了。但是我没想到，我父母也没想到，过了二十多年，一个到上海时只认识“上海”这两个字的小孩子会在上海成为作家，终身用文字来工作。所以，我应该回报这个城市。

　　以前我想，像我这样一个人，如果我家当年去了杭州，我大概也会成为一个杭州作家；如果我家当时留在北京，我会成为一个北京作家。但是我后来很仔细地想过，我还是非常愿意成为一个上海作家，因为这个城市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它充满着冲突。如果一个作家生活在一个冲突非常剧烈的地方，会给他（她）的生活带来戏剧性，这个作家就会一直被这个戏剧性鼓舞，想要探索、想要写作。上海对我来讲就是这样一个城市。

　　刚刚主持人说我写了20年上海，的确是这样，今年是第二十年。老人讲“光阴如白驹过隙”，对我来讲真的是这样。我写第一篇上海故事的时候是1992年冬、1993年春，到现在整整20年。写第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以为只能写一篇文章，因为我是一个外地移民的孩子，不能说很了解这个城市。在2012年8月，我的第六本书写完了，名字叫《成为和平饭店》。对上海的写作，在这本书结束之后会告一段落，算起来正好20年。

　　坐在台上的这三位，其实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帮助过我，我非常感谢他们。熊先生和李教授是我经常打电话或者见到就会咨询的人。因为我不是学历史出身，更不是学上海史的。梁先生可能不知道，我在写外滩的时候，他的那本《上海道台研究》给过我很多帮助，包括中午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还在问他，有没有见过聂缉?顺な裁囱?子。我写外滩的书有3本。第一本是写外滩沿江那一排房子的；第二本是写外滩公园的，在那里写到聂缉?说墓适拢?但是始终找不到他的照片，我非常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第三本书是写和平饭店的，那时候我见到沙逊家族的很多照片。所以，想要谢谢他们，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和帮助，我一个人写20年，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上海史的资料有些似是而非，需要历史学家的帮助。

　　■充满着冲突、戏剧性和变数，但是又充满了一致的精神，这一致的精神就是上海文化的精神

　　接下来作为一个作家我很想讲的，就是我写的关于外滩的书里的一个人物。这个人是传教士颜永京，他差不多被历史所淹没。我找到他的经历，然后串了起来。像易中天讲的一个人的考古一样，费了很大的周折，最后发现有些材料是不太准确的。今天，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向大家说明外滩是一个中西文化汇通的试验场。

　　一边试着，一边做着，一边吵架，一边形成规矩，这种融合方式恰恰是上海最让我感兴趣的地方。它充满着冲突、戏剧性和变数，但是又充满了一致的精神，这一致的精神就是上海文化的精神。

　　颜永京家是从福建移民来的，他父母带他来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子。他父母在十六铺王家码头开了一家棉花店，他爸爸卖棉花。这时候美国的一位传教士在王家码头附近办了一所英文学校。颜永京的爸爸意识到，如果一个小孩子学英文的话，将来可能比较有饭吃，所以就把颜永京送到传教士办的英文学校学英文去了，他的英文学得很好。

　　颜永京16岁的时候，被传教士选中，到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教会学校建阳学院去学神学。现在这个学院还在，我到美国还去了这个学院。在学院系统里有一个优秀生的排名，颜永京好像是第一个优秀的中国毕业生，在那个名单里面现在还可以查到他的名字。当时还是清朝，清政府非常讨厌中国人学英文，特别是去美国。颜永京就好像被剥夺了中国国籍，反正不承认他是中国人了。

　　颜永京毕业后被派回中国，回到上海，正式做传教士。他在虹口建了一个教堂，当驻堂的牧师。这是一个小个子男人，我也没有找到他的照片。那时候虹口还没有公共交通工具，他经常自己驾一辆小马车去募钱，希望大家入他的教，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他那时候觉得中国人穿长衫看上去很没有朝气，觉得中国人不应该这样子。所以他自己设计了一件衣服。这件衣服是短的、立领子的，听上去非常像后来的中山装。他就鼓励大家穿这个衣服，看上去比较精神。

　　第二，他说要娶一个新式的妇女做太太。他在一所法国学校找了一个中国人，是信天主教、受了新式教育的女人。这个女人做了他的太太，她跟宋庆龄的母亲是一个学校的同学。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人呢？那时候我在写外滩公园，看到一条很短的档案：有一个星期天，虹口的教会医院里有几位年轻的华人医生想要进公园，管理人不让他们进。这几位医生回来后给工部局写了一封信，说希望进去。这几个人中间，就有颜永京。其实颜永京当时不是医生，也从来没有做过医生，他是给那里的华人医生上心理学课的。他在美国学过心理学，回来以后就在江南船厂的编译馆做翻译，“心理学”这个中文词就是他造的，他翻译教科书的时候，把这个词翻译成了中文。还有“美学”等词，也出自他翻译的美学著作。

　　颜永京的那封信我后来在工部局的董事会议记录中看见了，内容非常客气，希望工部局能够体察，华人也希望在休息日进公园，希望呼吸新鲜空气，但是公园已经不让华人进去了。后来我查到，颜永京开始在《申报》上写文章，讨论公权和私权。他认为公权力交给工部局管理，但是纳税人有平等的权利进入公共场所。

　　之后我不断地查到工部局董事会的会议讨论怎么对待这位难缠的牧师。工部局一致认为，不能让华人进去，因为当时华人男人常常衣冠不整，拉船的苦力总是进了公园就在躺椅上睡觉，苦力经常是不穿上衣的，有时候只穿一条短裤。颜永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普及在公园里面穿得体面，让华人也能进去。后来工部局就说，这样，我们发票子，你们来领票子。第一个就发给颜永京。颜永京说，我不是为自己争取门票，人生而平等，我们不能因为种族的关系让大家不平等。但是公园的守则的确是大家都应该遵守，所以我们应该让华人遵守现代公园规则，让华人逐渐进入公园。

　　他时不时又写一些信，时不时又争取一下，后来跟好几个大洋行的买办一起写信。买办们说，我们是纳税人，英租界的纳税额中，华人的税一点都不少，为什么我们同样纳税，但不可以享受现代社会的公共设施？

　　之后又查到，颜永京参加了一次禁烟大会。当时中国是一个被鸦片荼毒的大国，在伦敦要开一次全世界的禁烟大会，派谁去呢？大家一致同意派颜永京去。他在禁烟大会上发表了一个演说，这个演说得罪了工部局，因为工部局的很多外国商人都是卖鸦片起家的。后来他们说不叫鸦片了，叫“洋药”，可以继续销售，他们在里面可以得到很多利润。颜永京因此得罪了他们，不光是工部局的董事会，还有大商人，都觉得他非常难缠，但是又不能得罪他，因为你跟他说英文，他也和你说很棒的英文，你跟他理论，他也跟你好好理论。他可以用现代社会所有公众认知的价值观来跟你讨论，或者是公众认知的现代社会守则跟你讨论，要求那些外国人不可以对中国人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海非常复杂的发展面貌。它不像伦敦，先工业化，然后慢慢积累工业社会的道德，这是一个在均衡和平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公民社会。而在当时的上海很多时候是租界把一些现代公民社会的条条框框放在这里，要我们遵守。而殖民政策又是带着种族不平等的。对中国人来讲，我们的确学到了很多现代社会应该遵守的规则。一个人需要私德也需要公德，我们有私权也有公权。这些东西就是在清朝时代、在我们只有私家花园的时候，所不知道的。慢慢地，这个规则来了，大家要学习这个规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用他们学到的东西帮助中国社会建立起现代社会的规则。颜永京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你可以说这个城市历史性不够，但是你始终会被它的活力所吸引

　　再接下来，我觉得颜永京做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参与建设了圣约翰学院，他是这个学院的第一任华人院长。其中学院有一个建筑叫思颜堂，纪念的就是颜永京。

　　颜永京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家有三个男孩，他把这三个男孩在16岁以前全部送去美国上学。这三个孩子学成之后全部回到了中国，做了很多事情。有一个当了民国的总理；有一个是建立中国公共防疫系统的卫生学家，同时也建造了上海的中山医院；还有一个追随詹天佑造了中国的第一条铁路。

　　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中国开始进入脚踏车时代，最早一部华人用的脚踏车就是颜永京家的，他家的三个男孩是上海男孩中最先学会骑脚踏车的。他从伦敦开禁烟大会回来，带回一台小的电影放映机，就在虹口放电影。由此，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会移动的影像。颜永京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开放的人，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

　　他是非常民族主义的，但是他不排外。他16岁开始在美国受教育，喜欢现代化、工业化、西方的东西，但是他不媚外。在争取外滩公园开放的过程中，他起了非常持久的作用。他一会儿写一封信说能不能更多地开放公园，多给一些票让华人进去。一会儿又写一封信说，租界要保证华洋和平相处的话，工部局应该办免费的英文夜校，让更多的华人有机会学英文，工部局断然拒绝――为什么要花钱给华人学英文？后来他又写一封信说，不光要办华人免费学英文的夜校，还要鼓励在上海的西人学一点中文，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融合。

　　现在讲起来，他好像有点天真，但是他想的一点，就是希望世界大同。他希望大家能够在一起和平共处，平等地去享受现代社会带来的好处，也平等地遵守现代社会应该要遵守的所有规则。我觉得这个世界大同的愿望就是非常可爱的愿望。外滩公园1926年向华人开放，在公园开放以前颜永京就已经去世了。我去查《字林西报》，1925年到1926年有一个很大的讨论。华人写蛮漂亮的英文在来信版上面说，我们会遵守公共场所的所有规则。比如说我们不会穿背心进公园，也不会穿拖鞋进公园，不会在躺椅上睡觉，也不会带一条狗进公园，不会让我们的小孩子骑自行车进公园，我们希望能够平等地使用公园。这跟颜永京当时的想法是非常一致的。从建设公园到公园向华人开放，过了65年，上海人为这个权利，争取了65年。这里面有30多年的时间，颜永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他其实并不是要排斥什么人，只是想大家共同地来建设一个平等的社会。

　　我前面三本书写的是上海其他区域，后面三本书写的是外滩，我觉得中西文化在外滩不断碰撞。像颜永京40岁的时候，和30岁还不到的宋庆龄的父亲，他们在外滩公园门口跟印度巡捕打架。我想一个40岁的男人是不大愿意跟警察打架的，但是他们为了进公园，在门口跟警察打起来。我们今天看起来小小的材料，融汇到一个人的身上，就看到这个人这么有活力，这么有向往，有理想。他的理想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上海平等地相处。我觉得这种对平等的追求，是上海的重要精神。它非常需要开放，非常需要世界大同，这是一座商业城市，因为商业的交流、文化的交流而建立起来的世界都市。如果不是这样，那它就会慢慢消亡，就变成一个一无是处的城市。它有这个条件，就会散发无穷的活力。你可以说这个城市历史性不够，但是你始终会被它的活力所吸引。这种活力，会提供给这座城市，特别是年轻一代无穷无尽的机会。

　　■你看世博会就会发现，这小小的微缩世界里面，世界大同是所有民族的愿望

　　我们现在讲上海的城市精神，不可以以一个人为代表，因为这是一座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多元的文化，一定是各种文化放在一起，综合成一个城市的精神。我讲这个人的故事，只是想要以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为例子，这是在外滩长成的一种综合的、包容的，但是平等的上海的城市精神当中的一点。这一点我觉得对上海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最后讲一点点，上海举办世博会，我去采访。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有一天我去世博园，然后就看见前面有一些中东人，穿着蓝色的袍子，戴着中东男人的长围巾。那时候正好电视新闻里面每天都有伊拉克炸死人的消息。我看见他们拿着一杆像枪的东西，后来发现他们是一个表演团体，叫阿拉伯烟袋舞。他们一边唱，一边用那根杆跳舞，那其实是他们的长烟袋。

　　在那个时候，我差不多采访了外滩十年，我在这个滩涂的对岸，看阿拉伯人在跳舞，那时候真的很感动。我想他们的国土上还在经历战争，但在遥远的世博园，你还是会看到各个民族在和平地在展示自己的舞蹈，展示自己的文化。这是一个微缩的景观，巴基斯坦馆就在这边，可能走了一刻钟就看到美国馆、加拿大馆。我觉得你看世博会就会发现，这小小的微缩世界里面，世界大同是所有民族的愿望。大家并不是想要靠争斗来显得自己有生存的空间，而是我们自己的文化不同，因为不同，让别人关心你，对你感兴趣，然后愿意停下来听听你唱歌是什么调子。在黄浦江两岸做这些事情，在上海做这些事情，真的是非常合适。

　　我能讲的就是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