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

　　主持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想研究中国两千年的历史看西安，五百年的历史看北京，百年的历史看上海。美国一位作家说，“上海是了解近代中国的一把钥匙”。那么在这把钥匙里面，到底蕴藏着怎样独特的传统基因和文化密码呢？我们首先有请熊月之先生为我们解读，欢迎他演讲。

　　■开埠通商及其以后的那段历史，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与渗透的历史，更是上海人民在近代化、全球化道路上从自在到自觉到自为的奋斗历史

　　上海在1843年被开辟为通商口岸，到今年整整170年。所谓“通商口岸”，又称“条约口岸”，在近代有特定的含义，指的是通过履行不平等条约而对外通商贸易的口岸。上海是按照中英《南京条约》有关规定开埠通商的，当时开埠的一共有5个城市，另外4个是广州、厦门、福州与宁波，合称“五口通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按照中英《天津条约》等条约规定，我国增开汉口、九江、天津等11处通商口岸。之后，又陆续增辟。至1930年代，我国共有77个通商口岸，遍布沿海、沿江与沿边地区。通过武力强迫那些实行锁国政策的国家开埠通商，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的重要方式。通商口岸并非中国特有，日本、朝鲜也曾有过多处。因此，说到近代开埠通商，总是与战败、不平等条约联系在一起，总是与一段屈辱的历史联系在一起。

　　五口通商至今170年过去了，世界格局已经发生过多次重大变化，中国的国情、国力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早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中，我们回顾历史，理性地分析开埠通商及其以后的那段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开埠通商是中华民族进入全球化时代以后，由落伍而受辱而抗争而复兴的漫长过程中无法绕开的环节。一方面，外国军队、资本、宗教势力通过通商口岸进入中国，进行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与文化渗透。另一方面，通商口岸客观上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刺激了中国人的觉醒，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近代上海的历史表明，开埠通商及其以后的那段历史，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略与渗透的历史，也是上海人民反对侵略与渗透的历史，更是上海人民在近代化、全球化道路上从自在到自觉到自为的奋斗历史。

　　■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

　　开埠以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海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埠以前，上海只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按照人口规模，1843年上海在中国城市中排名第十二，排在上海前面的依次是北京、苏州、广州、武汉、杭州、成都、福州、西安、南京、长沙与天津。1875年，上海已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与广州。到1900年，上海城市人口超过100万，跃居全国第一。那以后，上海一直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城市。1919年，中国人口10万以上的城市有69个，前十名依次是：上海、广州、天津、北京、杭州、福州、苏州、重庆、香港与成都。这时，上海人口已有240万，比第二名广州（160万）多80万，比第三名天津（90万）多150万，超过后四名即苏州（60万）、重庆（52.5万）、香港（52.5万）、成都（50万）四个城市人口的总和。1947年，中国前五大城市人口依次是：上海人口430万，天津171万，北平167万，南京103万，重庆100万，上海人口几乎是第二、三、四名即天津、北平、南京三市人口的总和。因此，从20世纪开始，上海通常被称为中国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

　　在世界大城市序列中，上海在1934年排名第六，前五名是伦敦（820万）、纽约（693万）、东京（531万）、柏林（400万）、芝加哥（338万），那年上海人口是335万。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了芝加哥，排名第五。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习惯于称上海是国际第五或第六大城市、远东第二大城市。

　　从1843年到1949年，上海城市人口增加了二十多倍，同时期中国总人口增长20%，中国城市化率由5.1%提升到10.64%，城市人口增加一倍。换句话说，近代上海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全国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十倍以上。上海超常增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外来移民，常占总人口85％左右，外来移民来自外地与外国。国内移民来源地最多的是江苏、浙江，其次是广东、安徽、山东，再次是湖北、福建、河南、江西和湖南诸省。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兰、捷克、印度等50多个国家与地区，最多时超过15万人。

　　这样高比例、多来源的移民人口，使得上海社会主客矛盾基本不存在。本地人口很少，外来人口很多，使得本地文化对由移民带来的外地文化同化力不够，这为外地文化在上海立足、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土壤。于是，文化多元成为近代上海的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

　　■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存在文化多元现象，但多元到上海这样的程度，实在罕见

　　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存在文化多元现象，但多元到上海这样的程度，实在罕见，令人难以想象：

　　最突出的是市政管理机构多元。近代上海一市三治，就是一个城市有三个管理机构，即中国地方政府、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由此多元就派生出法律多元与各种制度多元。这里有三个司法体系、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共交通系统、三个水厂、三个发电厂。门牌号码各排各的，没有统一的规则。电压在法租界是115伏，在公共租界与华界是220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不相同。黄包车夫没有三个城区的执照，就不能顺利穿越所有城区，而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能有钱办齐三个执照，因此，乘客不得不在城区边界换车。公共交通亦各自为政。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南市县城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县城边上，然后穿过民国路（今人民路），再乘中国电车继续前行。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和印度锡克族人，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看到的是中国警察。

　　这里宗教多元，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都很兴盛。佛教寺院有上千处，道院、道房有百余所，清真寺20座，基督教教堂200多处，天主教堂400多座，东正教堂10座。

　　近代上海市面上流通的，除了金条、银圆等硬通货，还有各种各样的纸币。外国银行在上海发行的纸币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等至少18家。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神像、赵公元帅像，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真正光怪陆离，莫此为甚！

　　至于饮食服饰、戏曲曲艺之各从所好，语言之南腔北调，建筑之形形色色，已为人们所熟知，兹不赘述。

　　生活在上海的许多外国人，将上海视为自己的家园。他们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带到这里，使租界变成东方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化飞地。在全国范围里，上海租界设立得最早、面积最大、居住的外国人最多，因此，反映西方文明的许多事物都首先在上海出现，构成难计其数的近代中国第一，诸如：机器印书馆（1843）、新式旅馆（1846）、银行（1847）、跑马场（1848）、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英文报纸（1850）、教会中学（1850）、消防队（1852）、照相馆（1852）、公共运动场（1860）、邮局（1861）、中文报纸（1862）、缝纫机（1862年以前）、城市交通规则（1862）、高尔夫球场（1863）、室内菜场（1864）、汽水厂（1865）、（下转第16版）（上接第14版）煤气灯（1865）、欧式剧场（1866）、博物馆（1868）、自行车（1868）、公园（1868）、有线电报通讯（1870）、通讯社（1872）、气象台（1872）、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872）、外国魔术（1873）、画报（1875）、洒水车（1876以前）、垃圾车（1876以前）、火车（1876）、邮票（1878）、教会大学（1879）、电话（1882）、电灯（1882）、自来水（1883）、留声机（1889）、游泳池（1892）、电影（1896）、足球赛（1902）、体育馆（1909）、汽车（1901）、有轨电车（1908）、升降电梯（1908）、无线电报（1908）、电影院（1908）、无轨电车（1914）、国际运动会（1915）、无线广播电台（1923）、室内空调（1933）、手扶电梯（1936）……

　　在整个中国，上海是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各种先进事物的引进，如电灯、电话、自来水等，不但远比内陆城市早，比其他通商口岸也早得多。以上海与天津相比，上海的煤气使用早19年，电灯早6年，自来水早14年。晚清人称赞天津城市建设比较先进，便说“俨如一小沪渎”，意思是像个小上海。

　　■上海文化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张力，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这是上海文化特有活力的根源所在

　　四面八方的移民来到上海，并没有统一的机构管理他们。维系他们生活的重要纽带是同乡组织，包括会馆公所与同乡会。从晚清到民国，上海会馆公所的数量，少的时候有五六十个，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个，为各地移民安排住宿、介绍工作、排解纠纷、防病治病、购置棺材、联络乡谊，有的还提供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广大移民，依托着会馆公所这一平台，将其原籍文化搬到上海，祭祀原籍神明，遵循家乡风俗。比如徽州人供奉紫阳公朱熹，福建人供奉天后娘娘，江西人供奉许真君，山东人供奉孔夫子，山西人供奉关公，粤菜、川菜、徽菜、淮扬菜各领风骚，粤剧、锡剧、淮剧、越剧、黄梅戏各擅胜场。

　　多元文化共存，从整体上说是海纳百川、气度宽容；从每一地域文化来说，是提供了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机会和场所；从各种地域文化之间来说，是提供了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机会和场所。

　　任何大城市都是人类智慧激发与聚合的加速器，都是思想创新与文明演进的温床。在同样的空间，人口异质程度越高，文化差异越大，相互影响、启发、促进的可能性也越大。上海正是这样的城市，于是，重视学习、崇尚竞争、追求卓越成为上海人性格中的显著特点。近代上海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其外贸额在全国通常占40%左右，工业产值通常占全国60％以上，金融业占全国80％左右，新闻业、出版业占全国半壁江山以上，归国留学生大半在这里创业，其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上海移民传统曾一度中断。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进入中国改革开放前列。上海对全国的人才需求空前加大，移民的闸门又逐渐放开，先是蓝印户口，然后是按需引进。截至2012年底，上海常住人口已接近2400万，其中约800万是新时期从各地引进的。与此同时，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也日益增多。到2012年底，上海市常住外国人口共17.3万余人，占全国四分之一。

　　移民来源高度多元，给上海人性格带来一个重要特点，即对移入地与移出地的双重认同，在家里说家乡话，到街上说上海话。去外地他会觉得自己是上海人，而在上海他却自认是外地人。上海文化由此形成了自我批判的机制。很多上海人都有这种经历，他与外地人相处，假如表现得比较慷慨、大方、直率，得到对方最高的评价竟是：“你真不像个上海人！”上海人对这种总体否定、个别肯定的赞扬，也心安理得。这在人口单一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这种特殊机制，使得上海文化能够保持一种自我批判的张力，更经得起批评，更有韧性。这是上海人大气谦和的特有境界，也是上海文化特有活力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