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历史看西安，一千年历史看北京，一百年历史看上海。”近代上海在短短一百年的时间迅速崛起，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可谓是一奇迹。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有了文化就有了生命，海派文化就是上海勃勃生气和活力的源泉。 
追溯上海的文明渊源，可以发现在上古时期其文明已有相当水平。据考古资料表明，上海文化的滥觞时期始于据今5900-4900年的"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属于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崧泽文化的古遗址中，发现了捕渔的网坠，织网用的靴形器、捻线的陶纺轮以及狩猎用的剑簇、石刀、骨锥、牙刀等与渔猎有关的遗物，上古时期上海的物质文明程度据此可以略窥一斑。 1843年开埠以前・上海文化从属于中国古代的江南文化，而渊源于长江流域江浙的古吴越文化。吴越文化是一种水文化，水是流动型的，而非静态型的，海派文化传承了吴越文化的亲水性特征，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文化；其次，海派文化还继承了吴越文化的敏感和细腻，对异质文化体现出一种宽容的姿态，善于接受新鲜文化因子，形成海派文化多元性的特点；另外，大量自南而来的浙江人和自北而来的江苏人，构成上海主要的"移民"群。江浙人是古代吴越人的后裔，吴越文化大胆开放的冒险性格及雄健恢宏的拓边精神，构成了"海派"文化的开创性特征。海派画家任伯年的商业画、刘海粟率先使用人休模特、开创机关布景等等，俱是"敢为天下先"的行为。开埠后，西方文明又于此首先登陆华夏大地，上海由一个小镇迅速蜕变为全国的商业经济重心，中西大汇融的"海派"文化随之渐趋形成。 "海派"一词，是20世纪20茸代北京一些作家的创造，用于批判上海某些文人和某种文风，海派的对立面是京派，海派和京派象征着申国两种风格迎异的文化。京派是传统的正宗，海派则是叛逆的标新立异、中西结合的产物，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和民间色彩。上海的曹聚仁先生对之有一个生动点评:"京派如大家闺秀，海派则如摩登女郎。" 上海文化在外来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之间，在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呈现出开放的姿态，敢于打破成规，锐意革新，广采博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海派"文化的精髓，并体现于上海文化的方方面面。 文学上曾出现过标新立异的"鸳鸯蝴蝶派”。 
清末民初，上海文学界由一批文人自发组成了"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有:包天笑、程小青、张恨水、陈蝶仙、范烟桥、秦瘦鸥等，大多擅长写爱情故事:才子佳人"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鲁迅语)。该派作家持"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观念"，认为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不世之勋，一游戏之事也;万国来朝，一游戏之场也:号称霸王，一游戏之局也"。文学就是供人们消遣休闲的，他们以"做出一本快活杂志来，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为创作理念，祝愿人人"皆大快活，秒秒快活，分分快活，刻刻快活，时时快活，日日快活，月月快活，年年快活，永远快活"(周瘦鹃:《<快活>祝词》)。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秦瘦鸥的《秋海棠》，注意细腻的人物刻画，感染力较强，受到读者的欢迎，生发了较大的影响。其后，广为流行的还有海派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金锁记》、《多少恨》、《小艾》等文学性兼通俗性的作品。 绘画上形成开辟新画风的"海上画派"。 清末画坛，画家们大多咀嚼古人的陈山剩水，呈现出衰微败落的景象。而海上画派的画家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纵笔驰骋，一扫庸腐柔糜之习，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 赵之谦的绘画取材极为广泛，笔墨恣意奔逸，用色绚丽灿烂，但艳而不俗，在浓妆艳裹里呈现出他的艺术特色。任伯年不为陈法羁绊，敢于革新，其花鸟画"笔无常法，别出新机"，技法娴熟，灵活多变。吴昌硕在赵、任基础上，把花鸟画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进一步弘扬海派画风。在艺术教育方面，上海也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1912年，由年仅17岁的艺术教育家刘海粟创办私立美术学校一一上海图画美术院，该校又屡屡打破陈旧的世俗偏见，如1914年的"人体模特"风波、"男女同校"、"招收青楼女士张玉良"等。1919年，吴梦非、丰子皑、刘质平等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其影响也很大，自此全国掀起了创办艺术学校的高潮。商业性的绘画--月份牌美人图更是风靡一时，成为上海时鬃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 海派电影、戏剧在文化的大舞台上更是独领风骚。 
电影从欧美传入中国后，首先在上海站稳了脚跟。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这是中国的第一次电影放映。1913年，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诞生于上海，该片由张石川、郑正秋组成的新民公司拍摄。描写的是在封建婚姻制度下，一对素昧平生的少男少女被强迫配成夫妻的故事。在当时电影尚被当作赚钱和消遣的"玩艺"的时代，如此严肃的题材是极其可贵的。后来的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拍摄了数十部影片，以注重"处处惟兴趣是尚"的娱乐性和"长片正剧"的教化性为宗旨。艺术创作上，力戒欧化而试图创出一条电影民族化的道路。其教化类的影片有:《孤儿救祖记》、《苦儿难女》、《好哥哥》等;反映妇女题材的影片，如《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等，这些影片，将妇女所承受的苦难一一陈现于银幕，震人心扉，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也拍摄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爱情片、香艳片，如《空谷兰》、《可怜的闺女》、《多情的女伶》等。30年代由明星阮玲玉、胡蝶、王人美、金焰等主演的《神女》、《三个摩登女郎》、《渔光曲》、《天伦》、《马路天使》等影片，更是把中国电影推向发展高潮。一部早期的中国电影史，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是上海电影史。据1927年1月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的电影公司总数目为179家，而上海就占142家，令人不得不惊叹。 海派戏剧受西洋戏剧的影响，在传统戏剧中融入新鲜成分，形成独具特色的新剧。从1903年到20年代初，海派戏剧创作出《明末遗恨》、《秋瑾》《黑籍冤魂》等百余新剧目，根据剧情需要着古装、清装或时装、洋装等，故被称为时装新戏或时事新戏。海派京剧打破传统京剧的套路，偏于通俗明丽，注重按照剧情需要，灵活地驾驭程式，塑造出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追求舞台艺术的整体美；音乐上亦独具特色，保留了古老徽戏的吹腔、拨子、四平调等诸多腔调。说到海派京剧独特风格的形成，不能不提到京剧艺术家周信芳、盖叫天等人的名字，他们以艺术的炽热情怀，在京剧艺术的编剧、表演、舞台方面，打破传统，大胆革新，使海派京剧风格逐渐凸显，形成京剧史上鲜活的一支艺术新秀。 海派服饰自然也是海派文化不可缺少的独特一景。 
凡是欣赏过王家卫《花样年华》的观者，肯定对片中女主角苏丽珍优雅的旗袍着装印象颇深。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各式各样的新式旗袍几乎就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上海"摩登"的一个标签。20世纪20年代，上海地区服饰呈现出中西合璧后的海派特色，服装样式渐趋多样化，除了满足蔽体和保暖的基本需求之外，更符合现代审美观念，上海成为中国流行服饰的发源地。当时有一首歌谣："人人都学上海样，学来学去学不像，等到学了三分像，上海又变新花样。"这不仅反映出上海服饰文化的兴盛，也道出了上海服饰引领中国服饰潮流的史实。20年代甚至出现了美术家专门设计服饰新样式的现象。如1920年，《上海时报》增发图画周刊，美术家但杜宇逐渐发表新装图说，向大众灌输服饰美学文化。画家叶浅予在1928年10月为《良友》杂志第29期，设计了多种新式旗袍样稿。另外，红极一时的月份牌时装美女画对旗袍新样式的盛行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改良旗袍"是最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服饰，当时西洋盛行短裙，从1927年起，中国旗袍的下摆也不断上提，到1930年，旗袍下摆几乎与膝盖齐平，而且袖口叶逐渐缩短，改良后的旗袍成为上海职业女性的必备装束。旗袍是充满韵味的、经典的东方服饰，既雍容华贵又仪态万方，端庄中见俏丽；贤淑中显清高。宋庆龄一生钟爱旗袍，在各种正式场合总是身着款款大方的旗袍，即使赋闲在家也喜欢穿旗袍。 上海的建筑文化，亦体现出中西并存、中外合壁、艺术交融、风格独特，如外滩的特色建筑、豫园、石库门等。上海的音乐文化也是"土洋"相融，既有"紫竹调"、"梅花三弄"、"广东音乐"，又有欧美的交响乐、铜管乐、管弦乐；一些优雅的老歌，如歌星周旋演唱的《夜上海》、《花样年华》、《花好月圆》、《天涯歌女》等被传唱一时。就连上海的饮食文化，在"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理念下，不但荟萃了域内川、粤、京、鲁、浙、闽、淮、扬等地特色菜系，而且汇聚了浓郁欧美情调、各国风味的西餐馆、咖啡厅……总之，"海派"文化襟怀开阔，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姿态，在吸收长江流域文明的古文化的基础之上，又融入了西方文化的某些成分，成为长江文化最有特色和最重要的文化形式之一。 回溯历史，七百年前的上海，只是扬子江口所堆积而成的沙洲，一个小小的渔村，这村镇只有七八条街巷，居民不及一百户。村民以捕鱼为业，家家张着捕鱼的网，小河边上横着几十只小船，水面群鸭浮游其间。今日的上海已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面对滚滚长江千百年沉淀下来的这片土地的沧桑巨变，我们不得不感慨造化的神奇，也不得不折服中华民族文明魅力的巨大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