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邀您走进宝庆路3号，见证上海第一私人花园中的致公党往事。

　　走在宝庆路上，会遇见一段长长的竹篱围墙，竹蔑片交叉的缝隙里，透出了一个宁静的大花园，那满目的绿色中，隐约有洋房轮廓，前方大门上的门牌号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了，这条路名和这个单数连在一起就变成了一个传奇：宝庆路3号。

　　十余年前，程乃珊的一篇《上海宝庆路3号情事》（可点击链接查看），让人从文字中，得以一窥这座堪称与世隔绝的上海第一私人花园洋房。颜料大王周宗良家族的兴衰，以及四千金周韵琴与家庭教师徐兴业、外孙徐元章和他的女学生――中德混血儿黄亨义相爱的故事早已为众人熟知，但很少有人会提及宝庆路3号与致公党上海组织成立和发展的那段往事。

图片说明：宝庆路3号1947年行号图

　　上世纪50年代，致公党中央已经准备在上海建立地方组织。由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后来又发生“文化大革命”，此事搁置下来，一直到1976年10月，致公党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恢复活动，建立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事情才又被重新提出来。

　　1979年10月，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选举黄鼎臣为致公党中央主席，并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在上海、天津建立地方组织。

图片说明：黄鼎臣

　　1980年4月4日，致公党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文件中表示，为适应新的历史时期任务的需要，拟在归侨聚居和台港澳同胞、海外侨胞进出比较多的上海、天津，适当发展新成员，待条件具备时建立地方组织，“考虑先在上海建立一个小组或支部，直属本党中央领导”。7月8日，致公党中央又发函给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同样表达了“成立致公党上海市小组或支部，直属本党中央领导”的意愿。

　　有党员然后才有组织。要建立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摆在面前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发展新党员。当年有关各方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推进这项工作：

　　首先，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推荐，黄鼎臣亲自出面做上海市侨联主席董寅初（可点击链接查看）的工作，动员他加入致公党，做上海组织的领头人。

图片说明：董寅初

　　据董寅初回忆，1980年7月黄鼎臣主席亲自到上海与他会见，希望他和从福建迁沪的老华侨叶鸿宝能出来一起主持筹建工作。由于当时董寅初是民建会员，所以回复说容他考虑一下。后来致公党中央邝明秘书长来上海，也对董寅初谈了同样内容的话。这年10月，董寅初决定加入致公党。

图片说明：叶鸿宝

　　第二，叶鸿宝在他周边熟悉的归侨中开展组织发展工作。

　　叶鸿宝最早发展的两位党员是印尼归侨庄昌贵、张宝琴夫妇。庄昌贵回国后在上海虹桥医院当主治医师，爱人张宝琴在上海天平路第二小学当老师。据庄昌贵回忆，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叶鸿宝，因为两家住得很近，又都是印尼归侨，再加上是福建同乡，关系非常亲密。叶鸿宝向他们夫妇俩详细介绍了致公党的性质、宗旨、历史，还请他们阅读了《致公简讯》，介绍了致公党准备建立上海组织的情况，希望他们加入致公党，为归侨、侨眷做些工作。庄昌贵夫妇欣然同意。

　　第三，利用外省市致公党党员的社会关系发展新党员。

　　应邝明和叶鸿宝之邀，致公党福建省委秘书长林春福专程来上海协助开展组织发展工作。林春福到上海后，首先做王清泗、梅爱好的工作，然后又通过他们再发展新党员。

　　1980年12月4日，致公党上海市支部成立大会在市侨联会议室召开，董寅初当选主委。这是中国致公党恢复组织活动后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

　　支部成立后，办公地点暂设在市侨联三楼，条件比较艰苦。次年5月，致公党党员、时任卢湾区侨联主席贺得哉与夫人周容，将周氏家族私产，位于宝庆路3号的房屋，无偿提供给致公党上海市支部委员会作为办公场所，致公党上海支部从此正式建立机关，设立办公室。

　　支部非常重视组织的发展，到1983年，支部党员人数已发展到近200名，是刚建立时的20倍。1984年经致公党中央研究决定，上海市支部升格为上海市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相继增设组织处、宣传处、联络室，虽然办公条件又显局促，但大家内心充满欣喜。

　　从1981年5月起的三年多时间，宝庆路3号这座著名的私人花园，见证了致公党上海组织建立初期的不易，也陪伴它逐步壮大，筹备并建立上海市委员会，直至1985年3月搬离。可惜当年致公党机关在此办公场景的影像未能找到，难免遗憾。

　　多年以前，围绕宝庆路3号掀起了一场家族财产官司，其结局是房产易主，听起来些许悲凉。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一转变，为曾经的上海第一私人花园重门大开带来了机缘。如今，宝庆路3号华丽转身，正以新的身份――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回望这座城市无尽的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