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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海林 马俊生:统一战线“法宝”在上海熠熠生辉
来源:党史镜报 作者:沙海林 马俊生 日期:2020.09.06

光荣的城市· 统战的摇篮

统一战线“法宝”在上海熠熠生辉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统一战线因党而生、伴党而行、随党而兴、为党服务,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法宝作用,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广泛、强大、持久的力量支持。

  将统一战线喻为“法宝”,是毛泽东同志对统一战线通俗而又精准的概括。1939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郑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应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2015年5月,在首次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力气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也强调:“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坚持。”可以说,统一战线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是部分民主党派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发端之地,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光辉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一、党的二大正式提出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政治联盟,是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光辉风范。但是,我们党对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也有个过程。党在成立早期,强调保持政党的独立性,但多次工人运动挫折的事实,让我们党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毕竟十分有限,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

  1922年7月,党的二大第一次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会议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联合战线,以扫清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统一了全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战略策略思想,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推动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在党的统一战线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可以说,是我们党统一战线史的肇始和发端。

  随后,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于1924年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1925年1月,党的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并推动了以五卅运动为标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大革命高潮中,1927年3月,上海工人举行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建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虽然很快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但党的先驱们在统一战线史上所谱写的这一页将永载史册。

  二、上海是民主党派的发祥地和活动中心之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已经形成了由中国共产党、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构成的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这些民主党派有的诞生在上海,有的党派中央(总部)机关一度在上海,有的以上海为重要活动中心。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宋庆龄、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1930年8月9日,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反蒋宣传和军事活动,成为一支重要反蒋力量,后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3日,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诞生在上海的民主党派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民主运动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1936年5月31日,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在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为国统区抗日运动的一面旗帜。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逮捕救国会领袖,制造“七君子事件”后,全国各界人士十分震惊和愤慨,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活动,推动了全国抗日高潮的兴起。1945年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后来成为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14个党派单位之一,1949年12月18日,因其认为政治主张已经实现而宣布解散。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统区反内战、反独裁、要和平、求生存的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开展。1945年12月30日,抗战时期留居上海的部分文化教育出版界进步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参加上海各界爱国民主运动,并促成了上海民主力量的大联合。中国民主促进会也成为又一个诞生在上海的民主党派。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从陪都重庆迁回南京。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重要贡献。1946年4月,中国民主建国会总会从重庆迁移上海。1946年底,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名义上迁到南京,实际上张澜、黄炎培等总部领导人集中于上海,上海成为民盟政治活动中枢。1946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50多个单位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6月23日,组成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当晚在南京下关遭到国民党特务暴徒的毒打,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多人受伤。“下关惨案”震惊全国,血的事实使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不仅更加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主张,而且更加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

  1949年11月,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也将总部迁至上海,以便于开展对台工作,到1955年2月才迁回北京。

  如今,上海依然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的重镇,有民主党派市级组织8个、区级组织108个、基层组织2400多个,民主党派成员8.5万多人,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三、上海的党外代表人士备受重视、人才辈出

  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城市特征,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大量其他地方难以聚集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云集上海,先后向国家输送了很多优秀的党派领导人才和各方面的优秀党外代表人士,其中担任国家领导人的就有25位。目前,8个民主党派中有3个党派的中央主席是从上海走出去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难,把包括黄炎培在内的30多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护送至香港,转送解放区。在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大搜捕中,又全力营救张澜、罗隆基、史良等留沪民盟领导,使他们安全脱险。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担任了新中国的重要领导工作。

  早在1952年,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就说,上海的统战工作不仅上海在做,连毛主席、周总理也在做。1949年6月,为了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毛泽东、周恩来致亲笔信邀请,并派邓颖超特地来沪迎接,使其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参加了新政协会议。还有,为“红色资本家”助选也传为佳话。那是1957年1月9日下午,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市长陈毅专程回沪,赶在上海市二届一次人代会闭幕前夕到会讲话,他说:“这次匆匆赶回来,毛主席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陈毅还介绍了荣毅仁的简历、学识和品德,并说:“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实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就这样,荣毅仁顺利当选副市长,后来还担任了国家副主席。

  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历届上海市委始终保持重视培养使用党外代表人士的好传统,把党外干部队伍建设纳入全市干部队伍建设的“总盘子”,通过制定政策文件和工作规划,加强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等多种形式,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做好制度性安排。目前,全市有党外全国人大代表19名、政协委员76名,党外市级人大代表325名、政协委员521名;在市政府25个组成部门中,有4个部门的行政主官由党外人士担任。广大党外代表人士,正在全市各条战线上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

  四、统一战线在上海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功不可没

  统一战线历来是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服务的,“从来不是为了好看、为了好听,而是因为有用、有大用、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上海作为统一战线的“大户人家”,重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智力密集、联系广泛的优势,在国家和上海建设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根本问题之一。上海是民族资本最发达和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解放初有16.3万户工商企业,职工超过100万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上海的所有工商业私营企业全部接受了公私合营。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私股投资总额为24.2亿元,其中上海约为12亿元,几乎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半。上海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对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打开大门迎接外商投资,当海外对中国改革开放仍持疑观望之时,上海工商界利用与港澳台联系密切的优势,组成由市委统战部主要领导带队的上海工商界经济代表团访问香港,这是改革开放后首个访问香港的代表团,对宣传改革开放起到了释疑增信的效果,上海第一块批租土地、第一幢公寓式外销商品房、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等都是港资、侨资企业背景,进而带动了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的大量进入,进一步打开了上海对外开放的局面。

  上海有着丰富的侨务资源,上海海外联谊会、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市欧美同学会、市海外交流协会等连接海外内,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国、关注上海,感人的故事更是不胜枚举。如今,浦东开发开放已经走过30周年。美籍华人世界桥梁设计大师林同炎被称为“海外建议浦东开发第一人”,从1979年起,他十几年不遗余力地为浦东开发奔波呼吁,七次修书向上海市政府描绘浦东开发的蓝图,并郑重递交了《开发浦东——建设现代化的大上海》的可行性报告。他的建议,促进浦东开发成为中国“十五”计划重点项目,开启了浦东沧桑巨变、腾飞跨越的辉煌历程。

  上海广大统一战线成员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己任,在“一带一路”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以及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上海证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三大任务”等国家战略和重大举措方面,建实言、献良策。2012年以来,各民主党派市委、市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承接市决策咨询委等各方面重要课题800余项;党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全国及上海两会提交议案、提案5000余件,大会发言500余篇,为国家及上海的建设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经从生存性策略、战略性考量发展到制度性安排,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过去是、现在是、今后仍然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工作时曾提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包括宗教在内的某些复杂、敏感问题往往要比其他省市来得早、更受关注。”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做到党的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统一战线就要跟进到哪里,智慧和力量就要汇聚到哪里。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坚持大团结大联合,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面对统一战线内部构成和外部条件的深刻变化,创新统战工作方式方法,把上海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共同奋斗。

  (作者沙海林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上海市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马俊生系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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