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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革命后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及其实践形态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第14卷第5期 编辑:刘佳韵 日期:2021.04.07

    编者按:

    本文由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新的社会阶层研究中心主任龚少情撰写,在《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发表,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2021年第1期全文转载。

    摘要: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得到重构,统一战线由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夺取政权重建国家的使命,转向国家构建和国家发展的追求,从而凸显了革命后统一战线发展的治理价值。革命后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理念而发生作用,也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运作于现实的政治安排和组织活动之中,与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过程实现了较好的衔接和融合。统战治理成为中国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势。

    关键词 :革命后统一战线 ;国家治理 ;结构融合

    王沪宁在其1987年写的《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一文中明确提出了革命后社会的概念。所谓的“革命后社会”,乃是“指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 它包括十月革命以及第二次大战后经历过这一历史过程的诸多社会”。[1]借鉴王沪宁的观点,革命后社会中的统一战线可以称之为革命后统一战线,它是在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背景下开展的统一战线,革命后统一战线的使命和价值,是推行新时代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重要面对,应该引起足够的观照并予以深入的研究。

  • 问题的提出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中国共产党通过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路线图,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应对当前的挑战在制度供给上进行了整体性的而非分解式的顶层设计,并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承担着定义“何为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那么,作为一种法宝,统一战线在这一不断推进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又起着何种作用呢?其内在关联如何?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反过来又对统一战线自身提出了怎样的适应性变革的要求?

    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研究,主要遵循两种研究路向:词源学的路径以及功能主义研究的路径。所谓词源学的路径,也就是考察统一战线概念的起源,分析其基本的内涵,概括其一般性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将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的概念特征和基本要求进行比对,得出统一战线对于国家治理所具有的意义。所谓统一战线的功能主义研究则是学者们研究统一战线所更多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从统一战线在政治体系及其过程中所担负的角色和发挥的功能来进行论述,这种研究方法较为普遍。大体说来,统一战线功能主义的研究主要 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政治整合的角度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政治整合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功能,统一战线能 够吸纳、整合社会生活中生成的各种力量,“统一战线工作更主要的是不断将每一个要素形成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新力量整合进既有的体制之中”。[2]18有的学者指出:“我们应该更多地从国家整合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统一战线这个功能,使其直接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服务,为国家建设服务。”[3]8

    二是从政治认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在有的学者看来,政治认同是现代国家权威生成的必要前 提,任何政治体系的有效运作都离不开起码的认同基础,因而也为国家治理所必需。他们认为统一战线与政治认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统战工作的主题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问题。

统战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面向社会广大人群,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是统战工作的主要内容。统一战线负有增进政治认同的职责”。[4]

    三是从合作治理以及民主治理的角度予以考察。这主要涉及的是协商民主。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属于统一战线的范畴,体现了一种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不少学者对协商民主的治理功能进行了探讨。有的学者指出,协商民主能够促进现代国家的参与主体的培育和社会秩序的生成,较好地承接了现代国家多元主体参与互动的合作治理的要求,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具有逻辑的一致性。[5] 有的学者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治理的 实现形式,强调程序和过程,积极促进市场、社会和公民在国家治理中的合作,镌刻上了互动式治理的 特征,具有单中心治理和多中心治理的合理功能。[6]

    四是从综合功能的角度进行研究。有的学者认为统一战线具有增进共识、厚植人心、汇聚智慧和整合力量的作用,具有综合性的功能。有的专家认为统一战线能够发挥聚合多方力量、优化政策决策、拓宽政治参与、民主协商等方面的作用。[7]22

    与国内学者的研究不同的是,不少西方的学者往往从消极负面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行评述。安妮-玛丽·布莱迪(Anne-Marie Brady)认为,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更加注重发挥统一战线的“法宝”(magic weapons)作用,其目的在于对内加强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控制,对外则是削弱敌对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在他看来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笼络人心的行为,起着一种政治控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功能。[8]格里·格鲁特(Gerry Groot)认为统一战线对于中国共产党意义重大,可以防止社会精英受到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和民主理念的侵蚀,维护社会一体化的发展,从而促进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合法 性。[9]令人奇怪的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汤森,在其名著《中国政治》一书中,竟然没有提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宁非咄咄怪事?而另一个中国问题专家本杰明·史华慈的巨著《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也同样看不到统一战线的作用,这是颇为遗憾的。而对于作为统一战线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制度,西方的学者,则更是加之以简单化、情绪化的贬斥,予以否定,认为不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主流。即便是西方大名鼎鼎的政治学家亨廷顿、福山和萨托利等,也无不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与政治协商制度视为“党国体制”“威权体制”乃 至“一党制”,认为其功能就是确保一个党长期垄断执政地位,带有明显排斥的意味。这些观点无疑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①

    国内外学者对统一战线的研究对于开拓人们的视野、增进人们对相关问题多角度的探讨,无疑是有所裨益的。特别是国内学者将统一战线的研究置于功能研究的视角,强调统一战线在运作中的具体性的作用,这就将考察的视角引向了政治系统的微观活动上来,这比大而化之的词源学的研究,无疑更加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和实证研究的展开,这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必须指出,很多对统一战线进行功能研究的文章,仅仅局限于功能本身的视角,而没有将功能与结构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的 考察,因而这种对统一战线的功能主义研究就必然存在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地方。一般认为,功能主义在方法上并不完美。对其诟病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功能研究的简约主义错误。这种研究认为“社会和政治现象应当根据其结果而非原因来进行理解”,[10]84具有明显的化约主义倾向。二是功能主义的目的论错误。这种研究认为每一个制度都扮演着有价值的角色,为此就认为这种制度的存在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具有保守主义性质。三是回避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的本质。事实上相同的功能可能由不同性质的制度来承担,然而功能主义研究对此却并不予以清晰的反映。

    结构是功能的基础,不分析其结构系统,不分析功能何以形成的结构条件,只是满足于功能作用上的罗列概括,而这种功能的罗列概括又往往依据的是研究者本身的生活经验,缺乏结构体系的支撑,这是远远不够的。应当将功能与结构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首先要对作为体系的统一战线以及国家治理的体系结构进行必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两者结构上的相互支持以及功能上的契合进行阐释。其次是对统一战线所依赖的政党、国家与社会的结构关系进行分析,因为这是统一战线运作的基本的政治社会条件,脱离这种政党、国家与社会的条件关系,也就瓦解了统一战线发展的社会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真正本质也就无法得以求解了。

 

  • 革命后统一战线发展的治理价值

    统一战线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归根结底应该在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之中获得其合理性的解释。成立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奋斗中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的双重角色担当,而随着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展开,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统一战线由民族民主革命时代推翻旧政权重建国家的直接追求,转向肩负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的使命,从而凸显了革命后 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

    为何有统一战线的出现?其动力何在?有的学者认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为实现各个历 史时期的主要目标而奋斗,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所决定的”。[11]266这种观点是从党自身的性质来说明统一战线之于党的内在需求,考察的仅仅是党的内在本质,而党所处的外在环境则不在考量范围之内,这种看法并不是十分全面的。应该知道,一方面党总是一定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统一战线不是党作为政治组织的自身内部的整合,而是共产党与其他政治力量、社会团 体以及阶层阶级等等的政治联合的行为。这就意味着统一战线不仅要考虑“我者”的存在,还要考虑“他者”的状态 ;不仅要考虑“我者”的需要,还要考虑“他者”的需要 ;既要分析内在的本质,还要分析外在的关系。换言之,统一战线受着政党本质的约束,也受着政党-国家-社会关系规定性的制约,并在三者的互动中获得自己的生长动力。

    在民主革命时期,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国家居于压迫社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则生长于国家权力之外,沉淀于社会大众之中,统一战线的锋芒所向乃是中国共产党动员、团结社会各被压迫阶级的力量以及中立摇摆的社会力量,致力于夺取政权以重建国家,追求的是旧秩序的破坏和新秩序的构建。

    一般来说,现代西方政党的兴起条件有二 :一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立,这使分化的社会利益实现需要一个政党组织为其利益代表;二是大众民主和宪政的确立,这促使政党面向社会展开合法的生存竞争成为必要和可能。就此看来,西方政党首先是从利益表达和选举工具的角度而进入到社会之中的。正如萨托利所说,“政党只能是人民和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12]42这是对西方政党所承担角色的一种界定,也反映了西方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郑永年也指出:“政党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把社会的要求传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替政府落实政策,把政府的意图传达给人民。”[13]6与此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另一种情形:一是旧社会大众民主和宪政的缺失,这使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与反动的旧国家(政权)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无法通过合法途径生存发展;二是社会的自主性十分衰弱并受着国家(政权)的压制,这为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阶层和动员群众反抗反动的旧国家(政 权)提供了条件。

    因此,与西方最早的政党产生于政治体系之内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不被旧国家政权所承认,是体制外的“非法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共产党产生于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对立的工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前现代国家农耕社会之中,这就使中国共产党处在一个特殊的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之中。斯考切波对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帝国体制垮 台之后的形势有着非常透彻的把握,“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经济困难、农民穷困、社会性盗匪蜂起,地方民团、匪帮、军阀和(或)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军 队之间的暴力冲突”,[15]183并在20世纪20年代、30年代达到登峰造极、几乎不可收拾的局面。当时的国家状况是,政治一体化程度低,政治权威极度弱化,组织忠诚只是依靠上下级之间的荫庇关系得以维系,官僚组织效率低下,理性精神严重缺失,公共服务意识空白,更兼吏治腐败,贪污横行,国家以榨取为主,完全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对此易劳逸评论说 :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是这个政权本身 的性质”。[14]154诚哉斯言。就社会而言,近代工业社会转型步履艰难,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队伍都 不够发达,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乡绅统治的基层秩序,乃为彼时社会的基本结构特征。这是一种一盘散沙、自生自灭、广大群众充满无力感的社会结构。斯考切波指出,“由于社会、庇护网络,以及扩展开的半血缘关系跨越了传统中国的农民与士绅地主之间的阶级分野,乡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孤立、彼此竞争”,[15]18形成不了反对地主的团结和自治。巴林顿·摩尔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中国的村庄显然缺少凝聚力。……中国的村庄与其说是 生活和功能性的共同体,还不如说是许多农家的聚居地。”[16]166因此,它不是有机联系的共同体,充其量不过是马克思所阐述过的一袋马铃薯。

    显而易见,处在这样一个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选择,就其行动路径而言是动员乡村社会,联合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就其行动目标而言,就是推翻失去合法性的国民党政权,重建国家,为实现人民解放、民族复兴创造政治条件。

    对此,中共二大通过的决议中写道 :“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7]10这个决议被认为是“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推动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7]11建立统一战线,推翻旧的独裁政府,重建国家,这是中共在统一战线认识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在具有标志意义的1948 年“五一口号”中,毛泽东再一次明确强调了这一思想,“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7]164

    新中国的建立,使此前政党-国家-社会的结构关系得到根本性的重塑。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立即着手两大任务:一是开始国家建设,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展开国家制度建设 ;二是建构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塑造社会结构。对此,有学者指出:“在西方,新的社会基础呼唤着新的国家的产生……中国的情况正相反。1949年,中国共产党用武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生的国家政权后,就发现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社会基础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格格不入。新政权唯一可选择的就是用强制的力量摧毁和改造旧的社会结 构。”[18]142-143如果说革命时代的政党-国家-社会的结构关系有着对立-对抗性质的话,那么在革命胜利后,随着中国国家建设的推进和社会结构的重塑,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居于最高的政治地位,社会从计划经济条件下全能主义的国家控制中游离出来并得到愈益明显的自主性发展,党作为执政党不再像过去革命时期那样处于 被“围剿”被压制的地位,而是对国家和社会实施领导,是国家与社会体系中的最高政治力量。这表明,革命后这一政党-国家-社会结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此种政党-国家-社会关系之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有二:一是在社会自主性、多样性加剧的情况下如何增强社会认同和社会整合以不断巩固执政地位?二是依据党的使命和人民的意志,如何统领多样社会中国家发展的整体性目标和现代化路径?这两大问题决定革命后统一战线必须致力于社会整合与社会认同,促进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从而凸显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传统的政治意识中, 统一战线作为党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很多时候仅仅被视为党巩固和实现其领导的战略需要。其实不然。从‘党建国家’的政治方略来看,它既是党领导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国家建设的战略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与生俱来地具有双重使命:其一是增强党的力量,巩固党的领导 ;其二是凝聚各方力量,促进社会协调与国家整合”。[19] 进一步来说,所谓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就是统一战线仍然具有政治价值,但是随着国家建设被提到议程,统一战线从革命时期所致力的夺取政权以重建国家进一步发展到了致力于国家治理的追求,其作用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需要重新提升和界定。大致说来,国家制度建立之后,必有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展开。任何国家治理体系都是在既 有的国家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成功实践国家制度巩固的国家无不得益于国家治理的成功。[20]386国家尚未构建,治理从何谈起?国家治理总是在已有的国家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国家制度经由国家治理而得 以完善和巩固,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这一逻辑关系,与革命后统一战线的价值提升是完全一致的。

    新中国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在实践中得到越来越明显的体现。1979年第十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是“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统战会议。这次会议明确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奋斗。这一方针以后得到党中央的多次强调,只是文字表述上有所调整。2006 年第二十次全国统 战工作会议,首次将正确处理政党、民族、宗教、阶层和海内外同胞的关系纳入统一战线的内容,成为党的总任务和总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五大关系的强调,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已经非常明确地将统一战线与推进国家治理联系起来,将统一战线直接融合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21]556习近平的这一讲话意义非常重大,他对“人心和力量”等等的强调,进一步明确了统一战线在增强政治认同,推进国家整合中的积极作用和重大使命,从而清楚地表明了统一战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具有的治理价值。

    强调革命后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并不是要否认统一战线的政治价值。统一战线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本质和政治任务的需要,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巩固和发展的需要,是政治建设的范畴,其政治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政治价值 与治理价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并不矛盾,两者 相辅相成,不能彼此否定。看不到革命后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或者否认这种治理价值,这样的统一战线是没有生命力的,对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非常不利,对此应予理性认识和把握。

 

  • 统一战线的三种形态与国家治理的衔接融合

    如上所述,革命后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是由政党-国家-社会的结构关系所决定的。进而言之,革命后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不仅仅作为一种理念存在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之中,而且也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运作于现实的政治安排和组织活动之中,与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过程实现了较好的衔接和融合,得到了现实的结构性支撑。一般来说,一种政治结构体系及其运作过程,总是由一系列的制度、组织及其政策产品构成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的运作实践,我们认为统一战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形态。

    第一,作为制度形态的统一战线

    制度是集体行动的保证,制度化水平是组织有效运行的条件,有效治理必以有效制度为前提。统一战线的效能从长期来看取决于统一战线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梳理统一战线相关制度,可以将统一战线制度区分为统一战线总体性制度、统一战线专项制度以及统一战线关联性制度。所谓统一战线总体性制度,是指从宏观上对统一战线的制度安排,比如1990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通知》、2000 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决定》、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等。所谓统一战线专项制度,是指关于统一战线具体领域各个方面的制度性规定,比如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宗教工作的决定》、2012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2015 年《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等。所谓统一战线关联性制度,乃是指在其他政治制度建设中涉及统一战线某一个方面的内容,比如在西部开发的有关规定中涉及民族宗教工作的内容,在科技创新的有关规定中涉及知识分子统一战线工作的内容,等等。国家建设的发展过程也是制度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实践中可以看出,制度建设成为统一战线在新时期融入到国家治理中的基本结构支撑。

  • 作为组织形态的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通过做人的工作实现统战对象的大团结大联合,这一过程既是制度化的过程,也是组织化的过程,制度化致力于社会认同的规范性基础,组织化则致力于政治整合的组织性基础,制度与组织不能分开,都是统一战线结构性存在的重要体现。迪韦尔热指出:“组织的定义可以概括为基于一定物质基础(规章、设备、技术、办公室等)之上的某类集体成员的角色构成。”[22]158统一战线的 功能既要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发挥,也要通过一定组织中一系列的角色来承担,在组织认同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国家认同的基础,进一步实现社会的大团结大联合。通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出,统一战线发展的过程,也是统一战线的组织网络不断得到扩大的过程。大抵说来,统一战线的组织性存在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政治性的组织,包括民主党派、工商联等,这些组织中的部分工作人员被纳入到政府编制系列之中,或者直接成为政府体系中的一部分;另外一种是社会性的组织,包括宗教性组织、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以及新社会阶层 联谊会等,这主要是基于成员的共同利益以及大团结大联合的愿望而成立的组织。随着组织网络建设的加强,统一战线的政治吸纳功能以及政治整合功能的发挥因之有了更加扎实的组织结构支撑,在现实的统一战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作为政策形态的统一战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策性强,也是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特征。统一战线中的各种关系、各种问题,很多都要靠政策来调节。”[21]560我们看到,统一战线的发展,体现了制度与组织的发展,实际上也始终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各个统战对象的利益关系不断进行政策完善的努力,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中的政策产品和政策过程是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统战部牵头出台了很多政策,比如,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对新疆的有关政策、宗教方面的政策、私营企业主的有关政策、海外留学人员的有关政策等。这些政策,紧紧围绕国家的整体利益,又注意整合统战对象的诉求,找出最大公约数。可以说,每一个好的政策都是一次现代化的有效动员,激发了社会活力,也凝聚了人心。政策是革命后统一战线实现自身功能的重要形式。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统战本质上是以党的领导体系为核心所形成的统战体系”。[23]214所谓统战体系,无疑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是一个包括制度、组织和政策产品的有机整体。而制度、组织和政策在统战体系的运作过程中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支撑的,实践中统一战线总是以制度、组织和政策的形态来展开并发挥作用的。

    由此我们不难知道,革命后统一战线作为一种结构体系和运作过程,存在制度、组织、政策等三种形态,在国家建设和国家发展中发挥着统战治理的 功能。值得指出的是,统一战线之制度、组织和政策,并不是独立于国家治理体系之外,成为互不干涉的两张皮,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运作过程有机统一,实现了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在结构上的衔接融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从制度角度而言,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是衔接融合的。制度是统一战线的存在形态,统一战线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并不是脱离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而自己另搞一套,自成体系,与国家治理的制度体系不相联结,决不是这样的。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国家制度体系为统一战线提供依据。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承担者虽然主要在统战部,但其工作的制度化依据却存在于国家制度体系之中。其前提是要符合国家制度体系的规定性,体现国家制度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而不是相反。二是统一战线制度建设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应有内容。统一战线制度建设的内容,比如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本身就是国家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统一战线制度的创新完善也就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两者是一致的。

    从组织角度而言,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是衔接融合的。组织的价值在于,组织是任何共同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组织又是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局限性以形成整体性力量的必要手段。国家治理需要依靠有效的组织来落实,公民的诉求也只有汇聚到组 织的渠道中才能够形成更加有效的利益表达。统一战线实现自身功能价值的组织网络与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是衔接融合的,这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一是统一战线的组织领导与国家治理的组织领导是重叠的。我们经常说,统一战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就说明,党的组织体系是开展统一战线的基本组织力量,是形成强大的统战整合力的组织基础。二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也是融合在一起的。统一战线所依托的组织 网络中政治性的组织比如民主党派、工商联等等,事实上已经纳入到了我国国家治理的政治体系之中,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统一战线中的社会组织,比如宗教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等等,也承担着社会治理的功能,调整着各种社会关系,引领各种社会群体的健康发展,因而可以说统一战线组织网络的完善,事实上已融入到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的完善之中,两者的推进是一体化的统一过程。

    从政策角度来说,统一战线实现了与国家治理的衔接融合。政策供给是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统一战线的政策产品与政策过程,与国家 治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政策产品来说,统一战线融入到了国家治理之中。比如,出台非公企业方面的政策,对于统一战线,是增强非公企业主的政策认同,凝聚人心实现更好的统一战线 ;对于国家建设,又是完善经济体制,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举措。因此,这里的政策产品,既具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又具有国家治理的性质,两者是统一的。再从政策过程来说,统战成员依照一定的制度性规定,建言献策,积极参与,表达合理化诉求,成为政治输入的重要来源。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群体的意见得到表达,维护了群众的利益,也强化了党对于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政治吸纳,体现了国家治理的价值 ;另一方面,又实现了对于统战对象的大团结大联合,起到了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作用,体现了统一战线的价值,在政策过程中实现了统一战线 与国家治理的衔接融合。如此等等,可以看出,作为政策形态的统一战线实际上与国家治理是融合的、紧密地衔接的,并不是互不关联的两张皮。

    要而言之,革命后政党-国家-社会的关系的变化,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治理价值问题。革命后统一战线不仅凸显了其对于国家的治理价值,而且在实践中以制度、组织与政策等形态已经融合衔接到了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过程之中,有着结构上的支撑。这是革命后统一战线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是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其特有的优势的奥妙所在。

 

参考文献:

①参见龚少情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的双重超越及其类型学意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 年第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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